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
———宋朝司马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李邈诸葛亮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但他所凭借的西蜀，在当时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而他所成就的规模比起曹操来要小得多。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却被后人魔化了。这是不公平的。”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多此一举
三国鼎立，战火连天，统一的东汉分崩离析，无辜百姓被卷入争夺利益的漩涡。乱世之中，诸葛亮“挺身而出”，以恢复汉室为目标，以辅佐刘备为己任，投入到这场利益争夺战之中。诸葛亮能有恢复汉室的能力吗？面对战乱的天下，他有出山的必要吗？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一生追随孔孟之道的文人始终没有满意答案，孔子告诉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既然圣人都说了读书就是为了做官，那就去做官好了，可是官场险恶，孔老父子告诉的君子之道在这里又行不同，那还是不做官好了，可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吗？围绕着出仕还是归隐，这个矛盾成为中国文人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结。
诸葛亮，虽然是学术很杂，但是毕竟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同样也有这样的烦恼，不过他作出的抉择却很快，毅然决定辅佐刘备，出山立功。他的选择是对的吗？他有出山的必要吗？
中国古代文人，没有一个处理好出仕与入世关系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一直被推崇。可他也是因为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才退而求其次。“竹林七贤”的古怪做法，名义上是不想与世上俗人打交道，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视线内，别人想不知道都难。他们不想出山吗？如果说不想那一定是假的，既然想，为什么不出山呢？恐怕答案只有一种最合理，就是他们看到当时的社会气候不适应他们。暂时条件下，他们没有出山的必要。
孔子是反对隐居不仕的。因此他就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仁政”思想，途径坎坷与磨难。但各国国君都不采用他的意见，所以有“道之不行”之叹。错误不在思想上，而在人身上。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文学艺术百家争鸣时期，也是战争纷繁时代，各个国家对武工有着狂热的嗜好，孔老夫子此时出售自己思想，无疑于对牛弹琴。
《论语》中就记载了隐士对孔子出山的讥讽：楚国有一个狂人，是个赶车的，从孔子车前走过，高声唱道：“凤凰啊凤凰！前途缘何迷茫？过去的已无办法，将来还可以希望！算了吧，算了吧，当今的官员都是一个样！”孔子赶忙下车，想和他谈话。楚国狂人赶快走开了。孔子没能如愿。
还有一个说：长沮和桀溺正在田里耕地，孔子刚好经过。让子路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那位手执缰绳的是谁？”子路说：“姓孔名丘。”“是鲁国那个孔丘吗？”“是。”“那他怎么不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于是问桀溺，桀溺问：“你是谁？”“我是仲由。”“鲁国孔丘的弟子吗？”“是的。”“违法乱纪的，比四只腿的蛤蟆都多，谁能去改变？你们是想跟从躲避坏人的人，还是想跟从躲避坏世道的人？”埋头不再说话，只顾做活。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满面怅然：“鸟兽不能和它们在一起生活，除了这些人我们还能跟从谁？倘若河晏海清，我还坚持要改变么？”
孔子背负如此思想，周转于列国之间，说他是逆天而行，有些夸大，归结为不识时务应该有点靠谱吧！真正能够看破出仕之路的可能只有严子陵一人做得最好了。
据《后汉书》记载：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博学多才，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至光武即位（公元25年），严光改名换姓，隐居不出。光武帝思其贤，慕其才，命画工绘像，令人各处寻访。后有人奏报，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光武帝知是严光，乃备车造使、往返三次召请，严光才到洛阳见帝。光武帝闻严光已到，特命就舍北军。妥给床纁，使太官朝夕进膳并亲往其舍访严光，面授严子陵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就。
光武帝问他，何故不肯相助治理国家，严光笑笑说：“从前唐尧是有道贤君，想请巢父帮他治理国家，巢父听说要他做官，认为耳朵都脏了，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岂能相迫。”告别光武帝，仍回富春山隐居，耕田垂钓，终生不仕，年过80而逝。后人为追慕其贤，称此处为严子陵钓台。
诸葛亮出山前他的朋友崔州平就认为他此时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力强为之，也是枉然。”
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时，曹操已经平定中原，唯独长江以南地区尚被孙氏家族控制着。其他地方的领导者全无能力与曹、孙两家抗衡，如说是曹操或是孙权有统一天下的能力，也不是不可能。
东汉末年，由于统治者荒淫无道，老百姓的生活本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黄巾军起义一来，诸侯争权夺地，战乱频繁，人们生活更加苦不堪言，曹操曾经写一首诗歌，描述当时社会一个真实写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简直是惨不忍睹。百姓生活濒临死亡边缘。他们对统一的社会梦寐以求，朝夕相盼。至于由谁来掌握政权则是无关紧要。
不管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孙权独守一方，其实汉朝天下已经名存实亡。刘备打出汉氏宗亲的旗号也只不过是为了收买人心。为恢复汉朝而起兵，为恢复刘氏王朝而打仗，说白了还不是刘备为了一己私利。恰如《鹿鼎记》中韦小宝说的一样：“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为了拿回无数的银子和女人，反不反清只是脱了裤子放屁。行了，大家聪明人，说实话就行了。”
曹操平定了北方，继续南下，大有一举吞并孙家天下之势。此时的刘备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了捞到战争好处，积极投身这场战争中，平白无故地加大了战争波及范围。置黎民百姓死活于不顾。无形中也推迟了统一天下局势的形成时间。
可是历史的车轮是停不下的，诸葛亮辅佐的刘备集团，始终是在弱势中发展，尽管是称为帝王，根据其势力判断，也只不过是一个据守一方的诸侯耳。等到这中弱势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个集团也就会被强盛者所取代。
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动乱的社会百姓遭殃，统一的趋势无力可挡。诸葛亮想做管仲、乐毅之徒，图费心神。实在是没有出山的必要。
逆天而行
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每个国家、每个集团、每个个体最普通、最平凡的愿望。国家要统一，不要分裂；家庭要团聚，不要离散。历史的车轮始终不停地向前运转，它把分裂地统一，把离散地团聚，这是一个无法人力改变的规律。诸葛亮恰恰在历史的规律将要把分裂的东汉统一时“闪亮登场”，宋朝司马光曾说过：“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他是不是逆天而行呢？他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在《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被人忽视的情节：在刘备寻访诸葛亮时，遇到了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了下面一段话：“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力强为之，也是枉然。”劝他不要请诸葛亮出山。
虽然崔州平说得不够准确和科学，属于一种辩证的朴素历史观，但也有些道理。可以看出，崔州平是一个看问题非常客观、清醒的人，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当时正是由治世进入乱世，汉室气数已衰，民心已散乱，在野心家层出不穷的乱世中，如果刘备想凭借诸葛亮一人之力挽汉室地倾颓，行补天之道，未免太艰难了，如果硬要去做，那也是“徒费心力”，与历史规律对着干，必然也会受到历史规律地惩罚。
然而，刘备把诸葛亮看成神一样，再加上诸葛亮自己不把“天道”放在眼里，对客观条件的限制比较蔑视，总认为“人谋”可以胜过“天时”，强行用兵，强行用计，就像是大跃进时喊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想要完成统一大业，以魏国之强，都是艰险之事，尚以蜀国之弱，谈何容易！宋朝司马光曾这样评论诸葛亮：“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地发展。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推动社会地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地发展。在诸葛亮隆中高卧的这几年时间里，天下大势发生了剧烈地变化，东汉政权在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的冲击后摇摇欲坠，各路英雄豪杰便在这乱世之中纷纷而起。
以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来看，曹操自“携天子以令诸侯”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最重要的是他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牲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成为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积极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和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全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此外曹操还有大片地盘作后盾。
东汉分十三州：冀、幽、青、并、司、兖、豫、徐、交、扬、荆、益、凉，后又分出雍州，三国时蜀汉占据益州，东吴占据扬州、交州、荆州（偷袭关羽，从蜀汉手中夺得），其余九州均为曹魏占据，其中，荆、扬长江北部亦属魏。东汉十三州中的大部分尽被曹操所占据，谋臣如云战将如雨的曹操，势如猛虎。
由此看来，在赤壁之战前，曹操已经占据了最重要的“天时”，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北方地广物博，兵强粮足，对南方已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南方的孙权处于相对弱势。面对曹操的强大攻势，既不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又不愿“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眼看着就要被曹操所吞并，国家面临着即将统一的历史形势。谁知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于心不甘的刘备在走投无路时请出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当然更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抱负，他舌战群儒，详细分析并预测了联刘抗曹的必胜结果，并劝孙权“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于是，孙权才与鲁肃、周瑜商讨再三，决定联刘抗曹，孙刘联盟才开始建立。
当孙刘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后，在曹操和孙权对峙的两分天下中又分得了一杯羹，使得中国统一的进程遭到了严重阻滞，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之战之后，暂时三分天下的均衡状态形成。在这场战争中，发动统一战争的北方遭到了失败，顽固抗拒统一的南方割据势力取得了胜利。这种分裂的局面，又造成了此后连年的征战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老百姓苦不堪言。
另外，从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来看，这种三分局面的形成，虽然相对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乱局是一种历史地进步，但是，相对于秦汉统一，甚至吴魏南北对峙的局面而言，三国鼎立就是一种历史地倒退。并且，诸葛亮以兴汉为口号协助刘备争霸天下，就与历史进程相背离，这也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这种“先三分后一统”的计划，其实就是为了彰显个人的才智和功业、为了个人能够名传千秋，抑或是报一己之恩，在国家即将结束战乱，面临统一大好形势的时候，先破坏它的统一趋势，再发动不断的战乱和更多的流血来创造统一，希望能够插上野鸡毛，号令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径。
众所周知，越早结束战争，才能使人民越早脱离贫穷和战乱的苦海。廖伦焰在《先三分后一统的反人民性》一文中说到：“‘先三分后一统’是在把中华民族往苦海的深渊里推，诸葛亮和历史上许多人一样，不是我要顺应历史干什么，而是我要历史按照我的意图怎么着，一切以我为核心，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表现。诸葛亮才是名副其实的为了个人目的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他对于‘先三分后一统’，国家会增加多少内战是非常清楚的，分了之后能不能一统心里也是没数的……”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在于，一边用“联合”稳住地头蛇孙家，打着“讨贼”的统一战争旗号，而“美其名曰”的“统一战”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反统一的战争；在另一方面，又大骂强龙曹操是“汉贼”，让强大的对手在道德上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同时又以正统的地位自居，为自己树立良好的正面形象，从而在民间煽动对曹操的仇恨，博取天下人的同情和帮助，正好解决了人才和兵源的需求问题。由此看来，不可不谓是绝妙的计策。史实证明，赤壁之战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胜利者孙氏家族，而是趁机喘气和趁火打劫的刘备、诸葛亮靠在战争中投机并且发家的利益集团。
“伐魏”，在当时和现在，都可以有数不清的理由，但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因为当时的曹魏，一不是暴君统治，二不是恶棍政权，而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力量；而诸葛亮发动的战争其出师之名是“匡扶汉室”，打着“忠君”的旗号做着荼毒生灵、鱼肉百姓的祸事，然而，“匡扶”的真正目的何在呢？无非是为了自己权力版图的扩大、淫乱享乐的升级。更可悲的是，被他们祸害过的百姓，还在世世代代崇敬和爱戴着他们。谁都不愿否认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却又是十分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