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代无隐者
英灵尽来归
遂令东山客
不得顾采薇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这是著名的山水诗人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中的名句。
唐代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圣代”。王维的仕途也可谓平顺。他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一，官给事中。虽然中间有跌宕，但最终官至尚书右丞。存在决定意识。因此之故，王维才能在送别落第的友人时，用如此的语言来宽慰、劝勉、鼓励他。“圣代无隐者”，所有有德性有才干的人都出来为朝廷所用。那么落第的綦毋潜呢，虽然暂时不得不回去“拂荆扉”，开柴门，但只要坚持在科举的路上走下去，终究是可以成正果的。圣代的文人士子，是不会久居草莽，成为隐士的。
王维是大诗人，但他谈不上大政治家。可他的一句“圣代无隐者”，却体现出他对历史的熟稔，对政治的洞悉。
“圣代”的政治相对是比较清明的。“圣代”需要人才。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在快速发展，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能人出来为之效力。人才有用武之地，人才得到尊重，人才能发挥出作用，这是“圣代”的特征。中国的春秋战国隐士少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盛唐时期、康乾盛世等社会时期，隐士也相对较少。
圣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圣代”，许多的文人学者科学家留了下来，没有跟蒋委员长去台北；许多的爱国学者从海外回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比如钱学森等等吧。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是“圣代”。被禁锢被排挤被迫害的知识分子重新开始发挥作用；高考恢复，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谈不上“圣代”，那时归隐山林的人就多。别的不说，光“国军”的少将出家的，就有三人。“文化大革命”时期也算不上“圣代”，那时的人们，想归隐已不可得，他们大部分被驱使被折磨被凌辱着。虽然哲学家冯友兰老先生为江青献诗，言“善识物者无弃物，善识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但很明显，这只是粉饰之辞，讨好之作。冯友兰该隐而未隐，留下了话把与笑柄。
与“文革”比，有隐士多隐士的时代已是相对的“圣代”了。
圣代是保护人才的时代。圣代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理性，对于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人才，是尊重与保护的。政治家们没有必要，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迫害人才。大度的政治家，懂得得人才才能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知道人才的重要。人才能得到保护，不会受到政治迫害，不用为“五斗米”操心，不必把精力用在人际争斗上。他们不会对社会失去信心，不会厌世，不会产生不合作的思想，因此也不必去归隐山林，或者赋闲在家。比如自“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日见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日新月异，知识分子的际遇不断得到改善，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无可替代。因此，知识分子们均冲上了社会的第一线。如今要找像元朝那样大批大批的隐士，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当然，话不能说绝对了。王维虽然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但无论时代多么清明圣明，不来归的人才还是有的，想退隐的人也还是有的。王维说的，是大的方面。我们是不能鸡蛋里挑骨头，与王维抬辩证法杠的。我们更不能因为处在“圣代”，便以为知识分子的环境天然就好，就不需要改善。知识分子们不努力就可以有优厚的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的待遇。知识分子们要自警自律自爱自励，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圣代无隐者”，这很好。“圣代”有几个隐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特别的坏事。这一切都正常。对于个人来说，既然是圣代，政治就相对宽松，那么选择入世或者赋闲退隐，都是可以的，都能得到社会的宽容，得到人们的谅解。想归隐的，只要你还能养活自己与家人，你就去寄情山水吧。
200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