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38年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任队长兼军事教员的王德回忆，当日寇进攻武汉，华中危急的消息传来时，毛泽东同抗大教职员和部分学员，在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后说，我们必须准备打持久战。我们这辈子打到老，胡子白了打不走日寇，交给儿子，儿子再不行，交给孙子。接着介绍了“愚公移山”的故事。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中就说道：“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
当然，最著名的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闭幕会上他以《愚公移山》为题作的演讲。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到第8个年头——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主席说，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不光要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要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毛泽东接着引述了《愚公移山》这篇寓言，要人们学习愚公移山这种精神，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要坚持下去，不断地工作，就会感动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使全国人民一齐起来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挖山不止，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将这样一个深受人民喜爱的寓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讲的通俗有趣，并给予一种新的解释，增添了新的内容，赋予了革命的意义，把愚公精神从人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斗争的领域。为在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党的“七大”决定的路线，打败国内外反动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起到了动员和鼓舞的作用。
毛泽东喜欢把人民喻为上帝。他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依靠群众的力量，他认为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无往而不胜。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1975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仍说：“人民就是上帝。”
对《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念念不忘，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同薄一波谈话中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同时，也表现了人定胜天的信念。
十、《左传》中有丰富的营养
《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
【简介】
《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最详备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30卷，19万余字。记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至周贞王十六年的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及其代表人物的史事。史料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古代史学文学名著。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开始将经传合编为一，广为流传。
《左传》记事，囊括了当时全国的范围，包括地处偏远的吴、越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奠定了中国史籍记载全国范围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中国很早便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的政治人物、思想家以及民众，都把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看做是全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即使短期内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下，统一的意识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保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长期连续发展的强大精神纽带。春秋时期正是我国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时期，《左传》把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在典籍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统一意识，反过来又对国家进一步统一和民族形成共同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传》记事，注重人事，注重记载社会生活和总结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成败经验，它从各国政治的盛衰成败，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完整的人物活动中，多层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左传》的编撰方法，以年为经，以全国范围的各诸侯国的史实为纬。它广泛地采纳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熔铸为一部有系统、有断制的历史著作。
《左传》这部优秀的史学、文学名著，千百年来，却是一部争论很大的著作。历来学者围绕《左传》的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说它的名字的缘起。《左传》是大家习惯上称呼的书名，即《左氏春秋》的省称。而其最早的书名却是与此倒过来叫的《春秋左氏》。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书，于是《左传》便有了现在的省称，从此以后便沿袭下来。
关于《左传》的作者问题，最早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鲁国的君子盲人左丘明著有《左氏春秋》，其他事迹介绍不详。
《论语》提到过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孔子非常敬重他，说是与他同好，但是并未说此人曾作《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才把两个左丘明断为一处，并说他和孔子同观鲁国史记，并为之作传，也就是《左传》。到了晋代，杜预作《春秋集解序》，便将左丘明说成是孔子的学生。这样，左丘明作《左传》说，经两汉、魏晋维持了几百年。唐代学者赵匡对此说提出异议，否定左丘明曾作《左传》之说，此后，宋元学者多同意赵匡的说法。清代末年，刘逢禄、康有为等人经过研究，认为《左传》是汉人刘歆采取《国语》依《春秋》编年而成的伪作。20世纪40年代还有人认为《左传》的作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
后人否定左丘明著《左传》的种种说法，多是推测之辞，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相比之下，司马迁肯定左丘明作《左传》的说法。较为可信。因为，司马迁著《史记》，取材严谨，被后人誉为“实录”，他对左丘明的评价，也仅寥寥数语，体现了他“疑者阙焉”的科学态度。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左丘明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盲史，类似古希腊荷马式的人物，《左传》和《国语》中的大部或一部分历史是根据他的传诵，由儒家子夏的再传弟子们笔录、整理，最后写定的。当代学者徐中舒先生对此说法有过系统论述，他在《左传选·后序》中说：“左丘明出身贵族，博闻强记，既熟知统治阶级的历史，又习闻瞽矇先辈的诵说。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实，成为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同时他又必须经常将这些史实融会贯通起来在瞽中传诵下去，使这些史实不至湮灭。当他一年又一年的反复传诵，又使他的文学技能不断提高。因而，他所传诵的历史，可以说在内容方面是丰富的，组织方面是严密的，修辞方面是动人的。《左传》文章优美就是以这种传诵作为蓝本后来笔录成‘语’，又经过一番加工。最后，《左传》作者又在子夏门下长期讲习中，由子夏再传弟子搜集更多的文献，选择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这种说法，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左传》同《春秋》的关系，也是人们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其中还夹杂着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的斗争。两个学派都承认《春秋》是经，可对《左传》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古文经派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今文经派却说：“《左氏》为不传《春秋》。仔细研究《左传》与《春秋》的原文，今文经派较有道理。《春秋》和《左传》都是史学著作，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专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它们“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左传》与它们截然不同，它只叙事，不解释《春秋》的经义。它有很多“无经之传”，或者同经文相矛盾的传文。因此，可以说，《左传》是一部分以《春秋》为纳，并依照它的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的次序，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悼公十四年）间的春秋历史。他取材广泛，博采了古代和当时的史书的记载，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以及周、郑、宋、卫等国的旧文简册和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删繁就简，加以裁编而成的。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还保存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部分资料。后来，汉朝人的许多著作如《史记》、《新序》和《说苑》等书，都曾以《左传》的记载为依据。
春秋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很迷信，每逢国家大事，多预卜吉凶。《左传》就记载了很多这类事件，其中有灵验的，也有不灵验的。凡是灵验的，一定是比附之辞。研究《左传》的学者就利用书中的事件，以及《左传》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把它的成书年代定在公元前375-351年之间，否定了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旧说。
《左传》反映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虽然宣扬了唯心史观和等级观念，但就其整个思想倾向来说，有很大的进步性，如《曹刿论战》、《师旷论卫人出其君》反映出以依靠人民、“爱民”为内容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幼童汪锖执于戈以卫社稷》反映了以反抗强暴、爱护国家为内容的爱国思想；《役入相命各杀其长》描述了劳动人民反抗阶级剥削的斗争。本书热情赞扬了管仲、子产、叔向、晏婴等对国家和人民作过贡献的政治家，对残害人民的暴君和暴政以及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左传》为古代史学创立的范例，为两汉史学家司马迁、荀悦所效法，从而推动纪传、编年两大史书体裁走向成熟。《左传》文字简练优美，作者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复杂纷繁的事物。对战争的叙述，谨严而分明，委曲而尽致，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的生动细致，描绘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的人物形像。《左传》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很高的艺术成就，被尊为《十三经》之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评点】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
——摘自毛泽东与孟锦云的谈话（见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
【鉴赏】
《左传》是毛泽东一生很喜欢读的古典作品之一。1906年，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传》，深受二书影响，从此他对历史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李锐先生统计，《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从毛泽东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引证次数的频繁来看，他对《左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1936年，毛泽东撰写的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八年的曹刿论战，几乎是全文引用，用来说明他要阐述的军事思想。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引证之前，毛泽东写道：
春秋时期，鲁与齐交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他风趣地说：
“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论述：……”。在全文引用了《左传》所载曹刿论战一文后，毛泽东具体分析这个战例说：“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蘼之时。
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毛泽东对《左传》关于曹刿论战的记载作了现代意义上的说明，其材料是传统的、历史的，而其所用理论却是现代的、科学的。
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毛泽东运用《左传》上所记载的一些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深刻的史实，来说明他要阐述的理论、原则等。例如，他在讲到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术的重要方针之一”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所记齐晋鞍之战时齐顷公所说一“余姑灭此而朝食”的大话。指出：“‘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左传》所载齐、晋鞍之战，战斗进行的很激烈，连晋军的统帅都受了伤，但晋军齐心协力，顽强抵抗，以致“齐师败绩”，晋军逐之，“三周华不注”。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毛泽东用它来说明军事指挥中气概和计划的关系，非常生动。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犯错误来说明，他指出：
“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出其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以阐明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用兵之道。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引用晋、楚城濮之战，阐述以少击众，将劣势转化成优势，要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使全局转变为优势，转变为主动。
毛泽东把《左传》当做历史来读，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上，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孟锦云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保天下。”由于《左传》记事以春秋时期各国政治史为主干，而其描写战争的篇幅比《资治通鉴》相对要少，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更重视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毛泽东在对孟锦云论述了古代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后，接着又说：“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