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降28一落笔知识分子和女性题材，杨降立刻如鱼得水，那种俏皮幽默，老辣犀利与钱钟书比起来也是不逊色的。《小阳春》里四十岁的俞斌博士不满意家庭的沉滞，被一位俏丽的胡小姐所吸引，来了一段婚外恋，借以讨论中年夫妻如何相处的问题。“惠芬是好太太，头等好太太，可是一个女人，怎么做了太太便把其他都忘了？太太便不复是情人，不复是朋友，多没趣！她这样就满足了。做个好太太，称心如意的发了胖，准备老了！俞斌觉得自己的发胖，全是太太传染给他的。难道胖不会传染吗？她心平气和，感情懒怠，影响了自己，便也发胖了。”这一段议论真是精彩，写活了中年夫妻的病症之所在。在平稳安适的生活中失掉了激情，忘记了爱的保鲜。在俞先生心中涌着阳春的激情时，妻子还在为日常琐事忙碌。因此他迷上黑里俏的胡若蕖。“白是没有感情的颜色。黑，表示含蕴着太阳的热——或者——像一朵乌云，饱含着电。”这样的比喻精妙动人，充满智慧。她对胡小姐的描写：“她黑得静，软，暖和，像一朵堆绒的墨红洋玫瑰花苞。”简简单单一句话就传神地捕捉到了她的神采风貌，用感觉来激发读者的感官。而俞先生与胡小姐之间，把胡小姐比作“饱含着电的乌云”，而俞先生“话像一支颤巅的铜丝，等候着触电”，令人哑然失笑的同时不能不佩服写作者敏锐的感觉。因而他看来看去，只看见妻子冰冻的眼，充满杀气的眼，呆滞黯淡得无光无色的脸，毫无趣味的行为举止。与之对比的，胡小姐处处时时都显得情趣盎然，她的活泼伶俐的脸，时不时扇下的浓长睫毛，一笑一亮的乌黑眼珠，半含羞半撒娇式的说话，俏皮的饱含双关语的情书，都含着危险的诱惑，“美人才调太玲珑”。她有本事只一封短短的信就拨弄得俞先生半夜无眠“他闭上眼睛，抓住这个字，嵌下那个字，把半个恬静的夜，涂抹成一幅字迹模糊的诗稿。”这样的语言近似于诗。
俞先生的挣扎和对春天的渴望，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对生命的渴望，而俞太太未能配合他这渴望，胡小姐对他的引诱使这股激情淌出去了。他的迷惑和挣扎是生命的迷惑，人生苦短，欢乐日稀，为着生存、前途、事业苦苦打拼，将原本属于春天的日子过成了苦行僧似的挣扎，等终于站稳脚跟，有了闲心和闲暇时，又走向中年。所以他的思考又切向另一个主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有声望有成就的俞博士没有深思这些累人的哲学问题，而是希望在俏丽活泼的胡小姐那里揪住春天的尾巴，在即将逝去的青春里找到些活力和激情。
俞先生渴望生活中有新鲜的刺激，一再被胡小姐诱惑，却又害怕妻子多心，时时处处在妻子面前小心翼翼，又常常怀疑这份感情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俞斌对于恋爱，恰像老年人对于生命，只企求安逸的享受，懒得再赔上苦恼挣扎。我亦阳符满腹中，可是要他再运用机智，太麻烦些。”况且妻子分明是好妻子，也是从恋爱而结婚的，给他生了两个活泼生动的孩子，虽说少些情趣，但也是不肯太对不起她的。这正是中年俞斌的矛盾之处。爱情于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快乐，而是一个需要反复权衡的事情。
俞太太的塑造也别有深意。她原本心满意足地做她的好太太，相夫教子，忙里忙外，琐碎的生活磨损了她的浪漫娇俏，在丈夫为前途为学问苦苦打拼的时候，她何尝不是一样在为生活苦斗？她性情柔和但也倔犟，对丈夫的变化比较粗心，但也留意到了他的轻狂。最令人心酸的那个花和糖的误会，俞斌买了大束玫瑰和大匣子糖去讨好胡小姐，却撞见胡小姐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亲昵谈心，尴尬地抱回家，结果家中的傻妻子误认为是丈夫在向自己请罪，开心得心花怒放，并忏悔自己连日来在心上冷落了丈夫，巴结地陪丈夫去公园散步。遇见正在等俞斌的胡小姐，俞太太为在情敌面前展露幸福而得意洋洋。殊不知，“情人间的误会，好比木柴上的根节，着了火燃烧得分外旺。两汪泪，一个吻，俞斌和胡若蕖的交情，又斩进一关。俞太太还自满自傲的兀坐在太太宝座上。”这段话表面上看是对俞太太的揶揄嘲讽，实际上蕴含了一个女作家对女性的同情和理解。被背叛、被欺骗的妻子形象跃然纸上。所以当她从丈夫兜里翻出大叠情书时，她的痛苦和愤怒才会哄的一声燃烧起来。“她成了无人需要的多余的东西，没有一滴眼泪润泽她心上的干枯烦躁，只觉自己是脱了仁的壳，去了酒的渣滓。”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她的思绪翻了好几个来回，一时觉得要丢弃丈夫，“他也只配跟那黑毛女人混去”，一时又不甘心，“为什么？倒让她！没那么容易！我做弃妇免她做姘妇！”而且还要为孩子着想，“得实行伊索寓言中占据马槽的恶狗。”可是一转念，又觉得无限烦厌，“做一个太太什么好？害怕别人抢了地盘去？她得占据这地盘，把自己搅拌在柴米琐碎中间。丈夫的世界，她走不进。孩子的世界，她走不进。用剩了，她成了累赘。俞太太觉得不服气，什么地方错了？也许错的是她自己，女人自己。”这段描写写活了作为中年妻子的感受，是女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上发出的恨声。
在生活的磨砺中，她失去了追随丈夫小阳春的浪漫。丈夫有了外遇后，她的矛盾愤怒和委屈无处诉说。她没有足够的智慧理清事情的原委，也无法让自己假装冷静，去干练地处理这件事。“只觉得无限烦倦”。于是披衣出门，却又无处可去，只好去了平时丈夫带她吃过点心的地方去吃饭，本想赌气款待一下自己，却只叫了一碗面，对着这碗面撒下了伤心的泪水。在街上闲逛觉得无聊，看戏也觉无味，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家。这一段描写也足够精彩传神，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俞太太已失去了自我，她早已将自己和这个家，和丈夫、孩子融化在了一起。所以一旦这个家有一丁点风吹草动，她就不能适应，也已经失去了独自取乐的能力。这种依附性是在安逸的日子里体察不到的。所以她此时的悲哀不仅仅是丈夫的背叛，还应是自我生活能力的丧失。
杨降没有就此写下去，想来善良的她已不忍心写下去，于是来了一笔很突兀的转折，误入歧途的丈夫忽然迷途知返，主动放弃了他的春天，劝说胡小姐和陈谦订婚，自己回归了家庭。“十月小阳春，已在一瞬间过去。时光不愿意老，回光返照地还挣扎出几天春天，可是到底不是春天了。”这样的峰回路转给小说收了尾，也带给读者几许放心。可是这样的结尾对于那样精致的前半部分和深婉细巧的心理描写，却是一个令人惋惜的败笔。作家完全可以再写下去，写成一个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作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婉敦厚，这是杨降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用笔简约而刻画精细，语带讥诮而内蕴温厚，既有对中年人生活的同情，更有对女性尤其中年女性的怜悯和理解。这篇写于四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已露出杨降作为杰出小说家的锋芒。
比较而言，《“大笑话”》的讽刺意味浓厚了许多。温家园中王世俊博士去世两年后，他的寡妇夫人来临。结婚七八年而陈倩还是首次来到，在温家园引起一阵骚动。安排宴会，貌似热情的人们各有各的打算。逸群热心为陈倩说媒，要把当年钟情自己而后移情朱丽的单身汉赵守恒介绍给陈倩，而朱丽眼见自己的情人迷上陈倩心怀愤恨，又偶然撞见陈倩与逸群的丈夫林子瑜很亲密。于是巧作筹划，设下陷阱，让众人抓住他们作奸犯科的证据，使陈倩成为一个大笑话，无脸再呆在温家园。反讽的是，林子瑜还是有名的民法教授，能纸上谈兵，却不能给自己主持公平。可以说这个小短篇从一开始就落在人性之恶上面。
杨绛把这个故事发生地点放在温贝子坟园，是很有戏谑的讽刺意味的。这些人的居所就是坟堂。而进入这里的人员看似要求很严格，“社员资格要求虽严，标准很难捉摸。”实则都是庸碌之辈。“谁进得温家园，仿佛蛆虫钻入奶酪，够钻一辈子的，所以忘了园外还有一个世界。”王世俊生前总向人吹嘘夫妻和美，到京七八年却没把夫人接来，而与自己的助手打得火热。这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夫人成天琢磨的并非学术，而是家长里短，别人的风流艳情。周逸群和几位夫人精心策划，打着“为了平旦学社的荣誉，为了朋友的前途，为了照顾丈夫同事的寡妇”的旗号，是为了打击朱丽，认为陈倩只是一个美丽的傻女人，可以当作一个利用的工具。正如书中人物李淑君所说：“这里的太太们心眼儿多，嘴又贫，惯爱造谣污蔑，显得只有自己第一。”
朱丽这个人物形象很生动，有对女性弱点的鞭挞。她美丽并以美丽为资本在几个男人中周旋，自己有丈夫，却牢牢操控着情人。为了不让赵守恒与陈倩相亲成功，不惜使出卑劣手段，制造陷阱，让众人误会陈倩与林子瑜有奸情，以此逼走陈倩，让她和周逸群都成为“大笑话”。陈倩和林子瑜原本纯洁的真情被拉入污泥。其手法并不新鲜，但发生在知识女性——至少知识分子家眷中的故事还是有几分深意的。
《洗澡》是杨降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1988年出版。小说分为三部分“采葑采菲”、“如匪浣衣”、“沧浪之水清兮”。
第一部分用两章的篇幅讲余楠如何被胡小姐和她手中的官帽迷惑，意欲抛弃妻女与她同去国外，却因过于悭吝而被胡小姐抛弃的滑稽故事。余楠留过洋，在杂牌大学当教授，也写些散文、小品之类，“他的特长是快，要什么文章，他摇笔即来。”“他捧得住饭碗，也识得风色，能钻能挤。”四十岁的余楠有一个至为贤惠的妻子宛英，两人青梅竹马，孩子已上大学，却又缠住一个胡小姐，“口口声声说要和胡小姐正式结婚，却总拖延着不离婚”。杨降用戏谑的口吻描写余楠和胡小姐的这段情，他们各怀心思，胡小姐要一个拿得出手又辖治得住的体面丈夫，而余楠不过是想婚外偷腥。只此一笔写出余楠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轻浮冶浪。出国谋职无望转而接受宛英的建议北上，来到北平国学专修社。这才开始进入小说要叙述的主要生活场景。
长得像“俊俏的河马”的施妮娜，连基本的文学常识都十分欠缺，且为人十分专横霸道。她一出现在小说里就在向房屋捐赠人的女儿姚宓发难，要求她开放父亲的藏书室，理由是：“既然借公家的房子藏书，为什么不向群众开放呢？”而姚宓不生气也不发怒，而是静静地说：那间房还没有捐献给公家……里有善本，孤本，还没编目、登记，所以不外借，不开放，说得气焰嚣张的施妮娜无计可施地走了。长了一双媚眼的大学毕业生姜敏“当面奉承，背后挖苦，上面拍马，下面挤人。”施妮娜的小生丈夫汪勃，“一张嘴像漏水的自来水龙头，滴滴答答不停地漏水。”
小小图书室也闹开了人事纷争，余楠和施妮娜都在窥伺图书室主任的职位，而做了几年图书工作且捐了许多书的姚宓则被踢了出来。分组就是拉帮结派，“人人为自己打小算盘，拉拢关系，打击对手。而要姚宓要将自家的书要捐赠图书馆还得偷偷摸摸，玩闪电战术。不然就可能捐赠不了。就像罗厚说的：“善本，孤本，拿到手里就有利可图，想占便宜的坏人多着呢。还有更坏的人，自己占不到便宜，捣捣乱，制造点麻烦他也高兴。公家里糊里糊涂的，你偷了他的，他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心痛，越是白送的他越不当一回事。”姚宓平时的笔记手稿被陈善保借去学习，又落到余楠和施妮娜、姜敏手中，成为他们批判的靶子，他们集体拼凑出一篇洋洋四五万字的大批判文章，署名汝南文发表。余楠扣住姚宓的手稿不还，振振有辞：“稿子不是你的私产，那是工作时间内产生的，我不能和你私相授受。”
第三部分才正式写到“三反”——洗澡。就像朱千里所理解的那样，“这和我全不相干，我不是官，哪来官僚主义？我月月领工资，除了工资，公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贪污什么？我连自己的薪水儿都没法浪费呢？”很多知识分子置身事外。然而不能。从领导开始进行示范检讨，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否则在群众看来还“不老实”。这种对自己的痛骂是“本人自觉自愿”，因为“改造自我，是个人对社会的负责，旁人不能强加于他。本人有觉悟，有要求，群众才能从旁帮助。如果他不自觉，不自愿，捂着自己的烂疮，那么。旁人尽管闻到他的臭味儿，也无法为他治疗。所以每个人首先得端正态度。态度端正了，旁人才能帮他擦洗污垢，切除或挖掉腐烂肮脏或见不得人的部分。”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改造自我”：认为旧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最腐朽肮脏的人”，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想要出成果，发挥作用，就必须抛掉包袱，而抛掉之前要在大众面前解开来看看，让大家帮助你。“群众”：这是一个指代内容不明晰的词，但也有着严格的阶级识别标识，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群众，但成为了群众就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即被认为是最智慧、眼睛雪亮的、能批判旧知识分子功过是非的人。“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则是一件非常危险可怕的事情。就像朱千里所认为的那样：“革命群众，像千里眼，什么都看得见。”
那些需要“洗澡”的先生们一个个担惊受怕，如过刑堂。朱千里这个人物形象最有意思，在被压制时，他怪话连篇，颇有几分勇气，可是领导一到家去看望，“受宠若惊，一下子变得绵羊般驯顺。”轮到他洗澡的时候，一口气给自己加上十几条大罪状，结果被群众呼口号，丑化运动，戏弄群众。朱千里是“原先灰白的头发越显灰白，原来昏暗的眼睛，越发昏暗，再加失魂落魄，简直像个活鬼。”而他的检讨被轰下台后，“朱千里像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呆呆怔怔，家都不敢回。”朱千里第二次洗澡，掏心掏肺地把自己心里话讲出来，仍被呼口号，一气之下吃安眠药寻短见，又被救了回来，墙上贴满标语“不要耍死狗”。而余楠“茶饭无心，只顾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觉得心上压着一块石头，他简直像孙猴儿压在五行山下，怎么样才能从山石头下脱身而出呢？”但是他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检讨稿、厚貌深情的表演不到一半被群众哄下台来，认为他拿鸡毛蒜皮来搪塞。在浑身寒冷的反思中，余楠认为是陈善保告了密，因此一辈子都不原谅他，没让余照和善保成亲。在余楠恐惧的人中加上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和“非常进步的儿子”，因为他们也是可能揭发他的人。
洗过澡来重新评定工资级别，为了多给自己加点工资，“可热闹了！有的冷言冷语，讥讽嘲笑，有的顿脚叫骂。面红耳赤，还有痛哭流涕的”而丁宝桂说：“洗伤了元气了！洗螃蟹似的，捉过来，硬刷子刷，掰开肚脐挤屎，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而洗澡之后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改变呢？“从此以后，坐稳冷板凳，三从四德就行。”实际上这种改造并不能对人的精神、灵魂有所触及，丑恶内心的人并不会因此而干净而变好了。反倒是弄出了诸多人的丑态，看清了人性的弱点。小说在结尾用一句话轻描淡写带过：“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