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话相信许多人都能理解其意。但能知晓其出处的人，可能就为数不多了，它源于中国古代一个避讳的故事。
宋代有一个地方官名叫田登，此人非常讲究避讳，不仅不允许他治下的百姓喊其名（“登”），甚至连与“登”同音的“灯”字也不许说，但百姓早晚是要点灯的，无法避免“灯”音。田登便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叫“点灯”，只准叫“放火”。元宵节州内放灯，为通知百姓入城观看游览，便令下官在城墙上贴告示，上书“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便有了文中开头的笑话。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笑话，它反映了中国古代避讳制度的影响之大。
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们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文书往来中，遇到当代帝王或本人祖上的名字，都必须回避。以今语言之，即是不直接称呼皇帝或尊长的名字，这就是避讳。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避讳大约起源于周代，流行于秦汉，盛行于隋唐，而两宋时期最为严格。直至民国建立废除帝制，避讳制度才基本上废止。可以说，避讳制度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是共始终的。
避讳的办法很多，大致有五种：空字、缺笔、改字、改读和换说法。
空字：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则空其字而不写，或开天窗，用方格，或用“某”、“讳”来代替。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把禾部的“秀”字、帅部的“庄（庄）”字等都空其字而不列，只注上“上讳”二字，这是为了避汉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的名讳。今本《说文解字》中这几个字是后人加补上的。《史记》、《汉书》在西汉诸帝的本纪中，都不写诸帝的名。沈约修《宋书》时，把刘裕写作刘讳，或写作刘口，这是为了避宋武帝之名，今本《宋书》已改回。
缺笔：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则在原字基础上缺最后一两笔，这是唐代产生的一种方式。例如，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将“世”字写作“世”或“卅”；为避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将“玄”字写作“玄”；着名的《十三经注疏》中，为避孔子的名讳，凡遇“丘”字，均写作“正”字。缺笔的形式，在古代典籍中屡见不鲜，届时不要闹出是印刷错误的笑话。
改字：也叫“易字”，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改用一个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这在中国古代的避讳中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其影响深远，我们今天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连用词汇，如“邦国”、“满盈”、“通彻”等，可以说大多与此有关。例如，《史记》中，改“恒山”为“常山”、改“盈数”为“满数”、改“蒯彻”为“蒯通”，改“邦”为“国”，均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汉惠帝刘盈、汉武帝刘彻和汉高祖刘邦之名讳。东汉光武帝名“秀”，因此，东汉时期，“秀才”就改为“茂才”。
改读：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采用改变此字读音的方式来回避。最典型的是曹雪芹《红楼梦》中，林黛玉因避其母贾敏名讳，每读到“敏”字时就改读为“密”字。
换说法：这是用新造的词来替代原来的名词，以示避讳。例如，我们知道，“野鸡”学名为“雉”，这实际上也是源于避讳。汉代吕后名“雉”，为了避讳，“雉”就被称为“野鸡”。唐末扬行密入主扬州，受封吴王，扬州人为避他的名讳，便将蜂蜜改称为“蜂糖”。至今扬州人仍然称蜂蜜为“蜂糖”，称蜂蜜糕为“蜂糖糕”。“山药”本名“薯蓣”，唐代宗李豫时改为“薯药”，宋英宗名赵曙，故又改为“山药”。
过去诨名、诨号的出现也跟避讳有关。在这方面，《水浒传》的作者是很在行的。
“呼保义（宋江）”、“黑旋风（李逵）”、“智多星（吴用）”等名号，固然鲜明地表现了其人物性格，但开始时多少也带有一些避讳的成份。因为事实上，在《水浒传》人物中，人们不可能左一个“宋江”、右一个“李逵”地称呼。明末农民军的起义领袖中，起立“诨名”者很多。如“不沾泥”、“飞山虎”、“大红狼”等，他们主要是怕连累了亲戚朋友，故而多不以真名呼之。
避讳是为了维护帝王和尊长的尊严，防止尊卑、上下紊乱而定的，历代一直为统治者所提倡，因此，两千多年来得以沿续不断。避讳在各代的宽严程度不同，宋代尤其严格，不仅帝王或尊长姓名的名本字要讳，与之同音的字、甚至近音的字，都要避讳。这就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历史上常因有为避家讳而不能中举或入仕的。如唐朝诗人李贺，才气闻名乡里，朋友们劝他参加进士的考试，有个与李贺争名的人提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进士之“进”与“晋”同音，因此，李贺为避家讳，不宜参加进士考试。他的这种说法竟然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虽然韩愈做了着名的《原讳》一文为他辩解，但也无法扭转这种观念，李贺终于没有参加进士科考试。苏轼之祖名序，因此，他为人作序，均改用“叙”字。
避讳也给研究历史带来一定的影响。因避讳之需要，常常要无理地改变人名、地名甚至官名，如秦时，为避秦庄襄王子楚的名讳，改楚国为荆国；司马迁《史记》中，改秦汉之际人物“蒯彻”为“蒯通”，是为了避汉武帝刘彻之名讳。晋闵帝名业，改建业为建康；隋代的吏、礼、刑、工、民、兵六部，唐代改为吏、礼、刑、工、户、兵六部，也是因为避李世民的“民”字，而将“民”改为“户”的。宋代为避宋仁宗赵祯之讳，改称唐贞观年号为真观或正观。这种“无理”的改动常常会造成文献资料上的混乱，有的字缺了笔划，有的字空位不书或作空方格，有的名物制度也因此而面目全非。有时，因避讳太多，甚至还会有“下笔即妨，是书皆触”的顾虑。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避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避讳方法，因而，避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果相应地了解一些关于中国古代避讳制度方面基本知识，它反过来又有助于我们判断史料的时代，确定古籍的真伪。如某部文献，标明为某个时代，但代表当时应避讳的字而没有避讳，则可断定为伪造。另外，利用讳字的时代标志，也可以鉴别文献的版本。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八卷，详细分析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方法，以及如何利用与避讳有关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避讳方面相关的丰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