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最后通牒连同中国退出同盟国的恫吓一起交给了美国方面。在1942年这个令人悲哀的夏天，美国把美军作战供给中能够抽出来的所有物资都送给了在开罗设防的英国人和在斯大林格勒血战的苏联人。空运3个美军师是不可能的。飞机生产还未走上正轨，适于在驼峰可怕的高度飞行的运输机尚未设计出来，破旧不堪的C-47运输机每月只能勉强向中国运送100吨的物资。美国政府迫不得已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的满腔愤怒冲着史迪威爆发了。
从那以后，蒋介石对史迪威的猜疑与日俱增，难以消除。撤换史迪威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与此同时，史迪威也产生了自己落于阴谋诡计的圈套之中的感觉。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坚定地支持史迪威，但中国驻美使馆却没有把这封信转交给蒋介石。精干的特使从华盛顿飞到中国，对蒋介石加以安抚，但美国政府却没有向中国战区增加些许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中印缅战区的优先权排列在加勒比地区之后。史迪威只能单枪匹马地去说服中国军队进行改革和战斗。
6月25日
唉！布里尔顿带着全部重型轰炸机和他所需要的运输机去了埃及。唉！A-29飞机将留在喀土穆，用于支援英国人。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航空汽油用完了，我们的人正在绞尽脑汁寻找替代方法。无线电报务员还没有到，我们的小伙子还是新手。我们所能记住的就是腊戍的悲剧。[ 指美国B-25轰炸机对腊戍进行的第一次轰炸。9架B-25轰炸机从印度起飞，计划轰炸腊戍之后在中国着陆。但只有2架飞机成功地在中国着陆，其中一架飞机的无线电报务员死于岗位上。]
6月26日
（上午11点）将坏消息告诉了蒋介石。我相信他事先已经知道了。他说总统曾向他保证第十航空队将派到中国来。那么，为什么不通知他就把其中的一部分飞机调走了？他感到厌烦，不能相信总统是掌握实情的。不管怎样，我应该发电回去在下面的问题去问“是”或“否”，“美国是不是有意于维持中国战区吗？”（于是我这样做了。）
（下午5点）蒋夫人来电话。宋子文来一长电。现在我成了恶棍。由于我说过我们不能使用100架以上的运输机而破坏了中国的运输。我说过不需要四引擎轰炸机而破坏了该轰炸机的运送计划。如果我什么东西也不要求，陆军部当然不会运来。总之，我是个狗娘养的。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告诉他们我所要求的物资，并提请他们注意5月到10月期间优先分配吨位。说明了汽油和机场的困难。蒋夫人很快平静了下来，终于下去散步了，但我却害怕现在自己被怀疑上了。同时我也害怕陆军部把我当成替罪羊。“遇到麻烦，就找史迪威算账。”
6月30日
罗卓英来了。就印度进行了长谈。他对训练中心名称的关心超过了对训练的关心。逐渐处理完拖欠未看的文件。
7月1日
会议：蒋夫人、周至柔、毛邦初[ 周至柔和毛邦初是中国空军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 ]、陈纳德、比斯尔和我。一切都已经预谋好了。“毛，你需要多少飞机？”“200架，和每月20%的零配件。”“陈纳德，你需要多少飞机？”“300架，和每月20%的零配件。”“好吧，现在我们来告诉华盛顿，宋子文会施加压力的，史迪威将军也会行动起来，告诉他们这些情况的。”（基本如此。）这是对第二点和第三点最低要求的解释。他们现在需要的是P-51或P-47型飞机，再就是P-38飞机。如此而已。他们完全忽视了轰炸机、弹药、汽油的有限库存。正如蒋夫人所说“我们不想讨论此事。如何办到那是你的事。”
蒋夫人在会议休息时干了件很糟的事。她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对我说，她马上要去美国，一旦我“与大元帅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她就将动身。我得做一个中国人，当一个根据他们的意愿和她的授意，在一切事情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傀儡。“我们将会看到你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将军！”见他们的鬼。
中国有一位朋友——美国，一位非常慷慨的朋友。由于我们对意外发生的危机准备不足，中国人就攻击我们不多做些事情。他们带着威胁和指责离去，得到了总统和参谋长的道歉。现在，他们又由于重轰炸机被调往埃及而大发雷霆，提出了“三项最低要求”——派3个美军师去印度，500架战斗机和每月5000吨物资。都是从8月底开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蠢，以为我们会答应。另一种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他们将“做出其他安排”。“中国没有外援无法再打下去。”“亲日活动十分活跃。”他们试图恐吓我们。我认为他们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统的回答是正确而庄严的——他没有任何承诺。
蒋夫人想要我转送关于澄清500架飞机这项要求的公文，并加上我的推荐，还要我将信件的要点告诉她。我的态度是，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物资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
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
7月2日
一上午都在做案头工作。刘［指中国军队给史迪威配备的副官］从中国参谋部拿到了标有中国前线军队师级部署情况的地图。军事作战室拒绝向他提供指挥官的名单。
7月3日
皇后夫人［指宋美龄］打电话要我给华盛顿写报告——她得到了，但我并没有写推荐。她在电话中大发脾气，开始责骂我。于是我说我愿意去见她。她让我一直等到董显光把［蒋夫人的秘书］陈珍珠叫来，记录下来我说的每句话。看来简直是发狂了。她拍了一个响鞭，但小丑没有应声跑出来。她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向蒋介石报告。我的立场是：整个事情是个圈套，这不过是澄清三项最低要求中第二项的问题，因此做出推荐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除非我的政府要我这样做。我被招来接受蒋介石就此事发布的命令。
“如果问起来，我该怎么说呢？”如果又提出800或1500架飞机的问题，我将对此问题加以研究，并且推荐可行和有助于赢得战争胜利的方案。“作为参谋长，你不是可以自由发表见解吗？”我再次重申我是在接受命令。于是我向她解释怎样才能使计划与运输线协调起来，［经驼峰］运输5000吨物资的必备条件是：304架飞机、275名机组人员、3400名地勤人员，空运线两端各有5座机场，每个机场能够容纳50架运输机。这样，她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也有一定责任，事实上，我在一开始就应该抛出这些材料。）但我告诉她我认为大元帅需要的是一名战士，而不是一枚橡皮图章或一个传声筒。我还告诉她，一旦出现缺乏信任的征兆，我想回国去。她要我为大元帅口述我在给陆军部的信中所要说的话，我照办了。（我还告诉她提出三项要求实在出人意料，我来不及研究和提出建议。这简直是蒋介石的直接订货。）
肚子疼痛加剧，持续一整夜。吐了5次。
7月5日
柯里[ 克林·柯里，罗斯福总统的特别行政助理，后负责对华租借物资工作。]来了。他们向哈里·霍普金斯提出了请求。他们又走了一步错棋。很明显，现在这家伙［指史迪威］不愿合作，宋子文又派来一个愿意出场的。
检验红血球发现有寄生虫。中午吃了5片令人可疑的药。我想肯定会有麻烦的。36个小时的服药清单：薄荷精、止痛片、磺噻唑、咳嗽糖浆、维生素、硫酸镁、鲁米纳，皮下注射。感觉好多了！
7月7日
晚上9点钟广播。何应钦说了15分钟的废话。约瑟夫·W·史迪威只讲了1分钟。
史迪威将军7月7日的广播讲话
5年前的今天，我前往宛平县了解中日军队发生冲突的情况。我了解到日本人正在攻县城，大感意外的中国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卢沟桥保卫战是具有象征未来意义的——中国的抗战开始。5年后的今天，置身于此，歌颂中国的士兵——他们肩负重任，经受了战斗的考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在我看来，中国的士兵最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不屈不挠、吃苦耐劳、诚实正直、坚韧不拔。他们备受艰辛而毫无怨言；听从调遣而毫不犹豫。在他们简单而诚实的头脑中从未想过自己正在完成着一项英雄业绩。中国的士兵所求甚微却随时准备奉献他的全部。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代表，能在这里向中国的士兵致敬，我感到非常荣幸。
7月8日
开始用昆明的备忘录、整编和预算等问题轰炸蒋介石。他不辞劳苦地一一予以了答复。蒋夫人认为我把参谋部整个都推给他了。但看来他并没有经常过问的必要。这些可以交给军令部精干的小伙子们去做，当然我可以想象出他们会怎样办。“三项要求”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总统的回答是温和而庄重的。也许其态度会有所变化。要是这样，我也许可以迫使蒋介石行动起来，并着手制订一项改革和训练的计划。
7月10日
俄国人谣传：袁良（音译）[ 一位在华北小有名气的政治家，曾是北京市前市长，战争期间，据说他帮助过日本人。
]和这里的党派提出了媾和条件。日本的藏户也提出了条件：中国［蒋介石政权］回到南京，汪精卫掌管中国北方，日本控制广东、杭州和上海。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有亲纳粹情绪。同样类型的政府，同样的观点，干着同样的强盗行径。“打败日本第一”的口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如果打败了日本，中国可以自己不费力气地分享胜利成果；另一种是美国的力量向太平洋转移，将减轻德国对开辟第二战场的顾虑，还可能促使德国对俄国下决心。蒋介石希望看到德国取胜并把中国强大的近邻俄国消灭。俄国在给八路军以支持。八路军在整个中国北方迅速扩展。
好啊，好啊。其中有鬼。我们愚蠢地宣传“英勇抗战——5年苦斗”等等，等等，使得蒋介石可以对我们说：“对不起，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没有援助我们就无法坚持下去了。”接受［日本人的］建议，随波逐流，并悄悄地告诉我们他已经向需要低头了。如果我们得胜了，他的如意算盘是将所有的赞扬据为己有；如果我们打败了，他已经捞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日本人与俄国人算完账后会不会将他扫地出门还很难说。总之，把他从新的权位上拉下来比从现在的权位上拉下来将更加困难。蒋介石到处找不到他所需要的物资，这是直至战争结束一直存在的争吵。
他面临着两个危险：一是最终失去他所指望的全部美国物资，巨额资金将被抽走；二是会失去美国人民的同情。在他战斗时，美国人民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但是半途而废的懦夫是得不到支持的。这两点比起其他因素来说更为重要。
高斯对他们的行为是持积极态度的。他从高级官员那里得到保证，任何关于媾和的说法都是空话，他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我认为他是对的，他们是想再次愚弄我们。
7月10日 粪堆 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这是我至今所从事的最枯燥无味的工作。我试图劝导和说服的人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暴君。他只能从我这里得到真实的情况，但又不相信这些情况。我应该靠我自己去冲破这个国家的惰性，通过许诺和说服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这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啊。我尝试了一个又一个可能性，当我了解到真实情况，我会告诉他们的。那时他们就得有所作为了。
7月15日
为拉姆加尔配备的翻译找好了。炮兵军官在陆军部集中。
7月16日
我上个月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一份也没有得到回复。我一星期前请求会见他，也没有答复。唯一的行动是任命我为驻印度中国军队的司令官。可能他们对我全无理解，我是不支持最后通牒的。
7月18日
马歇尔来了长电。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说我“打电报给美军参谋部拒绝转让2架运输机”。完全撒谎。还有，“蒋介石不得不向我请求得到已经交付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又是一番谎话。（我不是总征求他的意见吗？）有的浑蛋总想让我丢脸。蒋介石说了一大通废话，什么我不能有双重身份，还有我所处的地位能够对他的命令置之不理。很显然，他以为他对我这个参谋长发话要5000辆坦克，我就应该搞到。罗斯福回敬了他，告诉他根据法律，我是总统的代表，有着与参谋长不同的身份。我曾声明说，作为参谋长，我的职责并不包括采购，这句话招来了猛烈批评。他指责我宣称“作为总统代表，我有权监督和控制已经交付中国的租借物资；另一方面我却拒绝采购用于打击共同敌人的弹药”。我的观点是，作为参谋长，我不能被命令去找物资。当需要弹药时，我们可以进行讨论，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替代品，并与华盛顿进行协调。宋子文正在那里对美国政府大肆游说。（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无视我的存在。）
7月19日
把商震找来，将关于收复缅甸的备忘录交给他，由他送给“花生米”。这是试着让“花生米”从过分的要求中走出来，并表明他乐于接受联合行动。他可以为陆军部无法忽略的唯一替代方案做好准备。这给了我得以坚持自己主张的一次意外机会。“好吧，就这样干吧，我们能够和这些师一起做到让史迪威满意。”这样就可以摆脱在细枝末节上的纠缠，从而解决主要问题——缅甸。
商震完全同意这一备忘录，并立即和他的副官一起去送交这一文件。也许我们会看到他们是作何感想的。
7月20日
事情原来如此。复兴公司［一家由国民党政府所有的进行贸易的公司］以每磅1.4美元的价格从当地收购猪鬃，再以每磅3.4美元的价格卖给我们。给商人60美分的佣金，每磅余下的1.4美元的利润留给了复兴公司和它的同伙们。
中国政府的税已经枯竭。没有关税，没有盐税，没有土地税，也没有征税的方法，这样怎么能够为军队提供军饷和军粮呢？回答是：印钞票。钞票印得越多，就越贬值，但法定的比价是固定的，于是他们从美国人这儿买金子，20比1，而实际比价应为100比1[ 这一限定的比率问题在战争期间会变得日益重要。美军在中国不得不用中国货币支付其所购物品。中国政府以20金圆券兑换1美元。由于中国政府的钞票越印越多，其实际价值降为100比1，然后是200比1，400比1。物价随着行情上涨，使美军所购物品价格昂贵。例如，要在飞机场建一个单间厕所，就要花费1万美元。]。价格上涨而比价不变，什么东西也进不来，外国奢侈品的价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代用品的价格也在上涨，如此循环。他们钞票印得越多，价格上涨越高，农民要吃饭，政府也要收税养活军队，因此造成了粮食紧缺，粮价上涨，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