五、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制定对人才的优惠政策。人才是西北开发的主体，也是当地穆斯林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央政府要对西北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实行投资倾斜，既要帮助少数民族中的劳动力加快扫除文盲，又要有计划地培养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科技与文化人才。同时要动员东部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动建设，对在西北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工作的人才，在工资待遇上要明显从优。
六、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近年来，西北穆斯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建设取得明显成就，但和大陆其他地区相比，发展仍然缓慢。目前要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以真正解决穆斯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宁夏已决定在下一个十年中把银川建设成自治区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及经济贸易中心，同时，积极发展石嘴山、昊忠、青铜峡、中卫、固原5个城市，使其在人口、市容等方面有大的改观，现有43个小城镇，也要发展到50个，且规模都要扩大。
90年代后期是西北五省区实施十年规划及“九五”计划的重要阶段，也是西北穆斯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转折时期。虽然西北资源丰富，局部地区工农业生产基础较好，但由于受到本地区发展条件中制约因素的影响，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技术力量薄弱、交通运输不便、资金匮乏等，因而在考虑制定开发西北的战略目标时，不得不具有更强烈的针对性、适应性，如采取前面列举的六条开发措施，从而使地区经济以每年略高于大陆其他省区平均速度的势头长期持续增长，同时完善民族地区自治环境，使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实行有助于其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下获得进取。但是，上述开发措施仍属于推动西北经济社会发展与穆斯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内部条件或机制的问题，要想在本世纪末使西北的面貌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准有明显改善，还必须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创造必需的外部环境，为开发求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也可以这么说，实现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必须在一个开放的格局中，借助国际和国内先进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势能，充分吸收人类的一切先进技术、思想、文化，推动西北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穆斯林少数民族观念的更新，从而促进物质财富的创造性转化，带动穆斯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重大进步。
由于大陆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风土人情各异，因此对外开放的运行空间和启动方式可以各有区别并允许有不同选择。东南沿海地区已利用濒海优势，通过举办特区、经济开发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面向太平洋沿岸国家及台港澳地区开放，并兼顾亚非欧等其他地区。西北则可以借重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等因素，在向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的基础上，尤其突出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通过边境贸易、地方贸易和技术合作的手段，打开西部通道，渐次发展与中亚细亚各国及中近东国家的经济往来。近年来，大陆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把西北地区的上述开放倾向称为“向西开放”，也有人称之为“走西口”、“向西倾斜”、“开辟西部通道”、“东引西联”、“东进西出”等，基本意图大致相同，皆包含有对西北传统对外开放方式的补充和发展。可以认为，“向西开放”即反映出西北人民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态度，也表达了穆斯林少数民族渴望打破封闭，走向开放世界的真切愿望。英籍汉学家韩素音曾在《中国西部发展报》上发表《开发中国西部，造福于世界》（19）91年6月25日该报第1版）的专稿，称道大西北“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今天它仍使每个历史学家着迷”。她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不超过二十年，中国的西北部又会变得重要起来。历史是不会原地踏步的。中亚的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都和中国一样急切地想开发自己的国家，目前世界上存在一种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地区经济网并建立新的贸易中心的倾向。作为轻工业产品主要生产国的中国，已经与以上诸国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中国的西北部将很自然地要成为中亚各国崛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伙伴”。
毋庸置疑，实行向西开放，将使穆斯林少数民族由内陆闭塞地区一跃而处于前沿开放地带，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将获得同步发展，向世界上的先进文化靠拢，从生产、生活和精神面貌上趋向现代化。有人担忧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开放，会破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迄今为止，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人们越崇尚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穆斯林少数民族所依赖的伊斯兰文化，并非可以随意移植或替换的模块，不是僵硬凝固的古董，而是一个充满创造能力，具有吸收和代谢功能的板块。因此，西北各穆斯林少数民族将克服全盘照搬和因循守旧这两种对立倾向，在西北的本土文化中，培植出将传统精华同外来优秀因素浑然融为一体的、生气蓬勃的文化。向西开放包含了许多深刻的文化学内涵，这将使西北各穆斯林少数民放面对许多新的相近之处或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接触当今世界上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参与日益加强的市场竟争，并在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中拓展他们的视觉空间和思维空间。从总体上看，西北各穆斯林少数民族通过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开发与开放，将走向繁荣，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距也会缩小。同时，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将在当地法律和规定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参与社会发展过程，伊斯兰教教义中精神至上的思想，会同功利主义、重商主义的现代观念并行不悖，互为调整。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将不止于商品流通领域，有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专门从事出口加工业务和商品扩大生产的穆斯林企业，直接参与对外经贸活动。作为中国的一个亚文化综合体，在西北穆斯林拥有的本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伊斯兰文明的共性，这就会在西北的对外开放中，缩短西北穆斯林同中亚和中近东地区穆斯林的心理距离，推动双方经济、技术与文化的密切交流，至少，能通过发展外贸，为西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为西北穆斯林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创造有力的环境。虽然共同的心理素质、宗教感情和文化传统对于推动经济关系有着积极作用，但在经济往来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说，西北地区在寻求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关系时，应该把立足点搁在自己经济实力和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结构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基础上。若投资西北无利可图或只有微利，任何投资者必将裹足不前，这一点，已在西北地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实际中被反复证实了。
为了尽可能利用历史背景和民族宗教因素来为发展西北对外经济交往服务，为实现西北穆斯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提供可能，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充分尊重各穆斯林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信教人士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对越出宗教范围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不仅仅是予以劝止，还要查找深层原因，寻求解决根本的办法。这样才能维护西北社会的安定，保障1000多万穆斯林群众有一个较好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环境，在伊斯兰世界和各国各地区投资者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二、通过推进西北城乡体制改革，帮助穆斯林群众发展生产，尽快提高各族穆斯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他们在经济事务中显示出充分的能力和实力，从而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自己的地盘和专门渠道，逐步树立信誉，扩大经营规模，使本民族的经济取得长足进展，如在新疆维吾尔族中近几年就涌现出一位穆斯林女亿万富翁热比亚·卡德尔。她从经营小买卖起家，继之在乌鲁木齐南门地区集资盖起了一座商场，然后投入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交作，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大陆地区著名的民间企业家，也成为西北穆斯林民族，尤其是穆斯林妇女从事经济活动的楷模。
三、各级政府应鼓动西北穆斯林群众从事到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出国劳务，彻底改变旧土难舍的观念，开拓与中亚、中东地区的民间往来，同时欢迎侨居在中亚、中东国家的中国穆斯林华侨回国探亲、考察及投资兴办各类企事业。
四、在西北地区的外贸、外经、外事等部门要培养和配备一定数量的穆斯林民族干部，这样可以扩大对外影响，为开拓中亚、中东市场创造较好的对话条件，也可以较快地掌握对方心理和思维方式，便于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经济协议。
五、在西北穆斯林少数民族中适当扩大阿拉伯语教育，在青少年中培养一批通晓中东语言文化的人才，为今后的长期经济交往提供条件，也可为出国从事劳务提供高素质人员。
西北地区和台湾之间虽然距离遥远，但是由于当地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价格低廉，商品市场的发展空间相当广阔，因此近年来已吸引了一批台湾经济界人士在陕、甘、宁、青、新等五省（区）参与各项经济建设活动，兴办了独资、合资企业和旅馆饭店等第三产业。随着西北地区开发与开放以及穆斯林少数民族对民族经济与文化的需求日趋迫切，台湾经济界及科技教育界人士将在广阔的西北大地上获得更多的机会，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穆斯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作出一定的贡献。
（原文刊载于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