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总体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笔阔皴长，墨润势畅，他“大斧劈皴”，画风苍润劲拔，他的《万壑松风图》，画高岭飞泉，万松深壑，墨色浓重，气势雄浑；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他的《清明上河图》以写实的手法、高超的技巧，集中概括、生动有趣地再现了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令人百看不厌，不仅是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他的《千山江里图》，融合了南北山水派的特长，既有写实又富于想象，将壮美雄浑，大气磅礴的壮丽山河描绘的栩栩如生，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堪称宋代院体画的双璧；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他的婴儿图用笔简洁细劲，构图工整明丽，极具生活气息；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亦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徽宗时期，院体画中的花鸟画盛行，画风工丽、强调形式，开成“宣和体”。宋徽宗本人也是花鸟画的第一高手，他的画生动逼真，以生漆点飞禽之睛，栩栩如生，“几欲活动”。这种画风一直延续到南宋前期。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甚多，给金朝统治区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孝宗以后的南宋时期为宋代绘画发展的第四阶段。爱国主义影响，恢复河山的情结给绘画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到了光宗、宁宗时期，山水画继李唐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画风变化，代表画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人。他们与李唐被称为“南宋四家“。他们重视章法的剪裁，巧妙地利用画面大片空白突出鲜明的形象，画面效果含蓄凝练，简洁而富有诗意，具有优美的意境，简率而富有表现力的大斧劈皴则显示了笔墨技巧的提高。马远偏好“一角”之景，人称“马一角”。主要作品有《踏歌图》和《梅石溪凫图》。而夏圭绘画时常取“半边”之景，被称为“夏半边”，主要作品有《江山佳胜图》、《溪山清远图》，从马远和夏圭的构图，我们可以看到宋室偏安局面对绘画的潜左影响。历史故事画及风俗画在整个南宋时期都比较发展，其原因自然与宋金的对峙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李画山水画见长的李唐和刘松年，也都有历史画的佳作传世。刘松年的《中兴四将》，画的就是宋初岳飞、刘光世、韩世宗、张浚四位著名的抗金英雄，揭出人们对“中兴”的企盼。李唐在《采微图》中更是通过画来歌颂伯夷、叔齐的气节，并在《晋文公复国图》中表彰晋文公立志复国的精神，寓意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绘因战乱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绘画非常流行，如《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像当时民间的讲史一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除此题材外，此时出现的李嵩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画家，他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服田图》、《四迷图》、《观潮图》等，作品大都含有深刻的意义。而他的《货郎图》更是以百姓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传神地写照出深重的生活情趣，反映出人物画的新走向。
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的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在绘画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宋代的书法艺术也大放异彩。宋初，就设立了翰林书艺局，并在淳化三年，太宗命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编为《淳化阁帖》，并进行推广，形成了贴学的昌盛。对行书的发展和尚意书风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快步发展到宋代，一反唐代的平整森严，讲究书家的散怀舒意，标准优美抒情的书风，强调书法的风神天姿。书法成为人们寄情达意的形态艺术，书家的精神风韵与文化情趣在其中得到绝好的抒发。一提及宋代书法，素有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说法，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苏轼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确立了宋代的尚意书风。提出了“我书意造”的口号，指出人品生于书品，书法体现了书写者的学识并传达出个人的情趣。在书法中要达到创新必须做到“无法、无意”，即“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无意于佳，妙手天成。苏轼的书法风格，用笔丰腴跌宕，常能自创新意，得天真烂漫之趣，时凝练端庄，或豪放不羁，或风神蕭散。他的行楷书内紧外疏，险劲多变。黄庭坚的书法风格，用笔纵横拗崛，自成一家，尽厅藏郁拔之能，时气势磅礴，或意趣自然，也姿态多变。擅长行、草，他的作品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逸峻美。米芾的书法风格，用笔俊迈豪放，提倡天真率意，直沉着痛快之路，时癫狂不俗，或风流倜傥，也清旷恬淡。他的篆、楷、行、草各体俱工，行书为世人所推重。 他的书风是跌宕多姿，隽逸疏放。他们三位书风各成一格，被后人推崇备至，列于宋四家之中，向无异议。关于“蔡”是指蔡京还是蔡襄，历来就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四家中的蔡应指的是蔡襄。《宋史.蔡襄传》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可见书法得到社会的重视及文豪们的赞赏，甚至“为当时第一”，那么将蔡京列为“宋四家”之中是当之无愧的。
但一些学者认为“蔡”指的是蔡京，因蔡京名声太坏，而用蔡襄来充数。因为按照“苏、黄、米、蔡”的方式排序，蔡京比前三人晚，排在最后顺理成章，而蔡襄在英宗朝已经去世，米芾则活动在徽宗朝，蔡襄排在最后显然不合排序的规则。另外，从书风来看，蔡襄的书风与前四位生活费甚远，而蔡京的书风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显然与前三家是一脉相承的。看来，“蔡襄说”颇有道理，“蔡京说”也非无稽之谈。而从蔡京是个大奸臣，做了如此多的祸国殃民之事，人们的情感自然要倾向于蔡襄。不过，无论“蔡”指的是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宋代两院书画的繁荣创造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巅峰，对随后元、明、清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六节 “中国的福尔摩斯”宋慈
提及宋慈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提及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里面那位铁面无私、断案如神的宋提刑，你一定会印象深刻。随着《大宋提刑官》的热播，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法医鼻祖。剧中的宋慈俨然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任何蛛丝马迹都难逃这位神探的法眼。宋慈在历史上的真面目到底如何呢？与电视剧中塑造的形式是否一致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回南宋，去重新了解这位神秘的“福尔摩斯”。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南宋建阳县童游里（今童游南山下）人。北宋时，他的高祖世卿从浙江建德县来任建阳丞而家居建阳。父宋巩是宋朝著名刑狱推官，家境小康。宋慈从小就聪明过人，自幼受到其父的熏陶，善于观察和推理。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朱熹的高弟吴稚，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李方子等名人指教。宋慈少年时接受的是程朱理学的教育，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秩序和法则的代表；“理”是整个世界的依据，末有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天塌地陷后它仍然存在，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便宋慈从小就重视实践，力求真知。在他的著作《洗冤集录》的开篇就写到“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意思就是说：刑罚中最重的莫过于斩首，叛处罪犯斩首的依据就是案情，而判断案情轻重则主要依赖的就是检验。通过检验，可以看到犯人是否有冤屈，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
宋慈这些基本思想内涵，却与他所受的理学教育背道而驰，它们属于唯物主义思想。从小就接受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的宋慈，按照常情，这样的人一定具有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工作中他一点也没有非礼勿视的儒家礼法，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 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宋慈还制定了一整套验尸条文，例如规定检官要亲临现场，及时检验，分析死因，不得因尸体腐烂而避而远之。朱程理学熏陶下的儒家弟子，却不蹈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现了令人诧异的辩证思维。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呢，在宋慈身上又留给我们一个难解历史之谜。
南宋开禧元年（1205），他进京入太学，深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遂拜其为师。期间，真德秀传授给了宋慈很多知识。嘉定十年（1217）宋慈中乙科进士，授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县尉，遇父病未赴任。宝庆二年（1226年）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当时宋慈已经迈入40岁门槛，才开始真正步入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