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柏杨大师开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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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闻过则喜,改过不惮

第八章追寻至真:以人为鉴,于谬误中见真知

第八章第1节闻过则喜,改过不惮

凡闻过则怒的人,他所闻的过,一定不假。好像一钢叉扎到他屁股上,他非歇斯底里叫起来不可,假如扎到砖墙上,他自然不会出声。闻过则怒是医生的诊断器,可诊断出批评的真实程度。无论是歇斯底里叫起来,老羞成怒吼起来,都证明它确实是批评对了。

有一种检讨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那就是主持检讨的人无法承受正确答案的打击。

阿Q,一个被中国,乃至世界所熟知的人物。他的身上有一种中国人,也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说自己是“胜利者”。这种“精神胜利法”,不只是面对屈辱时才会出现,在遇到过失时,同样也会出现。

与鲁迅一样,揭露中国人弱点与缺陷的柏杨先生,一开始却并未受到人们的认可。一篇《丑陋的中国人》,揭开了人们心中无数的痛。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予以否认,伴之以无比的愤怒。一时间,柏杨先生成了无数人责骂的对象,这便是人们对于“过”的一种态度。

柏杨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到:“凡闻过则怒的人,他所闻的过,一定不假。好像一钢叉扎到他屁股上,他非歇斯底里叫起来不可,假如扎到砖墙上,他自然不会出声。闻过则怒是医生的诊断器,可诊断出批评的真实程度。无论是歇斯底里叫起来,老羞成怒吼起来,都证明它确实是批评对了。”愤怒过后,人们开始静下心来,思考那些“过”,发现原来当初的怒,正是因为柏杨先生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正常皮肤下隐藏的“溃烂”。

“闻过则怒”,是一种很多人都会有的心理反应,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许多人只能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庸之士。对于那些想要探求真理的人而言,闻过则怒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正如柏杨先生所言:“有一种检讨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那就是主持检讨的人无法承受正确答案的打击。”

一个人的过失和错误不可避免,重要的是正视并且勇于改正它。只有树立闻过则喜,改过不惮的人生态度,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高修养,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任。

战国时期晋文公之所以成就一代霸业,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听谏”。典型一例是,晋文公流亡在外近二十年,在即将返国为主之时,却丢弃了流亡时用过的食卧之具,怠慢老臣,忘本之举溢于言表。其谋臣咎犯“闻之而夜哭”,直言力谏,文公则不恶其谏,反而从谏如流,幡然改过。

唐太宗李世民可谓古来中国帝王从谏如流的典范。贞观初期,他几乎已经达到了“闻过则喜”的程度,只要别人正确地指出他的错误,必改之,从不刚愎自用。到了贞观后期,开始不好直言,大不如贞观之初,但依然能够从谏如流。有一次,中牟丞皇甫德参向他进言,称“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太宗怒(不能闻过则喜矣),“欲治其谤讪之罪”。此时,魏征谏之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请太宗明察。”此时的唐太宗依纳能够从其所言,称“朕罪斯人,则谁复敢言”,还赐给皇甫德参“绢二十匹”,显示了鼓励上言直谏的姿态。

1941年,陕北“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哐当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活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并没有怪罪那位农民,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原因在于当时延安物质极其匮乏,而边区老百姓还要“出二十万石公粮”,运六万驮“公盐”。群众负担很重,有人便把怨气撒在了毛泽东身上。弄清了原因,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倡导党中央积极“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终于减轻了人民负担,自己动手解决了丰衣足食的问题。

毛泽东是无神论者,他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雷神。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又熟读经史,深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尽管他并不相信有司雷之神,却始终对另一个“雷公”——人民群众存有虔诚的敬畏之心。即使面对老百姓的咒骂,他也不怪罪、追究,反倒把它看做是民情、民意的重要信号。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他把民利放在首要位置,把民意、民情作为制定和调整党的决策的重要依据和标准,知错就改,立说立行,以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良药总是让人感觉口中苦涩,忠言总是让人感觉忤逆心意。“良药”与“忠言”,这两者带给人的都是不适的感觉,所以人们每当听到或接触到它们时,总是会皱起眉头,表现出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但它们又都是对人有益的,或者是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所以人们的理智又要求自己不仅要坦然地接受它们,还要主动迎接它们。

闻过的态度,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优秀与平庸。听到别人指出的自己的过错,你的反应是喜还是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