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中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
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上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巾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的白莲教，上帝教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就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27——628页。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读卢弼
《三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
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其中最让他动情的，莫过于《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作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好《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毛泽东关于《张鲁传》的批语可以说明“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它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毛泽东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也与他数十年参加与领导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历有关。
稍后，他把12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此时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读《张鲁传》，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中央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关系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并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要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大力推行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编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甚至打算试验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这些情况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谈《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毛泽东用现代汉语对这一纲领作了具体说明，诸如“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以及“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带有明显肯定的语气。而对于“从某几点看起来”“近乎”于此的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有意与“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其赞许与支持的倾向，也是明显的。在毛泽东看来，汉末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对全党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的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叙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有“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大跃进”的一些作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
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划去的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民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毛泽东的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其实，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向党的领导干部推荐《张鲁传》。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
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供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关于《张鲁传》的两个批语以及在中央全会期间向与会者印发的作法，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毛泽东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也与他数十年参加与领导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历有关。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平均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成功，使人总怀念着供给制，赞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希望着先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1958年‘大跃进’中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曾被毛泽东所肯定而普及全国。毛泽东不再真正深入地注意研究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
1958年，在当时追求“早过渡”的“狂热”之中，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其实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1958年8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元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直到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在中国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于生产中的竞争与分配中的差距的忧虑。他还说：“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题为《自己为自己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时，曾经这样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农、工、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在《红旗》杂志1958年4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又被陈伯达引用，以作为人民公社体制的理论蓝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毛泽东1958年视察河北徐水时，曾十分称道那里仿照军队组织的连、营、团形式的劳动组织形式，他当场要求陪同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进行推广。
当时有一个相当普及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这一口号是由刘少奇提出以经毛泽东肯定的。
三、《智囊》是为统治者决策，为普通百姓谋生的实用智慧宝典
在冯梦龙看来，能够弃小取大、卓有远见的智慧，才是最高的智慧；而狡黠和卖弄小聪明则是最低下的智慧。
【简介】
《智囊》是明朝末年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集的一部笔记小说。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吴县）人。他的别名很多，有耳犹、龙子犹、姑苏词奴、顾曲散人、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等。冯梦龙从小就受到系统而完整的封建传统教育，“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诗学”。在青壮年时期，他像当时所有读书人一样，忙于研读四书五经，应举赶考。但直到崇贞三年（1630年），他已经57岁时，才考取贡生，61岁时才被选补为福建寿宁县知县。据《寿宁府志》记载，他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遏民以恩，待士有礼”，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他在65岁时，离开官任回到苏州，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清军南下渡江时，他痛心疾首，“悲愤莫喻”，于是投奔了南明唐王政权，积极参加抗击清军的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南明政权相继被清军扑灭，冯梦龙也就在这时忧愤而死，终年73岁。
冯梦龙生活在社会危机极其严重的明代末年，当时，明朝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外部又面临清军的极大威胁和入侵。在这种情况下，冯梦龙很关心时事政治，参加了由张溥、张采组织领导的政治文学社团——“复社”。他们主张“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标榜读书要“致君泽民”，付之实用，并以评论文章、评论社会的形式，对现实政治展开批判。同时，由于冯梦龙长期生活在市民文化发达的苏州，其思想深受市民意识的影响，因而具有进步的文学观。他既反对僵硬死板的“八股文”，也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脱离现实的复古文风，他大力提倡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注重文学艺术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强调文学艺术必须贴近广大民众，这在当时封建社会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冯梦龙一生创作、编集和整理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其主要著作有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长篇历史演义《新列国志》、《平妖传》、《两汉志传》、《古今列女演义》等；民歌集《挂枝儿》、《山歌》等；笔记小说《智囊》、《古今谈概》、《笑府》、《情史》、《燕居笔记》等；传奇剧本《双雄记》、《万事足》、《精忠旗》、《杀狗记》、《三报恩》等；散曲集《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墨憨词谱》等；其他还有《甲申记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寿宁县志》等等。可见，冯梦龙的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范围很广，几乎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所以有人称他是“全能”的通俗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