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性表达不是一种完美主义的逻辑陈述，而是一种文化生活逻辑的还原。《辛德勒的名单》以其惊人的真实揭开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内幕，让经历和没有经历过那段血腥历史的人重温那残酷的一页。真实是有力量的，但斯皮尔伯格获得这种力量的源泉是什么呢？斯皮尔伯格1982年即获得了影片的拍摄权，到1993年影片问世10年过去了，是什么可以阻碍一个杰出的导演犹豫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题材？《辛德勒的名单》有两个角度可以立即动手拍摄，一是暴露残酷，一是歌颂义人，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标准的好莱坞英雄神话故事。但这种完美主义叙事方法显然不符合美国一贯的人性文化表达方式，好莱坞喜欢英雄，但好莱坞不喜欢完美的英雄，因此斯皮尔伯格的犹豫可能正是一种游荡在完美主义和缺陷主义人性观念上的徘徊——他可以把辛德勒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有必要把一个犹太人的义人降低道德标准还原到他那个时代的真实环境中吗？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任何在英雄身上的随意涂抹都是一种风险性的群体亵渎，群体很可能不接受这种世俗的义人的同时而拒绝接受影片。同样的困境选择发生在基督题材影片之中，只是围绕基督的争议引发的抗议规模更大，因为信仰基督的人更多。当斯皮尔伯格不仅还原了纳粹的残酷真实，而且还原了义人的生活真实，于是他不仅获得了让人灵魂都感到震颤的电影，也获得了让人心灵感到温暖的电影——这个温暖来自辛德勒平凡和伟大相交织的复杂人生轨迹，来自于他那坦白的功利之心和拯救情怀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性悲剧。
（2）人性表达不是一种善恶正义原则的强调而是一种个人人生内容的再现。威尔斯的《公民开恩》早已被公认为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作品，他的艺术成就固然来自其很多开创性的艺术表达手法（比如其精妙的结构艺术），但始终是离不开凯恩这个人蕴涵的丰富人性内容的，是凯恩的人性之谜决定了影片的长久魅力。凯恩年轻时不为巨额家产所动，立志办报，为社会底层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伸张正义。在凯恩眼里，他的监护人撒切尔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典型。凯恩那张刚开始毫不起眼、发行量只有几万份的《咨询报》推出了一系列调查报告，揭露了Traction行业的托拉斯滥用公共资金、房地产主拒绝整治贫民窟、华尔街支持铜矿业欺骗股民等事件，其中有些事件牵涉到撒切尔的利益。凯恩的“大义灭亲”不仅损害到自己的监护人，而且直接把火引到妻子甚至自己身上。他利用报纸攻击总统的政策，而他第一任妻子正是总统的侄女（“他当总统就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纠正。”）。凯恩也解释了自己的双重性：一方面他是某公共交通公司的大股东，拥有该公司82364优先股，另一方面作为报人，他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不遗余力揭露该公司的黑幕。凯恩有一段颇能概括其理想主义思想的台词：“我的乐趣就是看到这个社会里那些辛勤劳动、正直的人们没有被一帮抢钱抢疯了的海盗稀里糊涂抢个精光，因为没有人照顾底层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不去照顾那没有特权的阶层，也许会有别人出现，也许那些人没有金钱和财产，那样情况会更糟！”难怪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有人说他是民主改革的推进者。倒是凯恩的好友李仑德酒后吐真言：“你提起人民群众，仿佛他们是你所拥有的，仿佛他们就属于你。天哪！自从我记事起，你一直在谈要给人民权力，好像给他们一件代表自由的礼物，作为提供服务的回报……记得你说的劳动人民吗？他们将组织起来，要求得到他们的权力，不是作为赏赐的礼物。当你那些宝贵的受压迫者团结起来，他们将高于你的特权。我不知道那时你该怎么办，航船去一座荒岛，当猴子的首领？你除了自己，其他谁都不关心。你只需要说服大家，让他们相信你十分爱他们，因此他们该用爱来回报你。只是，你的爱是由你来定条件的，就像是由你来制定规矩、按你的方法来玩的游戏。”对此凯恩无言以对。凯恩本人反复强调指出的倒是说，他是“一个美国人”。的确，凯恩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一个混杂着各种思想和立场但始终不离个人主义基本原则——张扬个性的美国人，他的个人主义中可能有社会正义的东西但可能更多的还是怎么使自己特立独行，怎么使自己通过个性的张扬获得个人想要获得的利益。这不高尚？但这绝对符合事实；这不伟大？但这却是一个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原则和动力。凯恩的干净和龌龊、纯洁和邪恶，都源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
（3）人性表达不是为传主中心的表演艺术而是人性多元实验室的观察艺术。这是比较常识性的问题但也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崇敬所以人们不敢把传主从历史的神坛拉到人间，于是传主中心的影片常成为传主如何一步步走向伟大的影片，传主的庞大身影压倒了电影生产者的主体立场，电影变成一个传主演绎导演而不是导演演绎传主的奇怪局面。这样的电影新好莱坞以后是没有了，多起来的恰恰是如何凸现创作者主体视角而呈现缤纷人性世界的作品。马丁·斯科西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耶稣在朦胧中感到了上帝赋予的使命，他将作为救世主，牺牲自己去拯救世界。一天，耶稣在小村里解救了妓女抹大拉，并向愤怒的村民布道，宣讲人人应该相爱的神旨，不少村民开始跟随耶稣继续布道。在约旦河畔，施洗者约翰认出耶稣救世主的身份，并告诫他上帝也主张仇恨。迷惑的耶稣对此百思不解，独自到荒漠中静坐等待上帝的教诲。耶稣摆脱了种种诱惑，经历了四十昼夜，终于得到神谕。茅塞顿开的耶稣开始带领着信徒向圣地耶路撒冷进发，一路上他尽显神迹，赢得了更多民众的信仰。在耶路撒冷神殿前，耶稣宣布自己就是新的救世主，并将建立新的法律和秩序。几天之后，头戴荆冠的耶稣被罗马士兵钉到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着巨大痛苦，恍惚有一位天使告诉他上帝已经解除了他的责任，从此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耶稣在天使的陪同下走下了十字架，像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几十年后，奄奄一息的耶稣在病榻前见到了自己从前的几个门徒。犹大突然指责耶稣背信弃义，未能完成赎罪的使命。这时，耶稣才发现一直在自己身边的天使竟然是撒旦的化身，悔恨交加的他请求上帝一切从新再来。耶稣又回到十字架上，他从痛苦中醒来，这次他摆脱了最后的诱惑，化成不朽。
《基督最后的诱惑》对耶稣、犹大性格的改编都是十分大胆的。比如影片对犹大的正面化塑造——他见到耶稣之后，接受他的博爱仁义主张，并追随他的理想忠实着执行耶稣的信条，与他人论道，帮助耶稣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惜背上叛徒的名义执行耶稣的命令去向罗马告发，默默的去背负“叛徒”的耻辱名声，当耶稣遁入桃花园时他依然坚守在第一线。总之在这部影片里，犹大成为一名最坚定最果敢的斗士。耶稣虽然始终都是斯科西斯心中无法替代的英雄，但他显然更喜欢通过电影将自己的耶稣展现给世人。影片中的耶稣虽然依然有过人的法力，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像普通人一样经常矛盾、迷茫，也会被错误所诱惑，所以斯科西斯赋予了耶稣更多人性的特点。斯科西斯和原作者卡赞察斯所代表的是西方战后新一代人对基督教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他们并非想藐视上帝或是诸神，他们只是想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神话中的“英雄”，即使是一尊神，但你前身也是一个人，人类所具有的成功或是弱点或是痛苦在神身上一样有所体验，当神的光环被褪色，于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充满肉欲和内心矛盾的凡夫俗子——耶稣。
（4）人性表达不仅是人性至上理念的宣扬，而且是一种商业主义的叙事策略。在好莱坞的电影娱乐体系中，任何东西都是因为具有可看性才具有生产价值的，即使是人物传记电影也不会例外。这样的生存前提决定，好莱坞之所以选择某个人物首先不是因为这个人物伟大而是因为这个人物具有可叙述性，具有被电影化的基本元素。当好莱坞这样去考虑人物时，好莱坞的基本动机就是商业主义的操作动机而不是人性至上的理念原则。比如说为何莫扎特的人性表现要通过一个虚构的庸才萨列里的视角来观照？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戏剧性，只有这样莫扎特的音乐人生才能在一种好莱坞式的紧张气氛中展开和终结。没有萨列里的丑角表演，莫扎特的人性展现不会如此丰富而又多彩的。当然萨列里虽然是一个虚构的角色，这个角色却是有其现实逻辑根据的，他是那种平庸但却要想成为伟大的人，萨列里因为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名利的崇拜而信仰上帝，然后因为嫉妒使他选择了与上帝为敌，变成了魔鬼。当这个痛苦的庸才虔诚地请求上帝：“我秘密地对上天说出一个小男孩能想到的最辉煌的祈祷词：‘主啊，让我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让我用音乐来赞美你的荣耀并且使自己扬名，让我闻名全世界，亲爱的上帝，让我不朽，在我死后让人们怀着对我的作品的爱永远记住我的名字，作为回报我将一生保持纯洁、幸福、谦恭地对待你，阿门。’”我们几乎为他感动。当他苦苦地质问上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对上帝歌唱，上帝给了我那种渴望却又让我失声，为什么？告诉我，如果他不想让我用音乐赞美他，为何要在我心中种下渴望，让我充满强烈的欲望却又不给我天资？”我们难道不会为他的绝望而绝望？萨列里是多数人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好地衬托了莫扎特的天才，也吸引了人们去观看莫扎特悲剧。在好莱坞的人物传记影片中，性和病也是常见的人性表达方式，比如休斯的性行为和强迫症。为何二者会成为人物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说穿了也不外乎就是商业主义的卖点而已，因为这些东西的假如可以使影片更具有某种世俗的趣味，为严肃的人性主题提供一些轻松的情调——并不是不同情主人公的疾病，而是主人公的疾病出现在这里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转折或者高潮，足以吸引观众不知疲倦地跟着影片走。
当商业主义技巧成为无害而是有助于观众深入伟大的人性世界探索时，我们是不应该摒弃这种市场策略艺术的，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人看到伟大人性时谈不上影响的，只有让人们接近伟大，他们才能在了解和理解伟大的过程中接受伟大，区分渺小和卑劣。商业主义技巧大概就是起到吸引人们进入黑暗并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人性世界在他们面前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