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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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评《水浒》”与最后的周恩来

1975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件。这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不能看文件,也不能看书。这种状况,等于把毛泽东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和乐趣,统统剥夺了。毛泽东这时所经历的无奈、焦虑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处于这种状况,为之操心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的同志们。毛泽东的眼疾,能不能进行治疗,但怎样治疗,怎样确保安全地治疗,成为中央政治局关心的一个大问题。1975年7月6日,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痛,主持召开了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治疗方案。7月20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定给毛泽东的眼睛施行手术治疗,并具体研究了手术实施方案。

要治白内障,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毛泽东不爱看病,更不喜欢做手术,但是只有做手术才能让他重见光明,他终于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进行手术治疗。7月23日晚,由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主持,给年近八十二岁的毛泽东施行了白内障治疗手术。周恩来特地从他所住的医院出来,前往毛泽东的住处,一直守候到手术安全顺利施行完毕。手术后,毛泽东可以戴上眼镜重新看见东西,心中甚是高兴。重获光明,能够重新看书、看文件和批文件,毛泽东的心情自然而然地好了很多。

在毛泽东治眼睛的时候,全面整顿的工作正在更大规模地展开。对于全面整顿和整顿所取得的成效,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和赞成的,但对一些他认为有疑义的问题,也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如科学院草拟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在毛泽东处就没有获得通过。当举国上下为全面整顿的新风所振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毛泽东所患白内障经治疗虽有好转,但眼力仍然不好,所以毛泽东看书时常会请人代读。8月14日,北大中文系女教师芦荻给他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毛泽东一边听,一边随意地谈了对一些古典小说的评价。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然后谈到了《水浒》。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每一部古典名著不但极其熟悉,而且均有独到的见解。在他重读《水浒》的时候,他一边听,一边有感而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事件偏偏就由此产生了。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发一点议论,发什么样的议论,都无关大局。可这次发议论的却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绝对权威和无尚崇高地位的毛泽东。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哪怕是有感而发的随便的一句话,都会变成“最高指示”,都是至高无上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定都记得,每当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立刻就会迅速地“传遍祖国上下,大江南北”。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人们立即就要拥上街头,拥到天安门广场,去欢呼,去游行。“文革”中的许多“革命进程”,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进行的。一个“最新指示”的发表,往往预示着一场新的“运动”或者“斗争”的爆发。更何况,在“文革”中,还有像“四人帮”这样一些“有心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毛泽东的新动向和新言论,一旦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立即会“不失时机”地加以渲染和利用,作为他们的“战斗”武器。

毛泽东谈《水浒》的当日,教师芦荻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文。当天,“四人帮”的大笔杆子姚文元便得知此事。他如获至宝,感觉到时机来了,立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提出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信后欣然批示:“同意。”

这样一来,“评《水浒》”就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8月28日,在姚文元的策划下,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长于会泳等开会,说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她居心叵测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四人帮”的精心部署下,8月31日,党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8月28日的短评。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评〈水浒〉》。看看这篇文章的小标题吧:一、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二、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三、一套投降主义哲学。但凡是明眼人,一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小标题,便可知道该文蛊惑人心的用意。《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由“四人帮”一手制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运动。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在“四人帮”的策划下,该社论把评论《水浒》说成是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一下子造成了开展大批判的气氛,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与“四人帮”作最后的斗争。

在这个危难时刻,邓小平的心,与周恩来紧紧连在一起。8月7日,周恩来到手术室做治疗,他的忠诚的战友邓小平在医院守候着。9月17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9月19日上午,邓颖超到邓小平的住地,与邓小平谈周恩来的治疗情况。周恩来目前的病况,实在不容乐观。

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他对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他还特别有所寓意地说,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在其光辉的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20日下午,医生准备给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他用很长的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最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四人帮”一伙曾经阴谋诬陷周恩来是“叛徒”。周恩来自知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知道,“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放过他。他要白纸黑字地用铁的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他要使一直妄图置他于死地的“四人帮”的诬陷阴谋破产。周恩来,这样一个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要用这样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清白和忠诚,难道不是一件让人不忍回首的可悲可叹之事吗!

在完成了这最后的心愿之后,躺在推向手术室的平车上,周恩来向旁边的人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听到呼唤,邓小平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手。他用力地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进入手术室前的一刻,周恩来用他生命的全部的力量,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听着这悲怆和愤怒的呐喊,所有在场的稍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次的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周恩来再一次用顽强的生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不幸的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周恩来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医生认定,已经无法医治了。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倍感伤心,他指示医疗组,要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这是邓小平此时能够为他的老战友、他的兄长所做的唯一的事了。十六年之后,1991年的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仍然十分感触。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清楚地回忆着当时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况,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语。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周恩来在生病的过程中,一共做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9月,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全身癌细胞继续扩散。面对难以忍受的癌病的痛苦折磨,他毫无惧色,意志坚强。面对近在眼前的死亡,他神情自若,心怀坦然。他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的襟怀,交待了他的后事。他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遗体解剖,他对医务人员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交待,对于他的后事,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他早就和他的终身伴侣邓颖超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使周恩来感到担忧的,仍然是党的前途,是国家的命运,是“四人帮”的横行猖獗,是真理还没有战胜谬误。看着“四人帮”的猖狂,看着形势的恶化,看着他的战友们面对的险境,他实在是放不下心。10月11、12、17日,周恩来先后同前来看望的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谈话。11月2日,他同邓小平进行谈话。11月3日,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谈话。没有人前来探望的时候,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眼睛向上望着,好像透过了天花板,望着那深不见底的太空。他时而陷入沉默,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