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儿与中国母亲之间，从最初的误解到最后跨越鸿沟达成理解，母女情深。这之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母亲和女儿都饱受心灵和情感的折磨。“华人移居海外，常会由于生活在从语言到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全然陌生的社会而强烈思乡，又由于受歧视不为该社会完全接受而牢牢地固守故国的传统，并深怕出生在外国的子女与该国文化传统认同而与自己产生隔阂，便特别迫切地向子女传授故国的文化与习俗，希望子女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105《喜福会》中吴精美的母亲用做清洁工为代价换取一位耳聋的钢琴老师为女儿免费教琴。她得到的却是女儿的拼命抵抗。“我”“有一种被送进地狱的感觉”，“我”虽然练琴，却并不认真去学，加上老师是个耳聋之人，听不见我的瞎胡闹。在一次华人小圈子的联谊会上，她把曲子弹得错误百出。当母亲还坚持让我弹琴时，“我打定主意，我再也不听她摆布了。我不是她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我以前一味由她摆布着，结果呢？她这样做太笨了！”她并不认为联谊会上的惨败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而认为是母亲愚蠢的培养女儿的方式造成的，认为自己如果继续练琴就是甘当一个奴隶。
母女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正面冲突。女儿说：“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样的女儿。”而母亲用中国话高声说：“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听话”在这里是中国人对儿女评价的标准，听从父母的安排，惟父母是尊，孝道就是绝对的服从。女儿愤激地宣布：“那么，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练琴成为母亲的梦想，女儿的灾难。争吵之后，琴被封了起来，直到母亲去世之后，女儿重新打开琴盖，发现自己确实有音乐天赋，她只是被自己的执拗，盲目的逆反心理蒙住了眼睛。她因为那首《请愿的小孩》与母亲发生激烈的冲突，现在却发现，在它的旁边有一首《臻美》。当年的她就是一个请愿的小孩，抗争着母亲的希望和梦想，为成为自己，而不是母亲的梦想实现者而艰辛地抵抗。然而现在才发现，母女之间可以有另一条道路可走，更流畅和谐，互相慰藉，互相给与爱和信任。只要母女之间能够多一些沟通和了解，她们的关系其实也可以达到臻美的境界。这种领悟来得有点晚，少年时期的敏感、叛逆，使她看不见母亲的良苦用心，一心与母亲敌对，采用各种方式反抗。
同样的，薇弗莱的母亲琳达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适应美国的环境却保留中国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合的。”在琳达看来，听父母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要认清自己的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就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东西。然而这往往成为她们的一厢情愿。她给女儿取了一个美国化的名字，希望她能彻底融进美国主流社会。她教导女儿：“万事要不露声色，才能成功，这是一种战略。”“聪明人就会察言观色，不会顶着风硬干。你至少得学会见风使舵。风最厉害了，它无影无踪，却最有力度。”在母亲的耳提面命下，薇弗莱领悟到下棋的奥秘，棋艺因此突飞猛进，成为唐人街尽人皆知的神童，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但母女间并没有因为成功而变得更融洽，反而日益凸现出矛盾。母亲自认是女儿的同盟者，总是出现在女儿身边，女儿认为干扰了自己思考。而每周六母亲让女儿陪自己外出购物，在众人面前炫耀，让女儿十分不满。她忍不住抱怨：“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这正是美国式关于自我的观点，我是我，妈妈是妈妈，不论债务还是荣誉都不能分享，而在中国人视野里恰好相反，母女、父子是共同体，儿女的成功就是父母的荣耀。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十多岁天才少女的好胜与逞强，自尊和敏感。母女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从那以后，母亲不再理睬女儿的下棋，结果薇弗莱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下棋的天分，她一再输棋，慢慢地放弃了下棋。原来，在母女的纠葛里还有着更为深层的东西。母亲是女儿自信的来源，是女儿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动力。
从棋盘上的较量到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母女间冲突不断，误会丛生。但这些冲突和误会都被中国式的含蓄和礼节掩盖在内心深处，正因为彼此深爱，所以才会为不能沟通而痛苦。就像顾映映对女儿所说：“我真想对她说：我们彼此失散了，她和我，我们互相间见不到，听不到，互不了解。”
以家庭中母女关系为切入点，谭恩美作品中深入表现了当今世界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关爱空巢老人，孩子的教育，如何为人父母，青春期叛逆，性教育，如何应对激烈的竞争压力等等。在她的多个故事里的母亲都是七十开外了，她们往往单身居住，因为好强而不愿向女儿求助，但自身遇到的各种困难却是自己无法面对的。比如越来越多的疾病，渐渐衰退的记忆，要面对的各种专门欺诈老人的中奖骗局，孤独，缺乏照料等等。这不仅仅限于华裔母亲，实际上谭恩美把它当作当代都市文明发展所伴生的深刻的社会问题来写作的。也正是茹灵病情加重，露丝前来帮助她收拾房间时，各种代表旧时光的物品唤醒了少年记忆，让她回忆起曾经的母女冲突，激烈的抗争，她终于意识到，不光是母亲不了解她，没有听她说话。她也一样没有好好了解过妈妈，没有认真听妈妈说话，“从来就没人肯听听我的心！你不听，高灵也不听。你知道我心里面多么痛。”在现代都市文明里，每个都市人都在为生存而奔波，没有人有时间去听别人心里怎么想，哪怕是自己挚爱的亲人。茹灵的暴躁、易怒，常常提到自杀，其实都是内心的苦闷无处倾诉。
为了遏止母亲的病情，她开始追寻母亲的人生经历，她相信在查找过程中会找到母亲生病的源头，以减缓病情的蔓延。因为她相信母亲有自己的逻辑。这个追寻的过程就是女儿对母亲付出爱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了解使这份血缘之爱更加真挚动人。
四、《灶神娘娘》
谭恩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据作者说是以母亲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写成的。“1991年，我出版了第二本书《灶神之妻》，我把它作为给母亲的献礼。故事以她的生活为素材，这也是应她的要求写的。”106
《灶神娘娘》劈头第一句话：“每当母亲跟我说话，一开头总像跟我吵嘴似的。”接着又说：“每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用全部的时间来避开脚下的地雷。”一开篇就将母女矛盾摆上桌面，母女关系的主题呼之欲出。倔强的女儿与严厉的母亲之间曾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十四岁的女儿在父亲去世时坚持不哭，母亲指责她时，她说：这不是我的父亲。为此她挨了母亲的耳光，因为母亲惊恐地发现女儿在无意中说出了一个埋藏多年的事实，她是前夫文福的女儿，是在她离开中国时文福带给她的最后伤害，而她作为伤害的证据一直存在母亲身边。这件事使她们母女关系一度十分紧张。珍珠常常做噩梦，对自己恶劣对待病中的父亲十分愧疚。当她自己身患多发性硬化症也有瘫倒在床的危险时，她更是对疾病本身充满了恐惧。她变得焦躁，她很想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可是每次一开口就被母亲叉开去。母亲并非有意，只是她不习惯倾听。这使得女儿认为自己和母亲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无法分担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然而，她将叙述的重心放在对一个悲剧中不断抗争命运的女性雯妮身上，将这个女性塑造为极度隐忍，一再顺应命运的安排，所以一再被命运折磨的女性，最后，她终于决心找回自己，进行殊死抗争，最终赢得了人生的幸福。而灶神娘娘的民间故事是这样讲述的：一个农夫和勤劳能干的妻子攒下许多财富，后农夫又娶了一个漂亮女人，把元配赶出家门，两人坐吃山空，漂亮女人拣高枝飞了，农夫变成乞丐快饿死时，被元配所救，农夫因极度羞愧而跳进灶台而死。玉皇大帝于是封他为灶王爷，监视人间人们的所作所为，每年都要向玉皇大帝汇报，谁得好运，谁得霉运，都由他说了算。
雯妮从六岁起就寄养在崇明岛的叔叔家，忍受众人对自己母亲的诋毁。“缺少爱”似乎是谭恩美小说女主人公的共有病症，她们的童年是孤独的，她们往往并不渴望父爱，而对母爱有着强烈的需求，因为缺乏而渴望，因渴望而忧伤。雯妮母亲失踪后，她就生活在一个无爱的空洞里，背负着名声不好的母亲的耻辱，在叔叔家被忽视与冷淡，是一个出于好心收养的累赘。为了让她听话，老阿婶一家用各种语言恐吓威胁她，比如赶去要饭，卖做奴隶，嫁给乞丐等，总之使她恐惧，赶紧磕头求饶。他们的威胁并不是停留在嘴上的，如果她真的不听话，这些也就真的会变成现实。因为她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对她有裁决权。
谭恩美着力于女性谱系的书写，与之相对的是父亲形象的缺席、失声。在她小说里塑造的男人形象，大都是负面的，扁平人物。文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男人，他自私、贪财、好色、狡诈、毒辣、暴虐，禽兽一样找各种女人满足性欲，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丁点亲情。十六岁的雯妮和花生邂逅文福。文福想借助婚姻介入岛上第一富豪家。他最初的目标是花生，因为她看起来傻乎乎的且大胆。雯妮替她们传递情书，帮助他们幽会。但是文福上门求亲时，家里只愿把雯妮嫁过去。文福也从别的渠道得知雯妮家更有钱，同时雯妮也早被文福的聪明漂亮所迷住了。而雯妮的父亲因为她母亲的缘故，明知所嫁非人，仍然让她嫁了过去，成为她半生不幸的始作俑者。从结婚之初，文福就逼迫雯妮在做爱时承认自己是娼妓，丈夫是自己的天。弄各种女人到家里来睡，花妻子的私房钱，买一辆破车到处瞎逛，结果把车给烧了，还压死了跟他出游的女孩，自己也成了残废。但他并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酗酒闹事，稍不如意非打即骂。一次请客吃饭，他因客人说笑的声音大了一点，就对妻子大声责骂，并命令妻子当着客人的面磕头求饶。在雯妮医院生孩子的时候，他不但不予以照顾，反而勾引女人在家奸宿，他还强奸年仅十四岁的小保姆。对这个男人来说，性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兽性的满足，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女人只是欲望化的物品，是男人玩弄发泄的对象。男人可以与很多女人发生关系。而女人只能随时保持自己的魅力，用各种方式讨得丈夫的欢心。如果丈夫不喜欢，只能怪自己。容貌不佳就已经天然的成为女人的一大罪证。
小保姆怀孕后用帚条捅进子宫死亡。自责和愧疚使雯妮变得勇敢起来，她生平第一次对文福发了火，羞恼成怒的文福疯狂打六个月的女儿的耳光，直到雯妮跪地求饶。孩子被打出了精神病。一次生重病，文福忙着打牌，不送孩子去医院，也不让医生前来就诊，结果孩子死了。万念俱灰之时雯妮发现自己又怀上了一个孩子。这时，文福弄了一个年轻女孩在家里奸宿。雯妮故作糊涂，这个不识字，举止粗鲁的女孩在夜总会当歌手，梦想成为电影明星。文福不在家时，两个本应剑拔弩张的情敌之间不仅相安无事，彼此惺惺相惜，有一种超越功利的欣赏和喜欢。敏怀孕后被赶出家门，雯妮提出离婚，却被轻蔑地告知：“什么时候我想休掉你，我会跟你讲的。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雯妮为他一个接一个地打掉孩子，她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虽然她还年轻，但已经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信任，没有了天真。雯妮痛苦地忍受了这一切，但并不意味着她没有反抗。她以传统女性的坚韧和勇敢在等待一个机会。就在逃离他前夕，文福还找上门来用抢逼着强奸了她，抢走机票。如果不是胡兰的到来，雯妮一定会重回噩梦，落在这个恶贼手里。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男人像阴影一样纠缠着雯妮，哪怕远隔重洋，她还会从噩梦中哭醒，害怕他再次找上门来。
甚至雯妮的父亲江少炎，也不是一个正面形象。在雯妮外婆上门求助，如何挽救被革命党迷住心窍的女儿时，他趁人之危，把旧日好友的千金收为小妾。却不善待她，在妻子离家出走后，妻子的背叛带给他的羞辱他都倾泻在女儿身上。把六岁的女儿送到乡下，十几年不见她一面。明知女儿许配的人家不好，却认为女儿性格也不好，正好可以惩戒一下。雯妮一生的悲剧父亲是应该负责的，可以说是他一手造成的。他也因此尝到了亲手种下的苦果。在他中风失语的日子里，文福一家俨然主人一样住在江家颐指气使，肆意折腾，对江少炎威胁呵斥，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追根溯源，这个恶魔是他自己召进来的。
谭恩美的小说中的华裔母亲总是在讲述过去的故事，她不愿也不能忘记她所走过的路，她的生命的脉络。她经历过那么多磨难，承受过那么多痛苦之后，如果她忘记这一切，她的损失更大：她将无法从她的痛苦中获得任何经验。同时，促使她讲述的还有确认身份的焦虑和身在异国的迷惑。卡尔维诺说：“奥德修斯从忘忧枣、咯耳刻的药和塞壬歌声的魔力中拯救出来的，不只是过去或未来。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来说，只有当记忆凝聚了过去的印痕和未来的计划，只有当记忆允许人们做事时不忘记他们想做什么，允许人们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所是的，允许人们是他们所是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想成为的，记忆才真正重要。”107她们正是在故事讲述中梳理自己的历史，也希望冀讲述的方式把对中国文化的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谭恩美在听故事和用笔再次记述下来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华裔身份和华人传统流淌在自己血脉中的事实。谭恩美用技巧让她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都罩上一层文化、民俗的光晕，这光晕就像积淀层，隐藏在文本的缝隙里。这使得作品焕发出一种异国情调的美。无论对美国的读者还是对中国的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谭恩美的文化认同。
但是作为一个完全接受美国教育长大的美国人来说，让她全盘接受中国文化，并将此当作自己的根，也是不太现实的。这些喝可乐长大的孩子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虽然外貌上与母亲极为相像，但是她们不会说中文，用美国式的思维方式行事。当她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时，更多的是以美国人的目光在审视东方。她的接受是有限的，带着质疑目光和批评的。又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二手传递，因而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着很强的误读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