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发展到如今，父亲和我们全家人都明白，最终决定父亲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心中无所畏惧。7日下午三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接到通知就知道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全家人不但没有惊慌，反而表现得异常镇定。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东方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我们全家人，送父亲走出客厅，走过院子，一直走到大门口。看着父亲沉着而从容地上了汽车，看着汽车开出大门，看着灰色的大门紧紧关上，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和父亲的永诀啊。刚才那种同仇敌忾的坚强气氛，顿时被一阵抑制不住的悲伤所代替。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什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父亲被带走后，中办即派人来我们家查抄文件。那个负责查抄的人到父亲的办公室，左看右看，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拿的，就把电话线剪断，一手一个，抱着两个保密电话机走了。大概，这就算是抄家吧。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相比，这种“抄家”实在也太“小儿科”了。
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派人来接母亲。父亲一人被带走时，由于既不知道他被带到何处，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们曾万分忧虑。现在母亲能去父亲那里，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件好事。这样，父母亲至少可以两个人在一起，相依相伴，共渡危难。不过，此番一去，毕竟是凶多吉少，前景难测。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我们把父母亲的东西尽量多装一些，好让二老即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也不至于受冻受苦。
母亲走后，我们心中倍感凄凉，也许，今日一去，即成永别。父母亲离开我们后，我们想念他们，更为他们的处境担忧。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商量，认为应该有一个人跟随父母亲前去，帮助他们料理生活，同时使他们不太孤寂。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但是邓林和邓楠有孩子要带，我就自告奋勇要求去。我和贺平商量好，如果能获准到父母那里去，对父母亲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也许连我在内，都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在贺平的支持下，我下定了决心，要争取到父母亲身边去，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和他们在一起。我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求到父母亲身边照顾他们的强烈愿望。信送走以后，我们盼呀盼呀，盼着能够早日获得批准。后来，接到上面通知，不准我去。这个答复不但令我们十分失望，而且使我们更加为父母亲的处境担心。父母亲现在到底在哪里？他们的处境怎么样？有没有挨批斗？担忧之情，笼罩在我们全家每一个人的身上。
天边，夕阳快要落下。那沉沉的黑暗，马上就要笼罩大地。那是一个黑得连星星都看不见的黑夜。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与邓小平夫妇谈完后，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时，开会的人已吃完了晚饭，会议移至江苏厅继续开。江青等人问汪东兴，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场可歌可泣的人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被镇压下去了。邓小平，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新希望的人，和与他共同战斗的战友们，被再次打倒了。“四人帮”及其走卒肆虐横行，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虽然悼念和抗议的活动被镇压了，但是，在这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人们心中那已经燃烧起来的正义的烈火，却绝不会因之而熄灭。4月7日，“两个决议”刚刚播完，中央广播事业局一位干部就挥笔写了两条大标语：“要反周总理的江、张、姚（恶狼）决没有好下场，不得好死！”“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北京部队一位副营长在营区附近十字路口一棵白杨树上张贴小字报，斥责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假马列，赞扬“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号召人们“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贴出大标语：“谁反对周总理就和他拼！”“打倒张、江、姚反动的三家村！”全国主要报纸刊登“两个决议”后，8日清晨，在上海，一位青年工人就将一面缝着周恩来遗像和悼念之词的白色绸旗高高地升到了人民广场中心旗杆的顶端。广州一青年工人寄出一封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信，信中高呼：“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从8日起，《人民日报》便不断地接到电话和信件，抗议假“报道”歪曲“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人们在信中继续悼念周恩来，继续痛斥“四人帮”，继续表达对邓小平的极大支持。
“天安门事件”后，表面上是“四人帮”及其党羽获得了“胜利”，人民群众的抗争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一时的得意并不代表最后的胜利。就连得意忘形的“四人帮”一伙，在冷静下来细想之后，也发现了许多隐藏在更深层次上的问题。
第一，“天安门事件”的结果，是毛泽东在经过千思百虑之后，正式确立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四人帮”一伙里里外外忙了一大阵子，结果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毛泽东的决定，令“四人帮”十分不满。第二，邓小平，这个政治大“宿敌”虽然终于被打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还要“以观后效”，还在“手下留情”。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无疑给“四人帮”再添“心病”。第三，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表面上镇压下去了，但是，事态却并没有因此平息，全国各地各类“事件”还在频繁发生，真是令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对于“四人帮”来说，要言胜利，实在为时过早。眼见得毛泽东已经走近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时不我待呀。“四人帮”明明白白地知道，一定要抓紧时间，要加紧继续“批邓”，要加紧继续镇压，而更重要的，就是要加紧夺权的步伐。只要一朝大权在手，那么，什么邓小平，什么华国锋，什么反抗活动，将统统不在话下。
“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加紧了进行最终夺权的行动。首先，他们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他们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邓”文章，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强迫群众继续“批邓”。其次，他们大肆追查“天安门事件”的指挥者和参与者，追查“造谣”、“传谣”者，追查各种类型的“反革命”案件。各地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在进行“追查”。一时之间，个个被追查，人人做交待，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与此同时，他们继续捉捕主要参加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至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五百八十三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十万八千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六百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一千九百八十四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当时在内，共拘捕群众三百八十八人。至于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进行审查的不计其数。仅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在“四人帮”大批判大镇压的政治高压下，觉醒了的人民大众并没有屈服，他们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继续悼念周恩来，抵制“批邓”，抵制“追查”，抗议“四人帮”的暴行。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神州大地上，不屈地燃烧着反抗的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