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树重遮千里目
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粤文身地
犹自音书滞一乡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秋思正茫茫。惊风乱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这首诗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流落在蛮荒的百粤地，我们却被各困一方，彼此间不通消息。苦啊！
这首诗，是唐朝柳州刺史柳宗元写的，诗的题目是《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是写给“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的几位朋友的，即那四个倒霉蛋刺史。其中的连州刺史刘禹锡，大诗人，原来被贬到了播州，播州条件极其差，是柳宗元等人向朝廷争取，并愿以自己的柳州易播州才被改派连州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文人有其尊荣、辉煌的一面，也有命运多舛，难以把握的一面，官员的入仕、升迁，降级、交流，官员的命运，不但取决于科举的成绩，自身的素养与能力、做官的政绩、所依凭的社会背景与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皇帝的心情。如果官员们触动了帝王的神经，对其统治带来麻烦以至威胁，或者官员言行的出发点是维护皇权皇威的，只是表达的时间或方式不对帝王的胃口，那官员必然是要倒霉的，重则杀头灭族，轻则贬官流放。
中国古代的许多大文人也是大官人。这些大官人几乎都或轻或重，或直接或间接地遭遇过被贬官与流放的命运。所以在中国，有一门独特的文化，那就是贬官文化、流放文化。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今山西人，贞元九年（793）中进士，曾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县尉，擢监察御史里行，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任礼部员外郎，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成了地厅级干部。十年后迁柳州刺史。柳宗元的诗，多写遭贬谪后的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这首登柳州城寄四位刺史的诗，堪称其贬谪诗的代表作。
柳宗元参与的政治革新失败了，不论他们的纲领路线错误，操作失当，或被其他政治集团阻挠、破坏、陷害了，反正他们失败了。他从京城被贬到了蛮荒、不开化之地，从高位跌到了半山腰。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希望的桅杆遭到折断，人格受到污辱，才华难以实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结束了，京城繁华惬意、信息灵通、交友方便、读书写作便利的生活结束了。就连想吃家乡的老陈醋，也变得不那么容易得到了。柳宗元的心里，怎么能不充满怨恨、悲凉、凄苦！“共来百粤文身地”，恨不得把山石拍遍！
唐朝的大官人、大文人韩愈也遭遇过贬官的命运。
韩愈有几次被贬官的经历。第一次是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言关中旱灾，触怒德宗，被从监察御史贬为阳山令。第二次，元和十四年（819），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险遭杀身之祸，经裴度等说情营救，被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对于第二次被贬，韩愈有诗记之，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是忠诚的，他劝阻不要将佛骨迎入“大内”。韩愈是冤屈的，为“圣明”除弊事，却被从天上打到了地上。韩愈是悲情的，他推测自己有可能病死在流放地瘴气弥漫的江边。
韩愈还有一首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写被流放者“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重腥臊”的悲苦的流放生活，表露自己愤懑凄凉的心境。
和柳宗元一样，韩愈也有一群与自己同命运，遭贬谪流放的朋友。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遭贬谪的官员成群结队，为数甚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代变了，进步了。但在总体进步的同时，有如马克思老人家说的历史进步中的螺旋式上升，曲折回环。说白了，即某种环节领域某种时段的暂时退步。这个时期，官员们不但有被贬被流放的，而且是集中地大批地流放。这些流放地，大多如柳宗元说的是“百粤文身地”，是偏僻之地荒凉之地，但它们被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五七干校”，“五七”者，即某年的五月七日毛老人家指示要对干部集中进行劳动锻炼与改造；“干校”者，干部学校是也，干活的学校是也。
“五七干校”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的。宁夏这么个小小的地方，光中央部委办的“五七干校”就有好几所。其中一所，是国务院办的位于平罗大碱滩上的干校。至此学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的干部有多少，我手中无统计数据，只是知道，最近有单位要拍以此干校为题材的电视片，到北京走访“老学员”，光副部级以上仍然健在的干部，就有一百好几十。
“五七干校”其实就是“牛棚”，关“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所在。
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团泊洼“五七干校”。因为诗人郭小川在诗里诘问：“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团泊洼当然不平静，“五七干校”当然不平静。但是，如此规模的贬官流放，却未能留下如柳宗元、韩愈、苏轼等官人与文人的贬谪诗文。让人惊诧的是，诗人臧克家，那个曾写过《有的人》的正直的人，却写了一本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诗集，而且美其名曰《忆向阳》，那真是丢了历代诗人文人官人的脸，而且丢大发了。由此观之，当今世界，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条件下，文人的骨头没有古代文人的硬，脊梁没有古代文人的直。他们不但不敢表达悲凉、失意与怨恨，还会对着脓疮吟诗作赋行文。真正是愧煞人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当向柳宗元向韩愈们学习。学不了“欲为圣明除弊事”的忠诚与勇敢，学学他们发牢骚宣泄情绪的胆量也是可以的吧。对错误的东西连声牢骚都不敢发，那还活个什么劲儿！
2008.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