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发起运动，推动运动发展，支持“左”派造反，批判和消除一切阻碍运动发展的“反动”势力，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权等诸多方面，都已取得了超出他预计的成绩和结果。如果这些，就是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目的的话，他应该感到满意了。他的目标，不就是要保证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要保持永远革命的精神，要用革命的手段来确保革命路线的进行，并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组织、人事乃至政权上的更替和换代吗？
但是，正像毛泽东自己常说的那样，事物往往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运动发动了起来，而且不断地加速，行进得越来越快，就像一列全力向前的重载列车，其来势之猛，惯性之大，任何力量均已不能阻挡。就连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发起者，也已不可能控制其节奏和走向。更何况，这是一场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估计所引发的错误的运动。由其错误的性质所注定，它将只能在一条畸形扭曲的道路上艰难行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刘、邓的批判，毛泽东曾想不同于彭、罗、陆、杨。但林彪和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对此却不满足。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以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造成彻底打倒的不可挽回之势，以敦促毛泽东快下决心。他们加紧部署正式批斗刘、邓的步骤。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报送一份关于批斗刘少奇的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用笔将“少奇”二字勾掉，在后面加上“邓、陶夫妇”。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策划组织召开了“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刘进行批斗、抄家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人身自由。
刘少奇被抄家后，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偷偷把母亲叫到屋后走道说，今天抄了刘家了，拉了一车东西走，听说明天要抄你们了，赶快收收东西吧！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父母亲两人叫到旁边的怀仁堂，说有事情要问。父母亲被带走后，造反派来到家中，开始抄家。
他们首先到父亲的办公室、会客室，然后到父母亲住的房间，翻来翻去，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父亲办公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到我们孩子们住的房间，一间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那天飞飞在家，造反派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看《西游记》，其实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父亲平时打桥牌用的扑克牌。幸好造反派没有搜身，不然就会找到这唯一的罪证：邓小平的扑克牌——记得我们在看大字报时，造反派给父亲列的一大“罪名”就是“爱打桥牌、爱玩”。抄了半天的家，什么也没搜出来，造反派就责令我们交出家里的存款存折。他们原以为我们家多么富有，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家人口多、负担重，所以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反倒还欠着公家二百元钱。他们本想借抄家大肆宣传邓小平的腐化生活，结果却大失所望而去。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那种抄家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心理恐慌。一个人本来没事，或因一次抄家，给造反派找到“罪证”，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对于已经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抄家行动，我们虽未参加过，也未亲眼看见过，但却早就耳熟能详。在刘家被抄以后，我们也不得不做好准备，把家里彻底检查一遍。在那个非常时刻，人们内心的恐慌是无边无际的，有事的、没事的都要一查再查，防备不测。
我们家本来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奢侈用品，只有母亲去苏联时苏联人送的几瓶香水。记得两个姐姐和我，在厕所里，把那几瓶从未拆封的香水打开，一股脑地倒进洗脸盆中，边倒边开开龙头用水冲。也不知道起了什么化学反应，香水和水一掺和，便咕嘟嘟地冒起阵阵白泡。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而且十分愚蠢——我们倒掉了香水，却没有丢掉香水瓶子。如果造反派真搜到了并做起文章，有香水没用还好，有香水还全用光了，那岂不真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啦？幸亏抄家时造反派忽略了那几个无辜的香水瓶子。这是事后想起来的一桩可笑而又可叹之事。真正可惜的，是我们把一些可能被造反派当做罪证的照片都给烧了，其中有我们家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家的合影，还有妈妈年轻时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的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都被我们付之一炬，再也无法找回了。
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革命群众”以开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父亲，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宣布从即日起限制邓夫妇的行动自由。面对诽谤和批斗，父亲忍无可忍，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实在感到非常抱歉。今（29）日上午，我们几个单位的支部开会，当面对我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在会上勒令我在三天内交出我的请罪书，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的罪行，同时对我的生活行动方面也做了一些处理。我目前确实心中惶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
毛泽东没有再见邓小平。打倒邓小平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8月1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中办派来了一个新“秘书”，而这个新“秘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母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新“秘书”声色俱厉地让母亲揭发父亲。母亲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眼看着捞不到什么东西，对母亲的“审讯”便如此了了。
家抄完了，下一步，该是批斗会了。
8月5日，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谢富治和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煽动，建议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批判大会。同一时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分别在住地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造反派事先通知要进行批斗，我们全家已有准备。妈妈叫我们在家的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要出来。
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后，从屋里把父母亲押出来，由造反派团团围在院子中间。一些造反派上前将父母的头强行按下，让他们弯腰、低头认罪。一阵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声后，造反派们气势汹汹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便七嘴八舌乱糟糟地进行质问。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从上海调来的中办秘书局的女造反派喊叫的声音特别尖锐特别刺耳。母亲的眼镜让造反派给拿掉了，她低着头想看一下父亲都看不清。父亲耳聋，又弯着腰，根本听不清那些吼叫，因此也无从回答。他刚刚辩解了几句，话还未说完，便被粗暴地打断。造反派说他态度不好负隅顽抗，接着便又是一阵乱批乱吼。造反派还在院内架上喇叭，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放给他们听。
妈妈不让我们出来，我和两个姐姐在屋里，紧紧地拉上窗帘。姐姐们听着批斗的吼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她们怎么也不忍去看父母亲被斗的惨状。而我则站在桌子上，从窗帘缝中一直看着。我说，我要看，要看到底，而且我要把这一切永远地记在心里！
批斗结束后，母亲扶着父亲走回屋里，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这一天，就这样在吵闹混乱之中结束了。
事后我们听说，这次批斗刘、邓、陶，对邓，还是最“文明”的。对于刘和陶，则残酷得多，特别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
批斗抄家后，父亲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彻底打倒了。
在中南海我们的家中，父母亲已处于软禁状态。我们几个孩子还可以住在家里，但不准到父母亲住的北房。不过，院子里没有进驻造反派，所以我们还是经常悄悄地去父母亲那里。受到批斗以后，父亲沉默、无言、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激动和绝望。在父亲镇定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的心情也并没有低落不堪，只是更少出去，尽量多地呆在家里。要知道，“文革”中，在社会上，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境遇比我们糟、情况比我们惨的，实在太多了。见怪不怪，相比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这期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事，让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
我们的家在怀仁堂旁边，一个小胡同，从南到北前后四个院子。一院李富春，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原本，四个副总理，四户人家，大人们既是老战友又是老同志，关系亲密。小孩子们更是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甚欢。“文革”以后，到处标语口号一片混乱，每家每人都忙于应付运动，自顾不暇。父亲被打倒后，我们更是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有一天，我和大姐邓林从家里出去，走到胡同口，看见陈毅伯伯带着警卫员，正从外面走来。看他严肃地沉着脸，就知道一定是刚刚被迫看过大字报。许久未见，陈伯伯人瘦了，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那副动人的笑容也消失了，只是他的腰板，还是挺得那样的直。我们知道，在“二月逆流”中，陈伯伯也挨了批判。为了不再连累他，我们自动躲着靠在一边。不想他一眼看见了我们，脸色一变，眉头一扬，老远的几步就跨了过来。他叫着我们的名字，并突然弯下腰来，像是鞠了一个躬似的，然后问道：“都好吗？”我们一下子愣住了，当反应过来，知道他是在问候谁时，心头一热，忍不住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们赶紧回答：“都好。”陈伯伯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他又沉下了脸，缓缓向巷子的深处走去。当时，我们曾为此激动了好几天，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和陈伯伯最后的见面。
还有一次，公务员老吴回来，把一包香烟交给母亲。他说，在胡同里，碰见李富春的警卫员小孔，小孔看见周围没人，悄悄塞给他一包烟，小声说：“这是富春同志给小平同志的。”老吴看着小孔走后，半天才回过神来，赶快回家。父母亲看着这包香烟，许久没有说话。他们心里明白，在这艰难时刻，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惦记着他们呢。
一年多前，邓小平送橘子给彭真。一年多后，李富春送香烟给邓小平。世事变迁，怎不令人感慨。
这种状况又维持了一个多月。9月13日，公务员老吴突然急匆匆地来告诉我们，刘家的孩子们被撵出家、撵出中南海了！刘家三个念中学的大一点的孩子，一人只让带一个铺盖卷、一辆自行车，给强行送到各自学校去了。小的一个上小学的，交给带她的阿姨也被强行撵出家门。老吴焦急地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有准备呀。
这时，在家的只有邓楠和我。我们跟妈妈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像刘家的孩子那样被撵走，要走，也要有个去处。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奶奶，即使我们能去学校，奶奶怎么办？奶奶解放后一直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这么大年纪，总不能让她无家可归吧？刘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小，就这么让人赶走，太惨了。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们的命运绝不能任人摆布。商量定了以后，我们也是铁了心了。
不久，造反派和中办的人真的来了，凶神恶煞地命令我们回学校去，命令我的奶奶回老家去，而且两小时之内必须“滚出中南海”！父母亲被软禁不能出来，我们姐妹二人对着造反派申辩起来，说要走可以，但必须给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坚决不去学校住，奶奶也不能回老家乡下，那里根本没有亲人了，难道要她去死吗？除非你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走，否则我们决不走！造反派吼，我们也吼；造反派凶，我们也不示弱。我们横下心来跟他们大声喊着，控制不住的眼泪一串串地顺着脸颊往下流。那些造反派见我们这个样子，没办法只好暂且走了。他们走后，我们放声大哭了一场。自从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和即将与父母亲分离的悲伤，像洪水一样再也禁制不住，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知道逃脱不了被赶走的命运，我们把大姐从学校叫回来，赶紧一起收拾东西。我们在西屋忙着收拾，妈妈在北屋也忙着找。我们在屋子拐角的地方偷偷“交接”，妈妈找到一件，交给我们一件，她和父亲是想让我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
最终，我们胜利了。过了几天，造反派通知我们，给我们在中南海外面找了两间房子，但要在两小时内立即从这里“滚出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分别悄悄地走到父母亲住的北屋和他们告别。妈妈趁我们去时，从她的屋里赶紧再拿出一些东西交给我们。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从她手中接过东西时，我感到她的手烫烫的。爸爸正好在房后的走廊里，我走过去匆匆地亲了他一下，又匆匆地走了。爸爸是最爱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我知道，虽然他从来坚强，从来遇险不惊，从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与朝夕相处的儿女们分别，也许从此再也不能相见，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大的伤害。政治上的遭遇再险恶也打不倒他，亲人的生离死别，却是他最难于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