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1890年出于湖北省潜江县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李汉俊十二岁随兄李书城到日本求学，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受日本进步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8年，他和李达、黄日葵等人返回祖国，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他立即投入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革命活动。
1919年2月，李汉俊在上海和陈独秀相识。当时，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也在上海，李汉俊和他们在一起经常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还向一些青年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李汉俊精通日、英、德、法四国文字，阅读过马克思著作外文原版，因此他讲的课深入浅出，生动服人。连董必武、危浩生等人都经常去听他讲课，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老师”。
当时，社会思潮比较复杂。一些知识分子对改革旧中国的愿望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改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却不一致，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弥漫一时。李汉俊针对这个情况，鲜明地提出他的观点。他认为：“怎样实现中国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已经指出了方向，十月革命已为人们树立了典范。”他还写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李汉俊以高昂的热情，从事翻译和撰写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党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还鼓励陈望道、李达等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并亲自对照原文校对。
1920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中国化名吴廷康〉夫妇来我国了解思想界的动态。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于5月间在上海会晤了陈独秀、李汉俊，提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积极支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又由陈独秀、李汉俊等七人发起，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其他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这一组织。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等在广州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这年12月，陈独秀离沪去广州办教育，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职务就由李汉俊代理。这期间，他和李达一起为筹备建党，召开一大进行了许多工作。
1921年6月，列宁和共产国际又委派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到中国后，很快同李汉俊、李达等建立了联系，并建议尽早召开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汉俊和李达分别写信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的会址就设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六号李汉俊家中。为了开好一大，他和董必武参加了一大文件的起草。1921年7月，为宣布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后因被敌人发觉，临时迁往嘉兴南湖。
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李汉俊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党的立场、主张，为扩大党的影响开展广泛的革命活动。此后不久，由于他和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党中央的工作，到武昌高师执教。他除了向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课程以外，还积极参加工运和妇运活动。1922年他回到武汉不久，正遇上董必武，陈潭秋领导的湖北女师学潮。为了支持这次学潮，他在中共武汉区委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了《第三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两篇文章，对推动这次学潮起了指导作用。
1923年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当时，李汉俊兼任湖北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的职务。他积极参加并支持这次罢工斗争，和施洋、陈潭秋等来往于京汉铁路沿线，组织和发动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当罢工斗争遭到北洋军阀勾结英美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后，他得知军阀萧耀南密令逮捕他的消息，被迫离开武汉到北京避难。
李汉俊在北京期间，同李大钊、陈启修同在改组后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不久，他返回武汉，在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武汉中学等学校讲学，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北伐前后，李汉俊始终以满腔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他专程去张家口会晤冯玉祥，向冯玉祥介绍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形势。李大钊积极支持他的行动，曾致函当时在西北军的党组织，要他们热情接待李汉俊并支持他的工作。1926年，他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当时，南方各省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为了给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输送干部，中共中央农委和毛泽东建议，湘鄂赣三省合办农民讲习所，李汉俊被推选为农讲所筹备委员。农讲所成立后，他和恽代英、张太雷、李达等都是专职教员，在农讲所讲课。
北伐军到达武汉后，李汉俊先后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湖北省政府任职。他在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期间，创立了湖北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又成立了湖北教育讨论会，聘请董必武等九人为会员，对改造和振兴湖北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正当北伐革命胜利发展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一伙妄图叛变革命的阴谋逐渐暴露。李汉俊旗帜鲜明地站在反蒋斗争的前哨。他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集的一次会上说：“现在反革命势力正同革命势力以内的势力联合起来进攻革命，而这个革命势力以内的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果然不久，这个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势力代表人物，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紧接着，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清党运动。至此，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遭到了惨重的失败。7月24日晚，董必武、李汉俊、沈雁冰等集会商讨应变政策，会上有人提出，张国焘曾经在武汉散发过攻击李汉俊的小册子，何不利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作掩护，建议李汉俊不必撤离武汉，留下坚持工作。同时，李富春也要李汉俊、邓初民留下，对他们说：“你们的摊子能守好久就守好久。”于是李汉俊等人就以合法身份，留在湖北省政府工作，并且和国民党左派孔庚、李书城一起，同国民党右派展开特殊的斗争。他在改组后的湖北省政府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教育厅长和青年部部长时，利用合法身份，把一些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安排在教育厅、青年部和中山大学。他还和李书城、詹大悲以湖北省政府的名义，下令将当时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罪名被捕的二三百人全部释放，为党为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0月下旬，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西征军，分三路进攻武汉，革命形势更为险恶。11月14日，西征军进占武汉。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等在武汉实行白色恐怖，以“湖北党务夙为共产党及投机分子所把持”为借口，攻击李汉俊、詹大悲等为“附共”的“罪魁”，满街张贴打倒和缉拿他们的标语和通令，迫使李汉俊、詹大悲等人不得不隐蔽在日租界内。当时，董必武也住在附近，他们还经常联系。
1927年12月17日的下午，李汉俊派潘怡如把报上载有董必武行踪的消息通知董必武，要他注意防备。不料三个小时后，他和詹大悲、潘怡如、危浩生、洪青就同时被捕。李书城、董必武闻此凶讯，立即分头营救，可是胡宗铎对他和詹大悲都未加审讯就下令枪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