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语言态度，我们评论一部作品，与其看它写了什么，往往不如看它用怎样的语言来写。当一个作家着手写作时，可以用大众化语言把读者本不熟悉的人物和事物变得极易于接近，也可以用个人化的语言把平常不过的事物变得深奥隐晦，极雅极有文人气。
王安忆的语言是一种考究的语言，又能毫不犹豫地达到事物的核心。她的语言常常不涉事物，甚至是远离事物，将读者带入一种虚幻的情境里面，或者耽于语言幻想。《长恨歌》中王琦瑶是一个弄堂里的小家碧玉，一个偶然的机会当选为上海小姐，人生轨迹由此发生重大转变，因而在《长恨歌》里不乏有写繁华的地方。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中国的巴黎”“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等之称，其上海小姐选举可谓盛极一时，极尽奢华，可入笔的角度很多，王安忆却从康乃馨入笔，整个选举场面她只写了花。她写爱丽丝公寓里的豪华和孤独：“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上是漫撒的花，瓶里插着花，手帕里夹一朵白兰花，茉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花型，胭脂是玫瑰色的，指甲油是凤仙花的，衣裳是雏菊的苦清气。这等娇艳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等风情也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等把娇艳风情做到了头，女人也做到了头。这是女人国的景象，女人的天下。这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哪里有这等的温馨和柔软，爱丽丝就有。爱丽丝的灯光是蒙纱的，将什么都照得影影绰绰，富于梦幻，又是柔上加柔。什么都无骨，手可在里头穿行，握起来，是一捧水，指缝间可渗漏的。……”极其精致的语言，不言奢华而自豪奢，不言孤独而至伤痛。
极淡然的笔调写出的是极锥心的痛苦，一切的情节和人物都淡化了，仿佛是一个虚幻的场景，几个作哑剧的主人公用眸语、手势表演，另一个冷静而沉痛的旁白在解说。这个解说是高姿态的，俯勘众生的，洞彻每一颗心灵的，是属于上帝的，他知道每个人的病症和错误之所在，极细致极委婉的说出来，却无可奈何。因为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的向那个方向去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然而众多的对却联成了一个错，无可挽回的向悲剧发展了。
情化的景语与画龙点睛的评语。用写景来写人物心情，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用笔方式，“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安忆对此法得心应手，用得极为娴熟、贴切。《长恨歌》中写众人等待上海小姐结果时的心情，“这一刻是何等的静啊，甚至听见小街上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是这奇境中的一丝人间烟火。人的心都有些往下掉，还有一些沉渣泛起。有些细丝般的花的碎片在灯光里舞着，无所归向的样子，令人感伤。有隐隐的钟声，更有命运感的，良宵有尽的含义。这一刻静得没法再静了，能听见裙裾的悉窣，是压抑着的那点心声，这是这个不夜城的最静默时和最静默处。……”这段深得以静写动之妙，极其用心而又不见痕迹，体现了极其高妙的语言技巧。
还有一些评论相当准确，是一个全知叙事的话外音，有着无限的明白，“他们（康明逊和王琦瑶）都有些自欺欺人，避难就易，因为坚持不下去，彼此便达成妥协，他们这两个男女，一样的孤独，无聊，没有前途，相互间不乏吸引，还有着一些真实的同情，是为着长远的利益而分开，其实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来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有千秋万载一说，想开了，什么不能呢？”
这样的评论性语言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在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更有了一种牵动人心的魔力，让人的心牵得细长细长的疼，酸楚无奈。然而反过来看，作品正因这样的语言冲淡了情节，整篇小说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一曲三折的情节。都是些极普通的极淡然的事。王安忆却用了一个文学女人的敏锐和细腻去写女人心和都市心，在心的无限扩张中写出人世的沧海桑田，人的渺小孤独。
王安忆对繁华、孤独有着自己深刻而复杂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有效地转化为小说语言在句子和节奏的特殊处理，从而给读者造成了文本所想控制达到的那种空间效果。比如写上海小姐的选举，对弄堂、闺阁。鸽子等的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环境描写的意义。因为作者的本意就是要牵住你的心，让心感受到她所感受到的一切，让你惊叹人生的复杂多变，人性的不可知，成为一座迷宫，在大地上旋转着的都市磨盘，充满了诱惑，但陷阱与挑战并在。当人走入其中的时候，得到了机遇，也有人将梦想一点点磨碎。
正是因为高妙的语言技巧，王安忆的小说肌理骨髓中穿透着一股旧式的哀伤和优雅，一如弦月的晚上，紫色藤花的影子映在墙上，是一种隔世的，过时的，携带着悲剧气息的美丽。一系列的推比，一层层的显现，慢慢长成形象。她把人天性中的最细致最微妙的东西，如一些无端意绪，悱恻情思都写出来了。
从根本上说，王琦瑶是四十年代的阿三，阿三是九十年代的王琦瑶。她们之间仿佛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关系。王琦瑶在四十年前被选为上海小姐，“得的是第三名，俗称三小姐，这也是专为王琦瑶起的一个称呼，她的艳和风情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人享用，正合了三小姐这个称呼。”而阿三干脆没有自己的姓名，在玩笑中，比尔笑为“nember three”，也是这个意思。
出身贫微的王琦瑶虽然当过一任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也曾被电影导演、摄影师所注目，但都不足以使她脱胎换骨，“王琦瑶是典型的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呕气掉泪。上海的弄堂里总有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显然，王琦瑶是被王安忆当作“上海小女儿家”的共名来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家常味儿十足的王琦瑶十分自愿地走进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将少女的青春和梦想依附在一个要人的身上。“这城市的马路上，到处走着磕磕碰碰的爱丽丝。这城市的自由真不少，机会却不多，最终走进这公寓的，可说是爱丽丝的精英。”权要死了，王琦瑶隐进平安里的一间房子里，平静而沉着地过着日子，其间有与康明逊的一段爱情，与程先生的相遇，生了一个女儿，还有与老克腊的爱情，最后死于长脚之手。一个女人说不上幸福也说不上不幸的一生。
而阿三，一个美丽多才、富于风情的年轻女画家，从爱上比尔开始走入一种悲剧氛围。她爱比尔，比尔离开了她；马克爱她，马克也离开了她。她把画画当作一种出路，马克彻底否定了她的画。生命是永恒的，她却只是比尔的一个情趣点缀，马克的一个梦想，只是他们的瞬间。阿三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却让人感觉似在一个鬼气森森的古老传说里，一个幽灵似的人物。虽然华衣美服，也曾风光于上流社会，但灵魂深处却似长满了青苔的古井，花木掩映，却掩不住那一份挥之不去的悲怆和苍凉。作者冷静的安排了阿三的堕落，好像那是一个必然的去处，在宾馆里拉外国人，直至进劳教所。
两个女人都是过着这种非娼非妓，非妻非妾的生活，成为悲剧的女主角。王琦瑶因钱而走进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阿三因爱而幽闭在华泾村的菊农家里。李主任死，比尔走，两个女人有着同样的孤独和痛苦：漫长无涯的等待，数着影子磨时间的孤独。王琦瑶最后把感情寄托在一个比她小四十多岁的老克腊身上，甚至把连女儿都不知道的金条送给小情人以示讨好，“美人迟暮”至此有了鲜明的概念。阿三在失去爱之后找不到自己了，在宾馆里拉客，用性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用浮面的灯红酒绿，富贵豪华来寻找寄托。
王琦瑶和阿三都体现了王安忆的一种哲学观，正如她在《香港的情与爱》的卷首语中所写，“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战斗。而他面对着自己的内心，却是孤独的，外人无法给予一点援助，先行者无法一点启明，全靠自己去奋斗，去摸索，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这种孤独在这两部作品里表现在三个方面：
人与社会的分离。王琦瑶是弄堂的女儿，曾当过上海小姐，但她只是作为社会的点缀被成功地塞了进去，一夜辉煌之后便与十里洋场断了联系，当了李主任的“爱丽丝”之后更是与世隔绝了，她唯一知道的，等待的，可依赖的就是李主任。李主任死后，王琦瑶重回弄堂，当上一个为人打针的护士，仍然是与世隔绝的，外面改天换地的斗争与她无关，“外面的大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宵美景啊！”直到社会又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中叶的王琦瑶却与老克腊一起反复回味着往日的繁华，“一个是回忆，一个是憧憬，都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时会忘了现实，还以为梦想是真。”终其一生，王琦瑶被隔绝在社会之外。阿三则是自我放逐，她打退学报告，租住在少有人住的老公寓里，虽曾有一短时间出入女作家沙龙，一度以先锋画派立足画坛，但都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是出入宾馆拉客，她也是“白做”，这与妓女的职业形象相去甚远，与社会相去甚远，难怪连“阳春面”这样的女人也会笑话她。她是另一个王琦瑶在现代社会里迷失了自己，见逐于社会之外。
人与人的分离。王琦瑶曾有过闺阁时代的朋友蒋丽莉，却因程先生而失去了朋友。从根本上而言，蒋丽莉将王琦瑶当成好朋友，还让她住进家里，王琦瑶却在心里引以为耻，只把蒋丽莉当成一个可以出入各种宴会的籍口。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深爱着王琦瑶，王琦瑶却只把他当作了一个万一没有退路时候的底。她与任何人都是隔离的，亲而不近，后来与严师母，与女儿，与张小红都是如此。康明逊是她的一段真爱，这爱却有着伤痛的结局，老克腊被她当作最后的寄托，她却因老克腊而被杀。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王琦瑶确实太孤独了一点。阿三也是如此，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工作，先是把比尔当作生命来爱，比尔弃她而去在，再抓住一个马克作希望，马克也离开了她，于是，她就如同自己居住的那所老房子，积满灰尘和蛛网，垃圾，方便面袋飘得满屋都是。阿三逃出去，想在那些玫瑰花、酒店、外国人中找到一些希望和光明，结局只能是更深的失望。
人与自我的分离。王琦瑶在成为上海小姐那天起就失去了自我，她既不再是弄堂的女儿，也不是上流社会的真金，只好走进爱丽丝当一只幽闭的金丝雀。虽然自认为是“得实惠的里子”，但终究只是别人生活的“边角料”，只是金钱与性交易中的一件物品。后来她成为弄堂里的市民，身边走过不少男子，因着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只是被动的相与。直到八十年代时，她的人活在现代，心却在昔日的繁华里，与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畸恋，正是一种人格分离状态。而阿三，从认识比尔那天开始，便有了与自我的矛盾。对人生的不确定，无法把握，对爱情的深深绝望，古代悲剧一样的悲怆感自始至终笼罩在她的心，她无力自拔，活在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之中，做了一个心灵的漂泊者，无所依傍，无可停歇。不是生活抛弃了她，而是她抛弃了生活，成为自我隔绝的个体。
三重分离发生之后，人既在身外失去了归依，又在同类身上失去了寄托（友情、亲情、爱情），同时又在自己身上不能栖居，于是便只有沉溺于物质之中。
如果说，王琦瑶还是王安忆比较宽厚的一笔，写出了家常味儿的温馨与人情味儿，那么阿三则是一座孤岛，在这个世界上无可逃遁又无可归依，作者只好匆匆收笔，让阿三逃出劳教所，睡在一家农户猪栏旁，手里摸着一颗处女蛋，潸然泪下。此时阿三的处境和她的想法都显得有些轻飘和不知所云。恐怕是作者自己也很难处理的吧。王安忆是一个悲剧情绪极浓的女作家，这种个体的与世隔绝正是悲剧情结的一种体现。
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再来读王安忆的这两部作品，总疑心二者之间有什么渊源。特别是那一种凄伤宛转的氛围。两个人同时写出了支离破碎的人生，写出了爱与美的毁灭，写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一种彻骨的孤独。然而读完了王安忆的小说再读张爱玲，又不觉沉进了红楼梦的虚幻缥缈，优雅感伤中去了。人物的打扮，家具的样式，语言举止都是旧时的，都能见着华丽与衰败，梦逝前的无助。《沉香屑：第一炉香》写葛薇龙沦落风尘的时候，极尽细笔缓笔，琐碎而又精巧，串在一根细长的线上，奇诡的语言天才意味悠长。给人的感觉是，如同一大捧繁丽的鲜花突然间花碎叶散，坠落到泥泞中，说不出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