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真寺:有宗教就会有宗教活动场所，蒙回的清真寺历史悠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们随和罗理到达阿拉善之后，年长日久，为了共同的信仰他们开始搭建简易的帐篷为“麦斯吉德”（阿拉伯语意为“礼拜之地”）。经过不断的艰苦奋斗之后，光绪二年（18）75年），蒙古族教长满德力瓦经旗王同意，在科布儿巴格古尔本苏海（今敖龙布鲁格镇）号召募建清真寺，至今已有125年的历史。随着人口的增多，蒙回在清光绪年间兴盛。那时当“老爷”、“总管”、摔跤手的都有，社会地位比较显赫，有6户富翁，每户就有1000多只骆驼。王爷为笼络人心，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资在哈鲁乃巴格列别格太（今敖龙布鲁格苏木和平嘎查）建别格太清真寺。由蒙回比力贡担任教长，至今已有92年的历史。文革期间，该寺被强行拆毁，1986年开始重建，现占地面积为2000平方米，现任伊玛目为蒙回门克巴依尔。蒙回修建的另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为好勒堡清真寺（蒙语意为“联合”、“联韵”）。它位于阿拉善左旗巴彦木仁苏木好勒堡嘎查，现任伊麻目为61岁的蒙回乔克吉勒。
2..宗教活动:在宗教生活上蒙回与其他蒙古族截然不同。婴儿起经名时，男孩一般是《古兰经》中提及的25位先知的名字，女孩一般用阿拉伯人常用的名字，这与回族等穆斯林一样。他们都会用阿拉伯语念清真言，并且发音相当标准，这似乎与他们处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有关。他们讲究卫生，注重大小净（穆斯林关于清洁的宗教功修），大净就是用清洁的水淋浴全身，直到洁净;小净（原意为“佳美”）就是洗身体的局部，包括手、前后窍、鼻、口、脸、胳膊、脚及摸头。家家户户都备有汤瓶。无大小净时，一般不念清真言。他们的教派观念不强，认为穆斯林都以《古兰经》、“圣训”为根本，不应该抱门户之见。在请阿洪过“尔麦里”时特意要求阿洪诵读较长的《古兰经》章节。他们非常重视古尔邦节和开斋节，离清真寺远的教胞赶赴每年两次的会礼，从不变更。会礼后去公墓游坟诵经。伊历3月12日他们过圣纪节，宰牛羊，设宴聚餐，歌颂先知穆罕默德的功德。据他们说，历史上曾有虔诚的蒙古族穆斯林父子俩去麦加天房（在沙特阿拉伯）朝觐，人们至今尊称他们为图木尔则汉志伊玛目。最为奇特的是上阿勒苏坟（蒙语“公墓”之意）。他们选定每年五月中旬第一个主麻日，这一天散居各处的人不约而同的骑着马、牵着骆驼，拉着羊到离别格太清真寺60公里远的穆斯林公墓上坟。这一天是敖龙布鲁格草原上蒙古族穆斯林的一次盛大集会。每个人做完大小净后，先宰牲，宰牲者必须由率领众人礼拜的伊玛目进行。年迈花甲的老人还牵来骆驼和牛，他们相信羊有一条命，牛有七条命，骆驼也有七条命。人去世后，过随拉退桥（伊斯兰教认为架在火狱之上直通天堂的桥）时，安拉喜悦的人骑着牛、驼、羊可以顺利的进入天堂。伊玛目在坟上恭诵《古兰经》中的“雅辛章”，然后带领大家作祈祷。宰牲后大家一块分享。
他们的宗教信仰同样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文革期间，在除旧立新、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别格太清真寺被拆毁，伊玛目被批斗游街示众。谈起这段苦难的岁月，陈万海阿洪（现为别格太清真寺管委会委员）不由得流下了泪，他说:“很多人因为坚守信仰，倍受迫害，至今我的腿痛也是由于遭到毒打所致”。文革后，人们的信仰出现了滑坡和断层。老人保持着传统信仰，但年轻人大多不懂伊斯兰的真谛。平时清真寺只有几个老人，每星期五的聚礼只不过十几人而已。开斋节、古尔邦节礼拜者只有百余人，年轻人只是赶到清真寺观望罢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生活、文化、经济等各项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摩托车、吉普车已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他们很重视文化教育，为了让后代求学，受教育，牧民们去旗里租房子，老人专门陪他们读书，给孩子提供生活上的方便。经济的发展，促使他们追求信仰，弥补精神上的空虚，找回自己已失落的根，平时礼主麻（阿拉伯语，意为“聚礼”）的人多了起来。妇女们组织学习班，学习《古兰经》读法、教义教法知识。有个妇女名叫斯琴，经名宰乃白，家住敖龙布鲁格苏木，她坚守五番礼拜，封莱麦丹月的斋戒，信仰虔诚，人人称颂，已传为佳话。修建清真寺时，他们积极捐款，清真寺里办学亦受支持。
（四）人生仪礼
1.婚姻:由于信仰的约束，若与异教蒙古人通婚，必须要求对方加入伊斯兰教，从而完全接受和遵从他们的习俗。与回族通婚不受约束，但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通婚现象很少。婚嫁习俗基本上与蒙古族相同。正式定亲后男方在婚期前一天到达女方家，女方佯作闭门不纳之状，男方颂门辞递哈达，方可进屋，说明来意，赠送礼物后，男女各唱三支歌，喝喜茶，大家歌舞相庆，直至天明。翌晨，新郎叩见岳父、岳母，新娘唱《离别苦》、《辞行》等歌向父母告别。送亲的队伍绕蒙古包一圈后策马急行，新郎随后追逐，直到男方家。新娘行新房礼后，男方设整羊席款待客人。第二天早晨，女方客人即辞行告别，婚礼遂告终。与蒙古族婚礼不同的是:蒙回要请伊玛目主持婚礼，念“尼卡哈”（阿拉伯语，意为证婚词），否则认为婚姻无效或非法。婚姻一般由父母做主，但现代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加上年轻人信仰淡漠，故与汉族、蒙古族通婚者较多，不受教法约束。
2.丧葬:蒙古族的传统丧葬方式有土葬、野葬和火葬。土葬即人死后无论老年、壮年或幼童，均赤身装入白布袋里，在家放尸3至7天，诵经焚香。出灵时，尸体由窗户抬出。棺材置于墓穴中，以土埋葬。火葬较为普遍，野葬已不多见。蒙回严格遵守伊斯兰教速葬、土葬、薄葬的原则。当一个人濒危时，请伊玛目念讨白（“忏悔词”）向安拉祈求饶恕其一生的罪孽，家人提念清真言。去世后用清洁的水给尸体净身，用三丈六尺白布裹身，俗称穿“克凡”，当天或第二天埋葬。众人将尸体抬往墓地，由伊玛目带领众人举行殡礼入葬。
（五）节日礼俗
蒙回除了过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外，也过春节、元旦、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参加每年七八月间的“那达慕”大会（“那达慕”为蒙语，意为“娱乐、游戏”），参加赛马、摔跤、射箭等活动。有个叫小克拉提的蒙回青年曾获得过赛马第一名。蒙回以热情好客著称。客至，全家老少出门迎接，宾主相互问候。蒙古族问候语“塔赛音、白努”（蒙古语意为“您好”），回答“赛音，塔赛音”（“好，您好！”之意），蒙回则说:“安赛俩目阿莱库木”（阿拉伯语，意为“愿安拉的平安在你身上”），答语为“外阿莱库木赛俩目”（意为“也愿安拉的平安在你身上”）。蒙回对其亲属的称呼与蒙古族不尽相同，他们称父亲为“达大”，母亲为“妈姆”，爷爷为“楚得土”（蒙语音译），叔叔为“阿巴”，姨姨为“姨娘格”，姐姐为“阿佳”。他们待人诚实、直爽，不但与回、东乡族感情融洽，与蒙古族也亲如一家，节日里互相往来。
四、从蒙古族穆斯林的社会演变看文化涵化现象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蒙回的祖先随和罗理来到内蒙古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和信仰佛教的蒙古族开始了文化接触，也就开始了两大文化系统的涵化过程。科维茨在《涵化—文化接触的研究》（19）38年）一书中，重申了他对涵化所下的定义:“由个别分子所组成而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7）也就是说涵化指不同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的变迁，一种文化从另一种文化中获得文化元素，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
生活在蒙古文化圈中的蒙回作为一个信仰有别于该地区居民的民族，要想保持自身文化，必须主动地去适应周围的自然、人文环境，唯有如此才能使自身文化得以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并非原有意义上的简单进步，而是在与蒙古文化的接触中进行涵化的过程。两种文化互相吸收对方的某些文化特质，结合到自身的文化系统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蒙回的祖先来到阿拉善后，吸收了以蒙古族为主的民族成分，不断繁衍生息，在与蒙古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一些文化特点，吸收了蒙古文化，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接受了蒙古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艺，而且更直接的表现在生活习俗上，我们可以从吃、穿、住等方面发现。在服饰方面他们偏重于蒙古族装扮，但在妇女头饰及服装颜色上又有不同，在礼拜时他们戴白帽或缠“太斯达尔”。在饮食上，他们采用蒙古族的制作方法，仅保留了维吾尔族的一种传统食品——哈勒瓦。在居住方面，除少数人住蒙古包外，其余均居住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房屋。在婚姻礼仪方面，他们按蒙古族的婚俗程序举行婚宴。但在正式仪式上，先请伊玛目念“尼卡哈”。在语言方面，他们把蒙古语作为主要交际语言，使用蒙文，但在蒙文中又夹杂着不少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如开斋节称“尔德”，证婚词称“尼卡哈”，圣行称“逊奈”，老教称“格底木”。
他们的文化变迁一方面反映了文化涵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影响。虽然他们的民族特征逐渐消失，但作为文化精神层面的信仰却保持不变。个别人也参加喇嘛教的宗教活动，悬挂成吉思汗像，但他们只承认自己是穆斯林，不承认是喇嘛教徒。伊斯兰教在他们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及其民族意识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当地汉族人口的增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与汉文化、蒙古文化的文化涵化将呈现多元化趋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进步的趋势。
经历300多年的沧桑，蒙回在阿拉善左旗牢牢地扎下了根，他们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接受了其他文化的优秀文化因子，使自身得以保存并发展，成为蒙古族中独特的一支，在社会生活中显示着自身特有的风采。
参考文献:
（1）陈国钧：《阿拉善左旗经济状况》，载《经济汇报》，1944年。
（2）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342—343页。
（3）图布吉日嘎拉：《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之来由》，载《巴音森布尔》（蒙文），1983年第3期。
（4）嘎尔迪：《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之由来》，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5）《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6）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汇》，呼和浩特：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7）黄淑华，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原文刊载于2001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