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元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存世较少，寺观中的道释人物壁画便成了画史研究和考据的对象。现存元代宗教壁画保存最为完整和最为重要的作品是山西芮城县永乐宫的道教壁画。永乐宫存有三个大殿，分别称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三殿之中皆画有大量的人物壁画，总计约800多平米。论气势恢宏，场面浩大，要属三清殿的《朝元图》最为壮观，其中绘有高达两至三米的群仙280多人，构图穿插组合，人物顾盼生情，画作敷色浓丽，气度非凡。而论最生动传神的作品，则数纯阳殿中所绘的故事图《钟离权度吕洞宾》（二人均为八仙中的人物）最为杰出。相传吕洞宾在会昌两次考进士皆未中取，年已60余，因此浪迹江湖，在沣水遇到钟离权，钟离权秘传内丹秘旨和天循剑法给吕洞宾，两人逐结茅于庐山。这幅画描绘的就是钟离权在说服吕洞宾人道的情景，钟离权袒胸露腹，性格豪爽，正侃侃而谈，劝说吕洞宾皈依道门。吕洞宾则拱手端坐，神态谦恭，全神贯注地静聆教诲，他两手拢袖，又似乎略有所思，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他正举棋不定的心理状态。画作勾线严谨而流动，运笔苍劲有力，采用“折芦描法”。敷色则简淡高古，沉着协调，使整幅画面显得庄重、清静，确是一幅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优秀人物画。
九、明代的人物画
1．明代前期戴进、吴伟、蒋嵩的人物画
明代的绘画，继元代文人画勃兴的香火，仍以山水、花鸟画为盛。明前期的院体、浙派画家主要以山水画冠名画史，中期的吴门画派也以山水和写意花鸟享誉江南，晚期的松江画派，更以山水文雅明洁的情韵取胜。所以明人谢肇（左氵右制）于《五杂俎》中称说“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至于神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说明明代的人物画远不如山水、花鸟画发达。但是，明代的人物画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涌现出一批卓越的画家和作品。明前期的院体、浙派画家虽以画山水、花鸟为主，但一般也都能画人物，且能尽神悉态。例如，以山水着名的浙派领袖戴进，人物画也十分杰出。据明周晖《金陵锁事》中记载，戴进曾于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时，只在转盼之际，行李便被一不法脚夫挑去，并不知躲藏到了什么地方。戴进便向附近酒家借得纸笔，根据记忆，准确地画出了那个脚夫的肖像，并请来当地许多黝夫来级批，众人一看便知道了这是某人，并同往其家，很快找回了被脚夫挑走的行李，由此可见，戴进人物画的传神程度。他的传世人物作品还有《达摩至慧能六代像》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三顾茅庐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罗汉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皆有明显的个性和时代特色。
吴伟也以画山水着名，为“江夏派”领袖人物，但也精于人物和佛像。他的人物画作品有《铁笛图》轴（上海博物馆藏）、《问津图》卷、《歌舞图》轴（均藏故宫博物院），《洗兵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及《柳荫读书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等，细笔白描人物，师承李公麟，粗笔豪放者学梁楷，作品皆精妙。
其他院体、浙派画家除山水外，能画人物的有张路、蒋嵩、汪肇等，其中张路人物画受戴进、吴伟影响，也有工笔和粗放的两种面貌，传世作品有《人物故事》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桐荫望月图》轴（济南市博物馆藏）等。
蒋嵩的人物画学承吴伟和张路，多用方笔，线条转折顿挫，很具个性。汪肇的《起蛟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中以大片山水作衬景，但其中的人物也极精绝生动。
2．明代中期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人物画
画史称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吴门四家”或“明四家”，他们四人皆为明季中叶寓居吴门（今苏州）的杰出画家，其中除沈周精于山水，惟能作粗笔点景人物外，其他三家不但擅长山水，而且也都能作独幅人物作品，并皆有作品传世。文徵明有《湘君湘夫人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画作用笔谨细，线条古拙沉缓，衣袂长裙飘举，形象塑造古雅有韵，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列女仁智图》卷的造型极为相似，可能为仿顾恺之笔意的作品，纪年为正德十二年（1517年），乃其48岁所作，幅中有文嘉、王（左禾右犀）登的跋语和众多的收藏印，画作流传有绪。
唐寅（1470-1523年），是“吴门四家”中最具才气的画家，不但山水、人物、花鸟皆能，而且三者皆精。他学画初得益于沈周，少年时，曾追逐于功名，29岁为“乡试第一”，名第“解元”，后因会试时，以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此后，唐寅便绝意仕途，嗜欲声色，放任不羁，在红粉队伍中寻找知已和刺激。所以，在唐寅的人物画中，表现仕女内容的画作显得特别多。唐寅的人物画，有两种风格，一种是用笔谨细，设色浓丽的工笔重彩人物，一种是率意勾写，用笔方折爽利，粗略简括的一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李端端图》应为他典型的工笔设色之作。图写唐时才女李端端请诗人张钻题诗的故事，人物作细笔铁线描，笔线畅劲挺健，敷色妍丽柔和，法度甚好。《孟蜀宫妓图》轴（又名四美图，故宫博物院藏），也是其工笔重彩人物的杰作，画轴取材于五代后蜀孟昶的宫廷生活，图中画四个着盛装的宫妓，头戴金银荆钦和鲜花冠子，身穿华丽的长褂罗裙，正在竟比妆扮。画作采用工细的手法，人物造型优美，衣褶线条细劲流动，设色妍雅明快。在“四美”的衣着色彩上，既有浓丽的重彩，也有清淡的水色，既有大块的灰绿色，也有对比强烈的橙红色，衣裙斑斓绚丽，色彩搭配分布得十分出色，层次丰富多彩。唐代的仕女画，在形象上也特具个性，小眼、细眉、尖下巴，脸部的敷色，有“三白”的特点，即额头白、鼻尖白、下巴白，这三处施以白粉，给人以秀美白腻的聪玉感，确为一种创新。《风木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秋风纨扇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是唐寅选笔写意的人物画作，前者描写的是寒风萧瑟的枯树下，坐着一位掩面痛哭的思亲士子。后者写一素妆女子，手执纨扇，神色忧郁，在庭院中徘徊。两画构图皆较简括，线条转折顿挫，用笔率意传神，画作风格苍秀，为唐寅写意人物画的杰出典范。
仇英（1505-1552年），在“吴门四家”中以人物、山水见长。据清人张潮《虞初新志》称“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他的人物画，主要源于传统技法，既长于设色，又擅为白描，画法工细一体的学顾恺之、李公麟，略为粗放的师南宋马和之和元人技法，笔力刚健，顿挫劲利，人物造型准确概括，敷色雅妍不俗，古逸之气直逼宋元。《捣衣图》轴（南京博物院藏），为仇英极为精致的白描人物画作品，用笔细劲淡逸，线条流畅，捣衣的少妇，形象娇美，根根发丝清晰可见，一笔不苟，精致入微，画卷不施任何色彩，仅凭笔线的轻柔直曲变化，将人物的肌肤，衣袂的质感表现得十分得体，确为大家高手。仇英传世的其他工笔重彩人物画，还有《明妃出塞图》、《琵琶行》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水准也都颇佳，仇英也有粗笔人物画作品，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柳下眠琴图》轴，其中人物用笔率意简劲，图作纯以水墨勾写，韵味颇足，画中溢透出一种淡泊文雅的高逸之气，为仇英人物画风的又一种体貌。仇英的画风对后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明代的尤求、丁云鹏等着名人物画家也都曾师承他的画法，其中以尤求学其最像，尤求的白描人物风格也十分细秀严谨，传世作品有《红拂图》（故宫博物院藏）、《昭君出塞图》卷（上海博物馆藏）等。
3．丁云鹏的《观音图》轴
丁云鹏（1547-1628年），字南羽，号圣华居士，安徽休宁人，善画人物、佛像，尤工白描，取法李公麟和仇英。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评其“道释人物，丁南羽有张（僧繇）、吴（道子）心印，神姿飒爽，笔力伟然”。董其昌也认为他的画是“三百年来无逢对手。”《卢金烹茶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人物画代表作品。卢金（约795-835年），唐代诗人，自号玉），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年轻时曾隐居少室山，不愿仕进，嗜好饮茶，颇着名，常为茶歌，广为流传，因而卢金烹茶的题材也为历代画家所喜好，南宋刘松年，元代的钱选等着名画家都画有这类题材的作品。画作勾写严谨，线条勾细圆劲，敷色雅逸清远，颇见功底。《观音图》轴（辽宁省博物馆藏），也是丁云鹏十分精湛的得意之作，图写观音坐像，完全似常人面目，脸庞俊美清秀，乌发披肩，线条以匀细的游丝描勾写，柔曲波动，如行云流水，极趋装饰意味，评者称是“丝发之间，而眉目竟态毕现”。署款“万历壬年”（1582年），当是丁云鹏三十五岁时的作品。
4．明代晚期陈洪绶和崔子忠的人物画
明末的人物画家主要以陈洪绶和崔子忠为代表，画史有“南陈北崔”之誉。
陈洪绶（1598-1652年），字章侯，号老莲，入清后，自号老迟、悔迟，浙江诸暨人。他的人物画，特别注重形象的刻画提炼，往往以夸张的手法，塑造出一些奇崛不凡、极具个性的形象，造型古拙苍凝，具有三代鼎彝般的金石意趣。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老者，还是少女，面庞总是方中带圆，脸颊偏长，下颌丰满，似丑非丑，丑中见美，拙中见巧，目光炯炯有神。线条勾勒又尤为精劲严谨“森森然如折铁纹”，显现出鼎彝之器浑重朴质的金石质感，可谓高古奇骇，富有强烈的个性。《屈子行吟图》，是陈洪绎早年人物画作品，画面通过古树野花、顽石曲径的简略勾勒，大块空白天地的随意铺设，造就了一个荒寒凄凉、萧瑟幽寂的旷野之境，烘托出爱国诗人屈原清苦孤凄的流放生活。画中屈原髯髯垂须，仰望长空，正哺哺低吟……成功地刻画出屈原庄重傲岸的风度和轩昂的气骨。《笼鹅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是陈洪绶晚期人物画代表作品，图作描写了东晋书法家王台之爱鹅的故事，人物线条清圆细劲，形象凝炼夸张，设色沉静温雅，颇具高古之趣。
陈洪绶的绘画对近百年的画坛有着很大的影响，晚清的任熊、任颐等海上画家的人物画，不少是继承了他的传统。
崔子忠（？-1644年），初名丹，字开予，后字道母，号北海，又号青蚓，山东莱阳人。明亡后，走入土室不出，终至饿死。以擅画人物享誉，和陈洪绎齐名。所作人物，形象古朴，衣纹师法周文矩，线条多曲屈转折，有时也用“颤笔”，惟传世作品较少。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云中玉文图》轴，画一婷婷玉女，立于密云之上，玉女衣纹及云层皆以“颤笔”短线勾描，其中彩云用笔缜密，章法新颖奇致，设色也淡逸清明，风格别具。《长白山仙迹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也是崔子忠杰出的代表作品，图作描写道家人物张东华持杖立于山岩之中，身旁一只白兔回首仰望主人，用笔细劲，补景山石着青绿色，敷色温润和谐，文儒之气甚足。
5．曾鲸的肖像画
曾鲸（1568-1650年），是明代晚期着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字波臣，福建莆田人。曾寓居浙江杭州、余姚等地，晚年迁寓金陵（今南京）。曾鲸的生活年代，正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东来之时，圣母像的出现，西洋画中强调明暗阴影的因素对曾鲸的传统肖像变革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他的肖像画，在注重传统“墨骨”的方法上，又融合了西洋画中的阴影画法，多以淡墨渲染出人体肌肉结构的阴阳凸凹。据说他每画一像，要用淡墨烘染多次，直到将人物的神气完全表现充足之后，才敷以淡色，即所谓“每画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见凸空白，见凹加墨，从淡到浓，透皮现骨”，为传统的肖像画注入了新的表现方法。他这种画法曾在画坛上风行一时，谢彬、郭巩、徐易、沈韶、刘祥生等人都曾从学于曾鲸，学人甚众，遂形成了“波臣”一派。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曾鲸、张额（补景）合作的《顾与治小像》轴，画面上顾与治正襟独坐，风姿卓着，仪态从容，双目凝视，嘴角含笑，惟妙惟肖地表现了顾与治温厚潇洒的神情。后人对曾鲸的肖像画称道是“如镜取影，妙得神情”。“点睛生动，虽在楮素，盼睐频笑，咄咄逼真”，由此和顾与治小像来印证，即信所言不谬，他的肖像画确实画得神采如生，唤之欲出。清代的人物画仍不及山水、花鸟画发达，但也有不少的画家确能时出新意，突破传统，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康熙时的禹之鼎、焦秉贞、冷枚、崔彗，乾隆时期的黄慎、高其佩、金农、华色、丁皋，嘉道时期的改琦和费丹旭，以及晚清的任薰、任伯年等，也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或吸取西洋画中的明暗画法，或取用其绚丽的色彩，或于传统之中再创以新法，使清代的人物绘画在承续前代传统的脉络上，又不断地演进、充实和革新。
十、清代的人物绘画
1．禹之鼎和《蒹葭书屋图》卷
禹之鼎（1647-1709年），字上吉，号慎斋，康熙年间供奉内廷，任鸿肿寺序班，善画人物、仕女，尤精于肖像。写真多作白描，亦有设色，画作多为工细一路，偶尔也作写意之笔。传世作品较多，代表作品有《蒹葭书屋图》卷（镇江博物馆藏）、《王原祁小像》轴（无锡市博物馆藏）等。前者描绘了“隐处不肯出仕”的官僚文人紫渊的肖像。画中紫渊先生立于丘坡河畔，仪态悠然自若，髯髯美须，随风飘拂，神采气质如生，身旁枯木老树，几点红叶，远处茂林修竹，书屋隐落其中，表现出“蒹霞一片影，月明秋水寒，白摇乱获花，红舞冷枫叶，琅琅路涌声，声与掉沤接”的意境。所作人物继承了曾鲸“如镜取影”的写照方法，肖像刻画得甚为细致，先用淡墨勾出五官之后，微以淡墨染出凸凹，待肌体结构意足，方以粉彩敷之，很具立体感。《王原祁小像》轴，则纯以白描淡墨勾勒，用笔圆润转折，行笔如绵里裹针，柔曲中见劲挺，肖像部分描写尤佳，王原祁根根发须，脸上的点点斑麻，都一笔不苟，滞留纸素，忠实细腻地刻画出王原祁忠耿诚厚的形象和性格。
2．焦秉贞等宫廷人物画家
焦秉贞（生卒年无具考），字尔正，济宁（今属山东）人，康熙时着名宫廷画家，曾官钦天监五官正。擅画人物，山水及花卉，尤精于人物仕女。他的画风，主要在传统工笔重彩的基础上，参与融合了西洋画中的明暗方法。代表作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仕女图》册、《历朝贤后故事册》等，前者分春、夏、秋、冬四季绘宫廷仕女琴、棋、诗、画和喜戏的生活场面。后者则以颂扬之意描绘了历代贤惠帝后的事迹。画作中的人物造型皆柳眉凤眼，身姿纤细，显得弱不禁风，具有清代人物画典型的时代风格。画法严谨工致，然终显拘谨刻滞有余，尤其是朱砂、石青等浓重的矿物质颜料的使用，使画作色彩浓丽鲜明，惊彩绝艳，继焉若新，憾缺一种古雅平和的韵致。其中衬景，画石用笔或方折如叠，或卷曲如云，庭栏彩柱及山石树干皆以明暗法烘染，极具西洋绘画的立体感和独特的装饰性。
冷枚和崔彗也为同时的宫廷画家，画法师承焦秉贞，他们所画的人物和景致无论用笔，或是敷色和构图，都和焦秉贞极为相似，可显见一脉相承的承袭关系，画作都有着宫廷绘画华彩灿然的审美共性和类同的格调，其中冷枚的人物画代表作有《养正图》册、《十宫词图》册（均藏故宫博物院），崔音传世作品有《仕女图》册（故宫博物院藏），均工细净丽，山石建筑烘染皆具明暗感。
3．黄慎、高其佩、金农、罗聘、华凸的人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