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天，我们住的院子里突然开进几辆大卡车，一群拿着棍棒的造反派一下子冲进我们家里，把朴方和邓楠抓了起来，用黑布蒙上眼睛，推着搡着把他们带出屋子，拉上汽车。造反派们气势汹汹地高喊着“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反革命狗崽子”的口号，把汽车发动机轰得山响。当时在家的奶奶、飞飞和我，看着造反派开着汽车绝尘而去，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自“文革”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抄家批斗的场面也不算少了，但这样突如其来地看着哥哥姐姐如此恐怖地被抓走，实在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从心底里泛起的那种不可言状的恐惧，把哭声都堵在了喉头。从此，不但家中再次只剩下我们老少三人，而且完全不知道哥哥姐姐的下落，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真是让人又悲又急，凄凉和焦虑笼罩着生活。
朴方和邓楠被抓到学校后，先是被关在一个作为武斗基地的宿舍楼里，后来转移到物理大楼。一个里外间，一人关一间，有造反派看着，不许说话。造反派经常分别提审他们，审讯的时候都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由人推着带到一个审讯室，连喊带骂，趁人不备的时候，冷不丁地不时地用棍子抽打。审讯的内容，还是那一条，让他们揭发邓小平的“问题”。
这个时候，正是“邓小平专案组”成立，并加紧搜集“罪证”，编造邓小平“罪行”综合报告之时。林彪、江青等急于要找突破口，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子女，特别是几个大的子女一定知道什么，于是指示其爪牙——恶名昭著的北大造反派大头目、“文革”急先锋聂元梓，抓来邓小平的儿女，想从他们口中逼出“证据”。聂元梓秉承其主子的意图，秘密策划，先派人到方壶斋我们的住处“侦察”，确认人在家后，派了几辆大卡车拉了一个“红卫兵团”进行“包抄”，把朴方和邓楠抓到学校，进行刑讯逼供。
从“文革”开始以来，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无论运动怎样凶猛，无论处境怎样险恶，我们邓家的孩子，除了应付性地批判一下自己的父亲外，从没有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而“揭发”过父母亲。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父亲是无罪的。我们爱我们的父亲，并愿与他共渡危难。在我们家，父母亲与孩子们之间的亲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文革”结束以后，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文革’中，我们的孩子表现得都很好，为我们也受了不少苦，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些。”正是这弥足珍贵的人间亲情，使我们一家人在险恶的困境中，获得最后的精神支持。
在北大，在中央文革大员的指示下，造反派竭尽一切卑劣手段，对朴方和邓楠进行威逼、恐吓、殴打和虐待。邓楠后来对我们说：“当时我怕极了。但怕有什么用，只能和他们斗。我就说父亲在家从不谈工作上的事情，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而朴方则对造反派说：“家里的事，只有我一人知道，弟弟妹妹们什么都不知道，要问就问我吧！”
关押中，朴方和邓楠想到了我们几个在外面的兄弟姐妹。一天，趁造反派不注意的时候，朴方偷偷递给邓楠一个纸条，和她对口径。邓楠看到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通知其他的兄弟姐妹。可关得这么严，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对造反派说，被抓来时什么也没拿，想叫家里送点女生用的必备生活用品来。造反派这次答应了。正为哥哥姐姐下落不明而心急如焚的我，得到通知后，马上拿着东西赶到北大。
北大，北京大学，一个多么有名的高等学府，一个对我们家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我们的母亲，193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我的哥哥、姐姐受母亲的影响，也都相继考进北大，并且也都选择了物理系。从小学开始，我的梦想，也是将来考进北大，上北大历史系。北大，在我的心目中，是让人充满幻想的神圣殿堂。可这次，当我来到北大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想象天差地别的景象。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层加一层，厚厚地糊在墙上，有的已被撕掉，任风吹得翻转，任人踩来踏去，一片零乱狼藉。许多建筑物的门和窗子都钉上了木板和铁条，有的楼门口还设置了路障和掩体，一看就是武斗设防所用。一些武斗队员拿着棍棒，排着并不整齐的队伍匆匆走过，有的人头上还戴着权做“钢盔”的藤条工帽。校园内行人稀少，路人神色严峻，气氛已全然不似“文革”初期看大字报时那样的热闹拥挤，偌大的校园一派残败冷落。
我整日在家闭门不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武斗的阵势，不禁心中紧张。到了物理大楼前，看到的更是一幅森严壁垒的景象。大楼灰黑，楼前无人，底层窗子全用木头钉死，大门用铁条铁板封住，只留一个窄小的进口，门前用沙袋堆的工事垒得高高的。大楼墙上污迹斑斑、伤痕累累，一看就让人想起毛泽东的词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后来听说物理大楼是聂元梓那派的大本营之一，是他们的武斗基地，所以戒备格外森严。在楼前等了一会儿，邓楠由人带了出来。好在造反派还允许我们单独说话。邓楠先问了一下家中的情况，然后赶紧小声告诉我一些供审问时用的口径，并让我尽快到中央美院去告诉关在那里的大姐，让她一定要沉住气，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只要顶住就行。因为大姐平时身体就不好，我们特别担心她想不开，商量着要特别劝慰一下。邓楠还一再嘱咐我们家中的老小，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
看着姐姐被凶神恶煞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那个令人恐怖的黑黑的门洞，来时的紧张和恐惧已荡然无存，心中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悲凉。想起身负使命，我赶紧扭过头就走，而且恨不得走得越快越好。我家也没回，先赶到美院，找到大姐。我把她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避开造反派的监视，赶紧把二姐的话告诉了她。大姐听完后，为能知道弟妹的情况而深感宽慰。她感情激动地说：“你们放心，我什么也不怕，我挺得住！”
朴方和邓楠在物理大楼被关两周之后，又被转移。邓楠被关到系里的武斗队。这次分开后，她便不再知道哥哥的下落。在系里，一开始，造反派还是整日提审她，后来看到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便日渐松懈，再后来还允许她自己去食堂打饭了。
春天过去，夏来临了。那是一个酷热的夏。
天气越来越热，热得让人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北大聂元梓一派抓有邓小平的子女在手，本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打倒邓小平立功，以报效其主子中央文革。但几个月过去了，竟然一无所获。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一定知道不少情况，一定还有油水可捞。据说聂元梓曾经下令，从邓朴方嘴里，一定要得到些东西。
造反派进一步加紧了对朴方的审讯和残酷的迫害。他们每天提审他，走路、审讯时都用黑布蒙着眼睛。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江青在北大大操场上尖着嗓门进行煽动性的讲话，看着她那个狂妄的样子，朴方当时说了一句：“看你能够猖狂到什么时候！”造反派抓住这一“事件”，让朴方交待是不是“谩骂”了江青“同志”，以图给他定上“反革命”的罪名，还反反复复不停地逼他揭发“黑帮”父亲邓小平的“问题”和“罪行”。造反派对朴方在政治上加压和审讯，进行打骂和侮辱，还利用一切可能对其身心进行迫害。
他们把朴方不断地易地关押，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把他关在学校体育馆浴室的洗澡间，里面又阴又湿又不见阳光。在此期间，有一次邓楠去食堂打饭经过体育馆，远远地看见了哥哥。那么热的夏天，朴方却穿着厚厚的破旧的灯心绒外衣。竟然还是抓他来学校时穿的那件衣裳啊！远远望去，在阴影中，只觉得他的脸色异常苍白，身体显得极其虚弱。对于朴方来说，那真是一段艰难时日呀。在关押的地方，三伏的盛夏，朴方也不觉得热，只觉得从心里往外发冷。当时他唯一的寄托，就是可以抽烟。他让看守帮他买两毛多钱一盒的烟，早、午、晚一天只用三根火柴，不停地抽。一天，从刺耳的高音喇叭中，他听见造反派将他和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一起定为“反党小集团”。他知道，造反派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他们关押他、审讯他、虐待他，还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要从他身上彻底地摧毁这最后的政治上的尊严。
人们可能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在书中，季先生详尽地描述了“文革”中，北大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整人害人的罪恶行径。凡读过此书的人，对北大造反派的狠毒，一定有所了解。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聂元梓等人在北大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在来看，无论从道义角度来讲，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讲，毫无疑问，聂元梓及其一伙都是恶行累累，罪不容赦。但是，那个年代，却恰恰是由他们所主宰的年代，恰恰是由这些造反派虎狼当道的非常年代。
燕南园萧条了，萧条得生灵涂炭。未名湖污浊了，污浊得沉渣泛起。
1968年的这个夏天，真是异常的热，异常的长，异常得令人难忍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