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韩国的经验、教训表明，所谓娱乐艺术的力量就是回到娱乐本身。因为一旦回到娱乐本身，娱乐焕发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和气质。正因为如此，我们看不到人们对于好莱坞娱乐艺术的所谓文化本质的探询，相反，无论好莱坞自身还是好莱坞研究者就只是直接论述了好莱坞的娱乐元素、好莱坞娱乐生活、好莱坞生活方式中的娱乐特征，因为娱乐就是好莱坞文化的直接呈现。好莱坞剧作家弗朗西斯·马里恩在1937年这样说道：“观众希望有趣的事情让他们兴奋，让他们消遣，让他们充满悬念，让他们能自我认同，哪怕激发他们的愤慨；他们哭着……‘给我安慰，给我快乐，给我悲伤，给我感动，给我梦想、欢笑、战栗和哭泣！’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观众希望电影‘让他们愉快地回家’。观众期待电影能为他们提供真实生活经验的替代品，而且电影故事要能包含让他们获得情感满足的元素。观众愿意看到影片对接近理想生活的展示，而不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实际生活。观众希望看到可能的限度内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他们更喜欢在银幕上展示他们的白日梦。”马里恩这种说法和联美制片负责人巴赫在分析《天国之门》市场失败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好莱坞电影追求目标是极为一致的，他说，《天国之门》的失败，不是因为它4400万美元的预算丝毫没有考虑利润的回报，而是因为它在娱乐上的失败，它没有“调动观众在最基本的、自然的人性层次上的同情和怜悯”。也就是说它虽然颇有艺术的野心，但因为没有娱乐，所以也就没有观众的认可和市场成功。
电影产生于1895年的法国，当年它就是一种类似杂耍的娱乐方式，吸引的也是那些对于这种新奇杂耍感兴趣的大众，至于逐渐风行并演变成一大行业，娱乐创造价值的吸引力显然功不可没。娱乐本身没有价值，娱乐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开发并满足大众身上与生俱来的娱乐需求，而这种娱乐需求被投资商人看成是一种能够赚钱的绝佳领域，于是好莱坞不仅成为娱乐艺术的大本营，也成为电影商业制度建设得最为完善的娱乐生产企业（这种娱乐企业制度对好莱坞的繁荣发展居功甚伟），从而能最终不断促进电影娱乐沿着娱乐的轨道前进。面对好莱坞也许我们必须认识到，娱乐艺术的基本前提是娱乐，就跟建筑艺术的基本功能是建筑一样，不能因为电影是一种艺术就忘了它的根本——娱乐，电影只有建立在娱乐的基础上才可能艺术、才应该艺术，否则电影就失去了它的根基，最终导致电影永远不能完成它的艺术使命，成为一个充满焦虑的文化空场，时时谈论它，时时又在失去它。
娱乐传播中的电影选择
现代化传播方式兴起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娱乐都是依托人际传播的方式，缓慢、匀速地进行着，这种娱乐传播的人际性也常常决定了娱乐形态的地域性甚至是娱乐内容的季节性，因为人的实体传播能力总是受到时空条件的局限而导致娱乐被身体的活动范围决定。当然，人际传播的娱乐方式也由它的超稳定性而逐渐积淀形成了民俗性的文化生活方式，并在全体人类的范围内呈现出丰富多彩、迥然有异的娱乐内容和形式，比如爱尔兰的风笛演奏和傣族的泼水节之间的形式差异和内容差异。大众传播方式的出现，不仅使娱乐的传播方式得以超身体、超自然、超时空，而且把先前各种地域性的、民俗性、季节性的娱乐内容普遍化、类同化、标准化为大众传媒所能理解和欣赏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的视野中，娱乐越来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乃大众公共的娱乐对象之一。
书籍阅读是18世纪以来大众主流的休闲选择方式之一，尽管目前它有一点式微的趋势（中国近几年的读书调查统计数字都十分令人失望，书籍阅读量和书店堂皇的建筑构成有趣的反讽）但依然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渠道。书籍传播的权威性一方面是建立在它被认为是文化修养的必须途径上，所以书籍常常被看成是个体修养的重要手段。看书不仅是大众的高雅消费，同时是一种文化认同方式。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说法：“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格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书籍的传播权威建立在人类对语言能指符号的长久信仰基础上，弗莱曾经说过，“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回忆”。也就是说语言这个人类的金手指，在对物的命名过程中使物脱离物的秩序转变成人类自身的证明，人类通过语言不断使自己变得更为语言化。卡西尔这样写道，“随着人类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卡西尔既是在指明一种人类的事实，多少也有一种反讽包含其中，那就是人被语言命名的同时也被符号吞噬，人成为语言的仆从。仆从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马克思不就曾经这样质疑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是要消失吗？”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出现所代表绝不仅是一种生产机器，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现代理性生活的一种基本生存结构，这个工业化、现代化的理性结构选择或排除了传统文化类型和类型文化的生存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它所喜好的现代文化类型及其观众。
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小册子，19世纪英国政治家的宣传书籍，20世纪更为丰富多样的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在传播思想革命的同时也把阅读娱乐转型成为一种修养范式，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哲学—理性模型。因此按照书籍传播的哲学—理性模型，城市娱乐设施的创建被认为是用来阻止青少年犯罪（他们可以在警察的监管之下在娱乐场所进行有组织的聚会、滑冰、起码或竞赛）、改善市民的健康状况（他们可以在公园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片刻的乡村一般的田园风光）和增加家庭生活凝聚力等行为的重要手段。娱乐的开放空间成为人们对那些有价值的事情的赞许——书籍传播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构型产生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从书籍到报纸传播的转变，虽然都是在文字的领域内发生的变化，但这个变化的前因后果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和区别。如果说书籍表征着城市理性的娱乐方式，是城市按照理性的文化路线设计出来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看到的城市生活实际上就是被一种现代化标准及其工业化程序严格控制着成长并日益壮大的。那些有序的交通网络、完整的功能划分、规矩的城市公园、流水线体制规划出来的超市布局和麦当劳或肯德基化的饮食结构，无不体现出城市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功利性。但书籍传播却在自己的理性秩序之外忽略和遗忘了大众的生活和娱乐。在现代城市生活的早期，这种生活和娱乐空间是由酒馆来体现和代表的。左拉、狄更斯、巴尔扎克笔下的酒馆充满贫穷、斗殴、郁闷、伤口和叛逆的情绪，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多就带有这种酒馆的生活气息和审美标准，甚至我们在今天的好莱坞黑帮电影、警匪电影中也可以频繁地看到，那些地下或地上的酒馆生活方式也总是和堕落的场景相关密切，粗鲁、暴力、混乱、肮脏、色情和浓妆艳抹，好莱坞的这种娱乐隐喻传统多少体现着书籍传播理性生活方式对于酒馆生活方式的摒弃和压抑。也就是说，书籍传播的理性是有局限的生活规划和娱乐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处于书籍之外的“无名”状态，一种长久存在但却缺乏命名的认识短缺之中。
谁来命名并呈现出一个城市的完整形象？在我们看来，报纸就是这种身负使命的大众传媒，报纸是城市酒馆生活方式和理性思维方式在传媒业的延伸。因为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报纸作为传媒的二重性，那就是追求理性真理的使命意识和它满足大众酒馆式娱乐的迫切心情在新闻功能系统中的平行并列，而在新闻价值的体系中，事物的重要性和事物的新奇心比肩而立，新闻的教育性和新闻的娱乐性同等重要，普利策的自由梦想和黄色报纸的畅销同时存在。报纸传播的这种特征不是传媒的矛盾而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必然，因为城市本就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生活漩涡，一个立体的人性空间，报纸只是正好体现了它的特征并以此为城市提供娱乐。
可以说，报纸传播的出现改变了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现象学地图。因为书籍代表的理性和酒馆代表的非理性在报纸传媒世界中得到了同等的呈现，城市生活方式及其娱乐方式汇合成为一种城市的文化发展道路展现在众人面前。当然这带来了人们对于报纸传播效果的决然两分的态度评价，一方面它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认为它维护了正义、阐述了法律、弘扬了理性、坚持了深度，另一方面它又受到人们的严厉指责，认为它罪恶泛滥、欲望充斥、低俗横流、垃圾成堆。亨利·大卫·梭罗如此幽默地打趣早期报纸新闻，“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不过，和电视传播相比，报纸传播依然要被认为高级了许多，仍被归属于高雅的阅读/娱乐范畴，电视则从诞生起就成为低俗娱乐的大本营。美国传播历史上最具规模和影响的电视调查就是关于电视娱乐中暴力、性等“罪恶”内容对于儿童成长影响的调查报告，这表明，电视几乎从它一开始就背负娱乐的骂名，并在这种文化原罪中沉浮挣扎。
电视和书籍、报纸传播的最大不同是电视摒弃了文字的主导地位，而采用电子形象作为传情达意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电视还原了眼睛的原始视觉功能，使大众可以再度依赖他们的视觉而不是内部的逻辑理性来观察世界，因为文字把世界表述为一个概念，电视则把世界反映成为一个物体。但电视的形象观看最大问题在于它提供给大众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也就是说，电视出现以后，线性逻辑的书本阅读方式被解构，工业化的理性趣味过程让位于形象化的电视娱乐消费方式，尽管电视也具有“大众物语”的文化特征和“群体狂欢”的生活性格，从而表明电视塑造出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更符合现代化的文化面貌，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命名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性形象。想一想电视进入大众家庭的迅猛速度，1946年美国只有八千户家庭有电视机，1950年，大约9%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但是到了1952年，全美已经是90%的家庭拥有了电视机了，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这么迅速的家庭化、大众化和普及化。
但电视的娱乐本质却是对于语言建构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解构，电视通过它的现代形象塑造新的大众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用尼尔·波兹曼的话说就是，“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简而言之，语言传播是排斥性的，它拒绝他者的进入而提供主体沉迷于语言自我的世界建构，电视是拖入式的，它消融成员之间的个性差异，变成一个电视的单一受众面对电视娱乐。电视诞生时和报纸等大众传媒一样以传播新闻为职责，但电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它把大众拖入自己的银屏消费方式后，他也就把大众从丰富的户外活动、老友聚会、闲聊互动等等娱乐方式消灭了，它面临必须进一步丰富自身的娱乐方式并把这种方式当作全部的生活方式推荐给大众的责任。于是，电视在成为典型大众生活方式构成内容的同时也就成为大众唯一的娱乐方式之一。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家居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看什么杂志，听什么音乐会……甚至是应该向往什么痛恨什么讨厌什么把自己培养成什么。“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会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伴随电视大量出现的是其他其他娱乐消费方式的衰落，比如电影院这种结合着相当传统生活方式的娱乐方式因为没有办法比电视更为私人化而面临困境，从而好莱坞电影的国内票房在电视娱乐兴起的10多年（1947—1963）时间里一直萎靡不振，大众都从电影院跑回家中看无穷无尽的新闻和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去了。
无论如何，媒介总会带有自己的话语结构和话语范式，因而不同的传播媒介都会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不管你对这种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有多少倾心或反对，特纳的CNN直播新闻成功之前，电视在新闻的传播方面并不比报纸和广播来的出色，跟后起的互联网比，也不具什么优势，因此美国电视虽有很出名的新闻栏目，但并不见得就比它拥有的谈话节目、娱乐节目胜出一筹，所以说电视的新闻信息传播工作在大众的眼中也就占据不了重要的位置，人们一说到电视就是它的娱乐，就是它不断把信息娱乐化、新闻娱乐化的弊端，认为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认为不管什么内容，也不管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大众提供娱乐，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电视把大众彻底娱乐化了，使娱乐成为他们唯一的文化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