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名为“打招呼”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向党政军高级领导层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等有关指示。因为此时，还是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在召开“打招呼会”的会前，由邓小平将中央草拟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报送毛泽东审定，并将开会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1月21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办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对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在写这封信的次日，可能是经过了一番考虑，毛泽东的想法有所改变，他又给邓小平写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后来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打招呼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诬告迟群、谢静宜，矛头实际上对着毛主席。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并已扩大至全校师生。二、毛主席指出：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革的账，总是要翻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三、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念完《要点》后，邓小平讲：“下面稍微说明几点。”他所作的“说明”，主要是以下几点：一、“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二、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三、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画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四、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和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并要求进行讨论，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央。
在召开这次“打招呼会”和下发中央通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持续进行了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久已梦想的“批邓”终于实现，“四人帮”欣喜若狂。早在10月份，王洪文在上海，就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以及文化部的刘庆棠等人多次密谈。王洪文叮嘱这些“四人帮”党羽：“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他还让这些人“要讲究策略”，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后来，王洪文还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召到北京打招呼。他嚣张地诬蔑：“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在忍受批判的同时，除了继续做好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外，邓小平最关心的，是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他经常去看望周恩来，他要尽其可能，安排好周恩来的治疗，以及他能为周恩来做的一切事情。10月16日下午，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大会堂听取医生汇报周恩来的病况。10月17日上午，他在住地与邓颖超谈周恩来的治疗等项事宜。11月4日上午，他再次在住地约邓颖超谈周恩来的病事。11月11日晚九时半，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医疗组汇报周恩来的病情。16日晚十时半，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医疗组请示关于周恩来病事有关问题。11月27日下午三时，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听取周总理医疗组的汇报。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会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此会，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对于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他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他说，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邓小平在这次“检讨”中，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谈到，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说，“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是用这个“检讨”说明，他认为全面整顿“这些方法”是正确的，对于对他的批评感到突然，有抵触情绪。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这次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检讨”的记录。在信中，邓小平写道：“主席：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邓小平现在已经见不到毛泽东了，他通过呈送他的“检讨”，表达想面见毛泽东的意思。
对邓小平的信和“检讨”，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的会，还要继续开。
1975年的12月，“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康生死了。
在中国共产党内，康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出身于山东的一个豪门世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国学渊博，古籍典史无不熟晓。他在苏联受过马列主义的“正规”教育，可以算得上党内的一个“理论家”。他兴趣广泛，精通古玩，酷爱京戏，为人善于察言观色。在党内，不论职务高低，都称他为“康老”。康生虽然表面随和，但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颇具多面性的人物。他最本质的真相，完全不像平时人们眼中的那样风趣随和，而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这个人熟知党内斗争的各种不光彩的权术和伎俩，平时假装生病，一旦风吹草动，便会凶相毕露。他和江青有着旧交，江青的母亲是康生家的旧仆。他和毛泽东的交情也不一般，毛泽东在国外的两个儿子是由康生带回中国的。延安整风时，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信任整了很多人，是有账的。在这以后，他自知多行不义便明哲保身，假称有病，蛰伏了下来。一直到“文革”爆发，他的机会再次来临，便又重整旗鼓粉墨登场。“文革”中，康生先是作为“中央文革”顾问，继而青云直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于党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他的整人的伎俩和狠毒得到了充分发挥，经他点名、为他审查、被他残害的，不知有多少人。他先是与“四人帮”沆瀣一气，后又因为争权夺利而相恨成仇。1973年我们回到北京后，父母亲曾带着我去钓鱼台他的住处看他。我们看到的康生，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卧在床。见到我的父母亲，康生开口便大骂江青、张春桥等人，骂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别人骂“四人帮”，自然没什么奇怪，但不知怎地，这骂，一出自康生之口，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变味儿。听着康生的骂，刚刚回北京的我们竟然不知所云。可见到了那个时候，康生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已表现得如仇如敌。
1975年底，康生已性命垂危，但仍恶性难改。即便是人之将死，还不甘寂寞，还在耍弄两面派。他一方面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想让她们向毛泽东传话，一是表明自己在历史上没有叛变，二是“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康生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另一方面，他又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想跟在毛远新后面也立一功。死到临头了，他还用最后一口气，鼓动如簧之舌，竭尽搬弄是非之能事。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又一个“文革”风云人物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真是一个各色人物表演的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人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像康生这样在政治舞台上曾经风光一时的恶人和丑角，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党，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祸害，造成了多少无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