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现代的文学中充斥着希腊神话和《圣经》的典故，不知道这些典故，有时简直就看不懂某些作品。17世纪的大诗人约翰·弥尔顿借用希伯来神话素材写了史诗《失乐园》，又用希伯来传说中参孙的故事写了悲剧诗《斗士参孙》。英国作家班扬借用《圣经》的语言和隐喻写成了《天路历程》。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用《圣经》题材写了《以斯帖记》和《亚他利雅记》这两部高雅的悲剧。18世纪大诗人歌德写《浮士德》时，借用了《约伯记》的部分情节和章法，写神学博士浮士德在翻译《圣经》时把“太初有道”译成“太初有为”，表现了日耳曼民族的实干精神。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喜好希伯来的故事到了崇拜的程度，说其中约瑟的故事是近代作家写不出来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基督教的道德观。欧美的作家和诗人，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从小熟读《圣经》，连无神论者雪莱也是如此。
像以上以圣经文学为楷模、为素材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是简略地讲讲。
下面介绍一下《圣经》文学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唐代的景教就是经由拜占庭传来的基督教。景教是拜占庭东正教的一宗——聂斯托里宗。他们努力学习汉文，翻译景教经典几十部。其中最好的译本是教父景净的泽作，流畅可诵。景净精通华语，喜和道教学者结交，既运用道教的语汇，又把景教思想融入道教。
宋代开封的犹太人带来了希伯来的《圣经》，其建筑的会堂依照中国文庙的建筑方式，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会堂不同。他们不作译经工作，但用《摩西五经》来比较儒家五经，说两者的思想完全一致。他们珍藏了《摩西五经》，却勤读儒家经书、参加科举考试、做中国的官、改姓中国的姓、和中国人联娴，完全同化于中国。同化的作用是双向的。
明末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传来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数学、农学、水利、天文等新科学和新绘画、音乐等艺术，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
清代后期马理逊等新教学者的译经工作，动员近百名中外文人，历时百年，出版了各种版本的中译《圣经》。被公认为标准译本的“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出版，销数以百万计，对我国新文学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是我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著作中最为准确、审慎的译本。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这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马太福音》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想是这样的：在进一步研究世界文学、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时，《圣经》是必读书。没有它或不知道它，就根本读不懂世界文学遗产。
《圣经》中译本不仅在提倡白话文上起了先锋作用，在试行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工作中也起到了先锋作用。曾有过中国各种方言的《圣经》译本，如上海语译本早在1848年就有米怜译的《马太福音》，1870年又有《新约全书》上海语本出版，到了1908年，《新旧约全书》的上海语译本也出版了。
《圣经》中文译本对我国文化或文学的影响，开始于太平天国（天国的领袖是广东落第秀才洪秀全，他熟读《圣经》，并自比是天父的儿子，其国号也就是他想建立耶和华的天国），它使太平天国的政体、制度、思想和文学都面目一新。他们的公文、告示都用白话文写，还禁止读孔孟的书，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势力。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是郭大立（Gutzlaff）所订正的《新约》，当时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但以后他们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了修改。《旧约》也采用了郭译本的几个部分，以后也有所删改。可她太平天国要的不是全盘搬来，而是创制有他们的特色的宗教。
对于晚清的“诗界革命”运动，《新约》也有过一定影响。谭嗣同的诗句“三言不识乃鸡鸣，不共龙蛙争寸土”、夏穗卿的诗句“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典就出于“福音书”和约翰《启示录》。诚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说：“《新约》字面，络绎笔端”。当时诗歌的旗手黄遵宪在青年时代还自命为“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基督徒，他说“耶稣也是革命者”。更为有趣的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必须改信基督教，我们才能结婚。否则我们就反对这门亲事。
另一种现象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学名著被翻译过来的逐渐多了，翻译水平也很快提高了，名著如《神曲》、各种莎剧、《失乐园》、《复乐园》、《浮士德》、《天路历程》、《悲渗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罪与罚》、《十二个》等等都翻译过来了。
20世纪40年代，宋美龄将考门夫人著述的有关《圣经》的散文《荒漠甘泉》引进上海。此时，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水平提高了，对于外国作品的分析更加深入了，对圣经文学的接触也随之频繁起来。我国现代的诗人、作家虽对宗教不曾深入幽微，但在笔下却常常出现犹太教一基督教的用语和典故如伊甸、乐园、禁果、撒旦、天使、十字架、洗礼、最后的晚餐、忏悔、卖友的犹大等等。
圣经文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那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文化渲染与感召力，仍方兴未艾，她那接近我国中庸文化思想及其精粹的指向，将会使今后的作家和大众走向富有良知与富于理性的思辨。
5．母性的精神，人文的气度
如前所述，《圣经》中多有发愤之作。其中主要传记人物如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耶稣等人，都历尽艰难，但在耶和华的引领下，皆能自强不息，被誉为侠肝义胆之人。《圣经》文学充满着人文主义的思想，不过，这种人文思想是渐进式的。如：
①该隐仅因嫉妒亚伯，便将他杀死。
②雅各的父亲以撒喜欢他的兄长以扫，雅各虽然不满，但他用计买长子的身份，后来又用计骗取父亲的临终遗嘱，以扫虽恨得要杀他，但始终隐忍不发。雅各最后知趣地离开家，甘愿到母舅家去打工度日。
③约瑟很受父亲雅各疼爱，但兄弟们并不因此就嫉妒他，他们嫉妒他是因为约瑟说他做梦想见哥哥犹大他们都向他下拜，好像约瑟是他们的王。约瑟这个人心地单纯、性格外向，他存不住心里话，后来又把第二次做梦的情形告诉大家：“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这回连他父亲都责备他：“你做的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都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从此更加嫉妒他，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之后，约瑟奉命去看望哥哥们平安不平安，谁知，他们竞想杀他，但终究不杀死他，而是把他卖给米甸商人，米甸商人又把他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殊不料因祸得福，他终于因为会圆梦而当了宰相。当他的兄长们因饥荒来埃及买粮时，他却心怀恻隐之心，不但不报复，反而善待他们，并把年迈的父亲和哥哥们的家眷全都接到埃及来。
④正像土著人往往歧视外来人口一样，埃及当时也是如此。《出埃及记》说：“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工上严严地待他们。”并且，不让他们多生。“法老吩咐他的民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女孩，你们都要存留她的性命。’”
然而，极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法老的公主奇娅救了一个以色列利未家的弃婴，这个弃婴就是日后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奇娅公主是分明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但她都要收养他，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这里，似乎有必要录下这个极具人文色彩的故事：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千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钱。”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这位救摩西的奇娅公主墓于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据日本《历史与人物》杂志载：
在距开罗南30公里的萨卡拉沙漠地带，发现了古埃及新王国19王朝的一位公主——奇娅王妃的墓。奇娅王妃是传说中古埃及最大的王国即同一王朝的第三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前1292—前1225）的妹妹。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她就是把犹太教的先知摩西从苇筐中救起后又抚养下来的那位公主。这种说法成了埃及考古学界的话题。
墓地现场距古王国首都盂菲斯很近，这里曾是古王国时著名的内克罗波里斯（死者之城），至今仍有一些古王国的遗迹留存，是个游览胜地。英国发掘调查队、队长杰弗里·马丁博士（伦敦大学古埃及学教授）自1975年开始发掘了19王朝初期的荷列姆黑布元帅的坟墓。紧接着从今年一月底开始，他们又考察该墓以北的地方，结果发现了奇娅公主墓。此墓东西长24米，南北宽11米。两端配有一个高5米、底部每个边长4米的小型金字塔。
墓壁上雕刻着两个少女和端坐在王座上的奇娅公主夫妻像，还有向冥府航行的载有马匹的芦苇船以及诸神的行列，浮雕精美，色彩鲜艳。但距墓底一点五米以上的浮雕，已遭破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据《出埃及记》记载，先知摩西一降生，就被装进苇筐抛弃在尼罗河里，后得到一个公主的救助，当作王族抚养下来。开罗一家有权威的报纸《金字塔报》的编委，埃及学专家卡马尔·马拉哈指出：“摩西的救命恩人很有可能就是奇娅公主。”
从奇娅公主墓的发现来看，摩西不是一个虚构人物，在希伯来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但作为圣经文学来看待，这是纪实文学的表现，相当于司马迁《史记》中对周王朝世家、孔子世家等的记叙，都具有较浓厚的文学色彩。所不同的是，《圣经》中人物，自始至终有一条人文（人道）精神的脉络贯穿着。比如后期的耶稣，他是属于弱势群体一员，但也属于特殊阶层中的游士精英，他和孔子一样，虽“吾少也贱”，但矢志不移，所不同的是耶稣在理想未达到之前，就主张宽恕却不隐忍。他劝人们：“如有人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打。”耶稣的出现，其存在价值已超过了旧的《创世记》中的伊甸园，这正是他与摩西有抵牾之处的原因。而且，耶稣的走向并开辟了新世纪中的伊甸园，这就是《旧约》与《新约》的异同之处，也是基督教文学与希伯来文学的异吲之处。
但耶稣的生死及其复活，都是秉承着来自希伯来的人文气度。圣经文学因为有了约瑟、摩西、耶稣、玛利亚乃至奇娅公主，就更加彰显出一种母性精神，仍然沿着这一文学的序曲，不断地积淀成一座久远的丰碑。
圣经文学的任务似乎总是要感化民众。全书借助神的灵性运行，并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而奋起应战，去争取胜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池田大佐在《展望2l世纪》的对话录中说：“文学对人类本性的这种力量决不应失去希望，而应该坚决和人生的各种罪恶与困难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然而，在圣经文学里，像这样的斗争却是巧妙中富有隐忍与厚待的，只是在当着隐忍与厚待幻灭之后才转为战斗。因此，它在之后的西方的博爱精神氛围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文学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