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雅负责带路，弟弟开车，我坐在后面喝着她带的酒，甜甜的，挺好喝，好像是一种鸡尾酒。
我的爸爸妈妈出生在鄂托克这个地方。爷爷是苏米图书记，文革时饱受摧残，熬过去了。１９８０年鄂前旗建旗的时候，被调过去任副旗长，主管经济建设，奶奶是传统的蒙古族妇女，在家里照顾子女，一生任劳任怨，是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在我出生前爷爷奶奶就去世了，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是心里对二老有无限的崇敬。姥爷在建国以前是王府的笔帖式（算是秘书或者文员），在建国前几年迎娶了远从伊金霍洛旗台吉（蒙古人的贝勒贝子）家庭下嫁的姥姥，建国后担任嘎查长，文革以前被通知去北京开会，回来以后文革开始，在揪斗愈演愈烈下，积劳成疾，换上食道癌去世。姥姥也是传统的蒙古族妇女，在姥爷去世时，妈妈尚未出生。六个子女，姥姥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大，后来却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姥姥去世以前，就被癌症夺去三个女儿。她于２０１１年去世，享年８３岁，向上天致以最为虔诚的祈祷，祈祷老天爷给我的姥姥一个幸福平安的来生，感谢她为家族贡献了的一辈子。
我喝醉了，看着广阔的草原想着我祖辈的这些事，弟弟和黛雅聊的很开心。也是因为我的奶奶和姥姥都是伟大的蒙古族女性，所以妈妈从小要求在汉族学校长大的我必须找个蒙古族的牧区儿媳，没问题，我做到了，塔歌娜给他们领来了，二老很高兴。塔歌娜也确实保有蒙古族牧区女孩儿的优秀品质，孝敬公婆，勤劳贤惠，最重要的是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对我来说她是每一夜睡在我身边的女神。
想着这些事儿，目光欣赏着草原，一个人影进入我的视线。他好像是个老人，驼背佝偻，吃力的站在高地的树下的凳子上，往粗壮的树枝上系绳子。卧槽，这人准备干嘛啊？
“扎苏汗。”我赶紧叫弟弟。
他停了和黛雅的调情，问我：“怎么了？”
“你往那边儿看。”说着指向那个树下的老人。
“那谁啊？准备干什么？”他也奇怪。
“开过去，咱们看看。”黛雅说。
当车越来越近的时候，才发现，地上有白酒，有凉菜，有用石头压着的纸钱和花圈。我们下车走向老人。
“您好啊大叔，您在干什么？”我用蒙语问道。
那个老人已经看到我们，很不好意思的用汉语回答：“没什么，借块儿好地方准备走了。”看来他是个汉人，一般在牧区生活的汉人都听得懂蒙语，也会说。
“怎么想不开了？来，我这儿有好酒，陪您喝一会儿吧，解解闷儿。”我拿出车里的预调鸡尾酒，盘腿坐下，弟弟扶他坐下。
他喝了一口我的酒，凭着高地微笑着远眺：“没什么想不开啊，就是想走了。我老了，干不动了，再过些日子，说不定都得瘫在炕上下不来。与其躺在炕上饿死渴死以后臭了，还不如风风光光的在这个风景好的地方走了，这样还好些不是吗？”
听了他的话，心里特别的沉重：“听大叔说话像是读过不少书啊，像城里人。”
“听出来了啊？我之前是城里人，在达一中教历史。”老人十分高兴。
弟弟：“达一中？好学校啊，大叔您在那儿教书的话水平肯定不错。”
老人叹了一口气：“是啊，不错，历史组学科带头人，我教出来的学生光进北大的就上五十个了。那也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学生上学都用电脑上了，我们这些老师就都没用了。”
我继续问：“那您怎么会来鄂托克旗了？”
“我就是这里出生的，我的父母就埋在这棵树往北两三百米那儿。达一中和市一中合并以后，我估计市一中撤掉也是迟早的事，就回来了，陪陪父母。”他眼眶稍微湿润了些。
拿出一根儿九五至尊，递给老人，我说：“那您的孩子呢？他们在干什么？”
“我有一儿一女，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也没怎么陪他们，我们之间感情本来就淡。现在他们一个在德国，一个在北京，我这个老头儿在这个小地方，他们一年来看我一次也是很不错啦。”
“那大叔也不要这样啊，我爸是咱们这儿新办的养老院的院长，您去养老院吧，那儿特别豪华，都是国家财政花钱雇护理人员，让您舒舒服服的再活十几二十年根本不成问题。”我握着他苍老的手，希望他跟我们走。
他还是远眺着阴沉天空下的草原：“哎……麻烦别人干什么，我这么走了也挺好，陪着爸妈，看着路上偶尔走过的人和车，也不孤嘛不是。”
黛雅终于说话了：“大叔，养老院更热闹，好多老头儿老太太，在一起特别开心。我们一起走吧，好吗？进了养老院我每个星期都去看您。”
老人抽烟呛了，剧烈的咳嗽，咳嗽着就笑起来了，笑的特别豪放开心：“真的？”
黛雅：“当然是真的啊，每个星期去看您不说，还带这种酒去给您喝。”
“啪”，老人双手拍着大腿说：“好！你们过一会儿就把车停这儿，我回一趟家，准备点儿带走的东西。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的车停在这儿的话我能看到，走过来你们拉上我去暗度晚年吧。”
我们说好以后就开心的上车走了。
开出了二三百米远，我回头看看那个老人，他远眺着远去的我们，穿着一身又油又脏的羽绒大衣，抬起手臂，努力的向我们缓慢招手道别。后面是那颗孤零零的树，和莫名阴沉却不下雨的天空，还有那似浪花般的草原。这个画面那么深刻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