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中南海出来，父母亲不在身边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还有奶奶。奶奶原本就是劳动家庭出身，原本就在困难中度过了大半生，她什么都经历过，什么也不怕，什么也难不倒她。她虽不懂政治，但受到这么大的变动和冲击却没有慌乱。在方壶斋，街道上组织斗争她，她忍受着谩骂和侮辱，却一点儿都不怕。她凭着一股子硬气劲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结束！”有了她，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和飞飞，就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了她，我们才可能比较快和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被赶出家门的“黑帮子女”，其中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生活技能和生活经验，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管理钱物。有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人衣裳破了不会补，有的人住的小屋又破又脏又乱。而我们，则有奶奶，有这最后的依靠。其实，奶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依靠，而且还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支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奶奶，我们怎能如此顺利地适应生活？可能连“滚出中南海”后的第一顿饭都不知怎样着落。奶奶不仅照顾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特别富于同情心。罗瑞卿家的玉田、朵朵和点点，乌兰夫家的其其格几个女孩儿，也都和奶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来我们家或住我们家时，都是奶奶给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到方壶斋后，我们尽管仍可从父母那里领来一些生活费用，但由于不知道这种状况能够维持多久，不知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量节俭度日。奶奶特别会做饭，也特别会节省。炒菜虽然没肉少油，但放点儿她自己做的豆瓣辣酱，就香味四溢。买来腔骨，炖一大锅，可以做菜，可以煮面，也可以做汤。炸一碗酱，肉少点，酱多点，再买点切面（粮店里卖的新鲜面条），放点自制辣椒油，炸酱面的味道就自然不同。飞飞十六岁，在蹿个儿，正是能吃的时候。奶奶心疼小孙子，有时想给他做点肉菜，可飞飞不吃，说就爱吃炸酱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故意天天吃、顿顿吃，足足吃了一个礼拜。
奶奶、飞飞和我在家里住着，过得总算安稳。而哥哥姐姐们却还得回所在的大学接受批判和管制，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大姐邓林被中央美术学院造反派关起来。院内院外只要一有事件发生，也不管与她有关无关，都要把她拉出来斗一番，斗别人时，也要让她“陪斗”。大姐是个老实的人，对造反派的审讯和谩骂，她不会回嘴，不会争吵，只坚持一条，就是不管问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造反派让她“劳动改造”，美院所有的女厕所都让她一个人打扫。她每天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特别想家，担心在家的奶奶和弟妹。每次我去看她，她都问个不停，总想多说一会儿话，舍不得让我走。哥哥朴方在学校被造反派限制了自由，不能回家。他想念亲人，就和同在北大上学的妹妹邓楠约好，每个星期悄悄地在未名湖见面。未名湖畔，兄妹两人趁着晚上天黑看不见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畅开胸怀，相互交换消息和想法。哥哥对历史和政治知道得多，对形势也比较敏感，他给妹妹讲了好多对局势的分析。而妹妹则可以出学校可以回家，外面的消息多一些，也趁此时全数告诉哥哥。已经记不清楚在未名湖畔共有多少次见面了，只记得从小到大，兄妹之间，从未如此深地在思想上相互沟通过。
邓楠在学校虽也受到批判，但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可以回家。她数学好，又会算计，所以我们那个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可以说，在那两年中，对家里和弟妹操心最多的就数她了。每次从学校回家，她总要买点东西带回来。想买点水果带给弟妹，又嫌贵买不起。平时香蕉三毛二分钱一斤，偶尔可以碰到一毛二分一斤的处理品，便高兴极了，有点儿烂也没关系，赶紧买点给大家“解解馋”。有一次她看到卖旧木板子，就买了几大块，走了好远的路，累得呼哧呼哧地扛回家来。别看木板旧，买回来还真有用，后来哥哥拿这些木板，为家里做了一个小碗架。
有奶奶管理日常生活，姐姐管理钱物，我和飞飞虽已十六七岁，却还不用为生计操心，整日在家就是看书。那时候外面乱得厉害，我们一搬到这儿来，远远近近都知道邓小平的“狗崽子”住在这里，我们出门在外，不是挨骂就是挨石头，最轻也是为人指点数落。由于厌恶世事，我们没事儿就呆在家里，不愿出去。这倒也好，呆在家里静下心来正好可以看书，只要能找到的能借到的，不管什么都看。那一阵子，真是读了不少的书。学校不上课，我们自己从书本上学。飞飞“文革”开始时上初中二年级，他偏科数理化，这时正好把初中课程自修完成，而后又开始看高中的书。他还十分爱学下围棋，经常把塑料棋盘放在床上，抱本棋谱，一边看一边摆一边学，偶有心得，还会小小地自鸣得意一下。我呢，则是喜文不喜理，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有什么看什么，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知识的瀚海。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方壶斋这个小天地里，有奶奶的照顾，有哥哥姐姐们的关爱，再穷再苦我们都不怕。我们唯一的心愿，只是想过一种安定的生活。
可是，在大“革命”的狂涛中，哪有什么世外桃源？一些造反派听说邓小平的“黑”家属住在这里，便纷纷不请自来。造反派来了，还能干什么？不是批判就是抄家。他们要打倒邓小平，找不着邓小平本人，正好拿他的子女出气。他们来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随地想来就来。他们来了，来了就是一顿喊口号和大批判，让我们这些“狗崽子”站在那儿低着头听。他们来了，来了就对年近七十的奶奶辱骂和吼叫，还动手推搡。他们来了，来了就是抄家，翻箱倒柜，随手把东西扔得一地都是，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造反精神”。他们来了，来了就贴上满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打碎了玻璃，然后喊着口号扬长而去。一开始，造反派一来，我们常常会气得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和他们争辩。有一次，看着他们的狂妄和野蛮，飞飞气得直发抖，让他们把扔到地下的东西拣起来。“黑帮”的“狗崽子”居然胆敢对抗！几个戴红袖箍的大汉一下子冲上来就要打飞飞，飞飞也涨红了脸要和他们拼。我看着着急，立刻抱紧了飞飞，大声哭叫起来。造反派看见外面有邻居围观，口中骂骂咧咧，总算没有出手。事后想起来，真是万幸避免了一场灾难，不然飞飞会被他们活活打死的。“文革”中，人命本来就不算什么，更何况我们这些“黑帮子女”。后来，抄家的多了，我们也习惯了，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吵了。抄家的走后，看着满屋的散乱狼藉，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我们一件一件地收，一件一件地拣，把标语、大字报一张一张地往下撕，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对造反派的仇恨。
我们在家里面对的是随时会来的抄家，哥哥姐姐们在学校里面对的则是造反派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他们进行的揭发和检查。我们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家人，是最黑最黑的“黑帮子女”，是让人随便可批随时可骂的人下之人。在我们身上，没有人道可言，没有公理可讲，批判、抄家和责骂是家常便饭。这一切，我们都无言地忍受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1967年的秋天，同往年一样地来了，又同往年一样地走了。春去秋来，秋去冬来，大自然的脚步总是这样的按部就班。自然界有其固定的法则，而且这种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都有规律规则，怎么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类社会，却没有规律规则，没有应该遵循、哪怕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呢？人类社会，难道就应该这样的随意和无序吗？难道就应该这样充满混乱和纷争吗？为什么好端端的太平日子不过，偏有人喜欢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动乱？为什么人的命运，在动乱的洪流中显得这样的脆弱和无价值？为什么人类一直信奉和大讲特讲的正义、人道、公平和尊严，瞬间即可被打得粉碎？为什么人类社会为自己所定下的信条和公理，竟会是这样的苍白和无力？
在方壶斋黑暗的小屋里，冬日的阳光顺着近在咫尺的高高的后墙透进一线光亮，呼啸的北风打着尖哨声从破旧的木窗中吹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紧紧地围坐在小煤炉旁。我看书，飞飞学做无线电，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缝着补着。炉中的煤球烧得红红的，炉子上坐着的水壶在静谧中轻轻地发出嗞嗞的声音。这个小煤炉，以它能发出的最大的热量，给我们带来这漠漠人世间仅有的温暖。
1967年就这样过去了，1968年也就这样地来临了。
冬天，是漫长的。冬天，是寒冷的。天寒天冷，人的心更冷。人们盼望冬天快快过去，盼着春天早点来临。
春来了，不慌不忙地姗姗而来了。那是早春，那是北方的早春。凛冽的北风虽已过去，但草还没绿，芽还未发，天地之间仍是一片萧索，料峭的春寒，依旧浸人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