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交民巷十七号，父母亲二老相依相伴，寂寞之中，倍感思念家人。转眼快到4月底了，二老想起来，4月30日是小孙子萌萌的两周岁生日。二老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小萌萌早产出生，才三斤四两，那么一点点大，全凭精心照料才逐渐长大，因此让人格外心痛。现在，萌萌就要两岁了，真想他呀！二老商量，要给孙子送点东西，算是爷爷奶奶一片心意。妈妈试着问滕和松，能不能托他给家里的孙子捎点生日礼物。滕和松说可以。二老很高兴，让人帮助买了一点东西，妈妈写了一张纸条，请滕和松给家里送去。
我们正在因没有父母亲的消息而发愁，突然收到从他们那里送来的东西，着实地令我们激动了半天。我们打开妈妈亲笔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小萌子明天的生日，给他点水果及两个罐头，二个小瓶子玩，还有糖一大块。不要跳（调）皮，和眠眠姐姐两个人分。给小胖子一个大苹果。奶奶。”看着字条，看着妈妈那熟悉的字迹，好像抚摸到妈妈那温暖的手。我们几个人一边看，一边热泪长流。总算有了父母亲的消息。这些送来的东西和字条证明，父母亲虽然被关着，但还能够买得到东西。能够买得到东西，就证明他们生活上没有问题，没有受到虐待。他们能给我们送来东西，也说明他们虽然没有行动自由，但禁闭得尚不算森严。我们拿着字条和东西，兴奋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喜悦。萌萌的两岁生日，应该是他最值得珍视的一天。爷爷奶奶送来的生日礼物，代表的是最可珍贵的人间亲情，这是拿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最伟大的爱。孩子们还小，他们拿着奶奶给他们的当作玩具玩的小药瓶子跑来跑去，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他们不知道，没有人身自由的爷爷奶奶，在怎样地想念着他们、爱着他们。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妈妈的眼病复发了。妈妈的眼病，是一次看烟花时被落下的灰烬烫伤角膜所致。她本以为是老毛病了，拿点儿药自己治治就能好，便请滕和松帮助拿点药。
滕和松按常规，到三零一医院小药房去为邓小平夫妇拿药。不想，小药房的人说，邓小平被打倒了，不能在这里拿药。滕和松将此事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找了当时主管军队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亲自向三零一医院的浦副院长做了交待。经过这一番复杂过程，才允许继续在小药房拿邓小平夫妇的药。
药拿来了，妈妈按照以前的方法给自己治疗，但她的眼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厉害了。由滕和松安排，妈妈到三零一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这次患的是病毒性角膜炎，必须住院进行治疗。如果住院，就意味着妈妈要和父亲分开，就意味着父亲将要一个人独自住在东交民巷。妈妈不愿意去住院，她放心不下，也不愿和父亲分开。可是，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她的眼睛可能会瞎。在这种情况下，5月11日，妈妈住进了三零一医院的外科病房，进行治疗。
妈妈住院了，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无非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呆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唯一能做的事情。幸亏邓楠在父亲临走时的最后一刻，想起给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扑克牌。在东交民巷，父亲一人孤独度日，全靠着这副扑克牌以为消遣。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及其结局，给本已病重的毛泽东带来的，绝对不会是欢快和喜悦。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压在毛泽东心头的忧虑变得更加沉重。4月30日晚，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毛泽东用不听使唤的手，颤抖着，亲笔为华国锋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虽然已重病沉疴，但他非常明白地知道，他确立华国锋为接班人，“四人帮”必然不会满意，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他的身后，“四人帮”会闹事的。毛泽东为华国锋写下三句话，是在用他最后的一点气力，白纸黑字地写下他的嘱托。他要把中国，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家当，托付给华国锋。邓小平被打倒了，“四人帮”又不可信任，只有华国锋了。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是一个厚道人，是从湖南毛泽东家乡任职出身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这一嘱托，由华国锋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传达。
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从电视中，人们可以看到，镜头中的毛泽东，面容憔悴，行动不便，面部缺乏表情。在这两次会见外宾后，中国政府发布对外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病体垂危，已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
母亲住在三零一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是三零一医院眼科的尹素云主任和唐佐怡医生。母亲的眼睛不好，经常看病，因此和这两位女医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以前，医生们对母亲好，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这种政治高压的状况下，她们依然对母亲非常好。她们不但给母亲精心治疗，而且还把她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母亲。她们的态度，表达了对“批邓”的不满，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憎恨，也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在医院，母亲虽然住在普通病房，却是一个人住单间，平时不能出自己的病房。但有尹主任和唐医生的照顾和关心，她并不觉得寂寞。一天，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风声，可能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呆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0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他在信中提出，卓琳因病住院，这里太孤单，要求与家人住在一起。滕和松将这封信送交汪东兴。汪东兴看后对滕和松说：“让邓小平把信写得具体点。要写上要求回原来的住处。这样主席批了我才好办。”滕和松把汪东兴的交待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将信改好，由滕和松再送汪东兴。汪东兴将此信呈报了毛泽东。这封信报到毛泽东处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父亲不知道，在这个期间，毛泽东病重了两次。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邓小平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画了圈。
母亲住院五十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这时，在育群胡同的我们，也接到通知，说父母亲要回宽街，我们也可以搬回去住。真没想到，搬到育群胡同才一个多月便要“打道回府”。最让人兴奋的是父母亲将要回来，我们那悬在空中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管什么“打倒邓小平”、“批判邓小平”，只要全家人能在一起，就是胜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东西，往宽街搬家。在离开育群胡同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感到一丝不舍之情。虽然在这里才住了一个多月，但毕竟，这是最困难时我们的一个栖身之处呀。我们把几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那盛开着的美艳无比的月季花留在了小小的院子里。关好门窗之后，我们离开了育群胡同。
回到宽街，本来挺高兴的。但是一看，一个多月不见，这里真是有点面目全非了。邓小平现在被打倒了，不能“享受”原来的待遇，原来屋子里铺的所有的地毯全都给撤走了，客厅里的沙发和其他很多家具也都搬走了，办公桌、椅，甚至台灯都拿走了，整个家里空空荡荡的。还有，看到那块被我们挖得乱七八糟的月季花坛，我们也不禁唉声叹气。真是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没有地毯，于居住走路毫无影响，打扫起来还方便许多。没有家具，也没什么了不起，几个木板床一搭能睡觉就行，反正被子褥子我们有的是。我们把落满了灰尘的屋子打扫干净，把窗户玻璃擦得明明亮亮，再把院子弄得整整齐齐。可喜的是我们居然还找到一个沙发椅，准是撤家具时“漏网”的。我们在空旷的客厅里把这个沙发摆好，还搬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旁边当茶几，就算是给父亲的专座。想到父母亲很快就要回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的快乐。不想，当我们把一切收拾停当后，父母亲的归期一下子又没有了消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焦急地在家里等待，心中忐忑不安地想：难道情况又有变化？
就在父母亲准备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时，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不幸逝世，享年九十岁。1976年，真是一个多难的年代呀。这一年的年初，周恩来逝世；而现在，朱德元帅又不幸病逝。这些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共和国伟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与世长辞了。人们不无忧虑地想到，未来的中国，将交付何人？
因为朱德元帅的去世，父母亲迁回宽街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7月19日，他们才实现了回家的愿望。宽街是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为了不引人注目，中央警卫局特别安排在晚上十一点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让父母亲乘车离开东交民巷，回到了宽街。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可是，那个小萌萌，不知怎么地摔了一跤，鼻梁正当间儿磕了一个口子，在小脸儿的眉心上贴了一个大白纱布，看上去活像京戏里的白鼻子小丑。父亲母亲是又好笑又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