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据文献记载，金龙峒自唐置羁縻州后，在元明清三朝均在广西管辖地内，属太平府安平州，为土司地。只是到清嘉庆末年始被越南侵并。至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中法划定边界后，收为中国管辖。而据民间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记载，当地傣人是从越南迁来的，入住金龙峒至今只有近20代约400年时间，约当明末清初之际。
另据资料记载，金龙峒依人是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因地方荒乱，被傣人招至金龙协助耕守而住下来的。金龙峒依人至今对此说并不否认。
根据以上情况，金龙峒这一地方也许自古就有人居住，它的主人应是傣人的先民，至少，傣人至迟于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以前已先于其他族群进入金龙峒居住。不管怎么说，傣人都是金龙峒的首批居民，而且无论从人口、资源占有以及政治、经济优势等方面，都是当地处于主导地位的族群。但是，既然后来又迁入了侬人、广人等民族群体，就不能不对当地族群结构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还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后果。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金龙峒族群接触和地位变迁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以前，为傣人独居时期；第二阶段，侬人、广人迁入金龙，傣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傣人、依人、广人平等相处时期。
关于第一时期，无需多说。关于第二时期，傣人在金龙峒处于统治地位，尤其是清末以前的土司统治时期，既然侬人是被招募来的，其政治与经济地位自然低于傣人，这可以从当时侬人称傣人为“大哥”或“大人”，傣人称依人为“老弟”或“下人”看出。“大人”这一称呼可能表明，在土司制度下，土官由傣人充任，土官也即封建领主，侬人为农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在清嘉庆末年至光绪十二年（公元1887年）金龙峒被越南侵并时期，金龙峒隶属越南高平省重庆府下琅州管辖，称永寿总、调琅总，总下设里，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当时傣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该总（总官）、里长多由傣人充任。只有纯侬人居住的里，里长才由依人担任。平日集会，侬人不得坐高凳。经济上，侬人除了每年替畲主（傣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粮外，还要为畲主服无偿劳役，如做田工、打柴、婚丧事的劳役等。[3]傣人中的权势者依仗权力盘剥农民，侬人处于被盘剥地位，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是造成族群隔阂的重要原因。至于广人，即汉人，他们虽然进入金龙峒的时间较晚，人数也较少，但居住在金龙街上。他们生产水平较高，善于经营。开始时做点生意，积攒了一些钱后，就购买金龙街附近傣人、侬人的土地，为此常常和傣人、侬人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发生械斗。
关于第三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这40多年，由于消灭了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接着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集体所有制，傣人、依人、广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相互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族群关系。1954年后，越南取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越北农村亦建立了新政权，开展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中越两国边民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期间，除了1975年越南黎笋集团搞反华，1979年2月中国进行自卫还击作战，两国关系在一段时间遭到破坏以外，从整体上说，两国关系是友好的。金龙峒地区两国边民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新变化。就边境两侧的傣人而言，由于分居在两个国家，尽管在文化上相互之间存在着认同与互动，但在国家问题上各有所属，不可能有认同意识。其次，两国政策不同，尤其是处理边民问题政策的不同，比如过境探亲、通婚、通商、越界耕作、放牧等，都对边境族群互动产生直接影响。例如50年代我国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禁止私商与越方做生意，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越关系紧张时期，越方搞“净化边界”，强迫边民内迁，禁止边民越境探亲、通商，都削弱了双方边民的经济联系。最后，经济是基础，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影响族群认同与互动的强有力因素。越南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边境各项基础建设比较差，群众生活比较艰难。相比较而言，我方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基础建设比较好，群众生活水平比较高。因此，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越方边境傣人也不顾越南政府和军队的禁止，冒着生命危险，越境与我方边境边民交换生活必需品。新中国成立前，两方边民生活水平差不多，政府对涉外婚姻无法律规范，两国傣人之间缔结婚姻关系，基本上是对等的。到了八九十年代，越南经历了长期战争后，男女比例失调，加上我方边民生活水平比较高，此时尽管国家制定了涉外婚姻的有关规定，但违规婚姻不时发生。这时，已无我方傣人妇女嫁过去，而出现了越方傣人妇女嫁过来的一边倒现象。但通婚的范围仍基本限于边境双方的傣人之间。
从金龙镇边民的族群结构的形成及目前状况，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决定中越两国边民的族群结构及族群关系的诸因素中，人类学上所说的文化圈范围的大小及其张力的大小，首先取决于某一族群人口之多寡，以及对居住地域占领和资源使用的程度。金龙镇傣人群体特性的形成及保持其一定影响力，是因为傣人进入该地时间久，占领地盘宽，占有土地等资源较多。而依人、广人则因为进入时间晚、人口较少，二者族群特性的保持及影响力相对弱小。
其次，国家权力的进入，包括政治上的管辖，军事上的争夺与控制，政策上的指导，对边境族群结构的形成与族群关系的演变，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中越边境毕竟不是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尽管边境两侧延绵不断的山脉客观上对外来文化有阻遏作用，但中越两国，尤其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对两国边境各族群文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假若金龙峒傣人、侬人历史上不是长期处于中国管辖之下的同时，又在某一时期受过越南管辖，则各族群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互动方面，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状况。但边境地区不比内地，国家的影响力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否则也就不会有边境两侧傣人之间的密切来往及表现出来的文化认同关系。
最后，经济是基础，是长时间对族群结构及族群关系起作用的因素。民以食为天，政治上的分割，军事上的争战，一段时间内会吓唬住老百姓。但当人们肚子饿得发慌时，经济便开始发挥其影响力，促使边境两侧各族群之间恢复、重建认同与互动关系。这时，同一文化圈的人们，其认同与互动往往首先活跃起来，然后逐步扩大范围，最后连国家也卷了进来。
总的来说，中越两国边境各族群在认同与互动上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首先，在最高层次上表现为国家的认同与互动，其次为民族之间的认同与互动，再次为民族内部的认同与互动，最后为民族内部亚群体的认同与互动。各层次的认同与互动均受到不同时空范围内诸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中越两国边民的族群结构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未结束，这里提出的一些意见只是一些初步看法，仅供参考。
注释：
[1][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着，高崇译：《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2]越南的社在行政级别上相当于中国的乡。
[3]严学窘、张景宁等：《龙津县金龙峒傣人情况调查》，《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7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参考文献
{1}严学窘，张景宁等．龙津县金龙峒傣人情况调查[A]．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7册）[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2}[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民族、族群与边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1）
{3}郝瑞．族群和族性[J]．中国人类学会通讯，1996，（196）．
{4}龙州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5}壮泰语诸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料译丛[c]．广西民族研究（增刊），1992．
[作者简介]张有隽，瑶族，1939年生。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着有《广西通志·民俗志》、《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中国民族学的世纪历程与未来任务》等。南宁，邮编：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