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多：嗯，中国有13亿人，在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如说，胡锦涛主席访问南美之行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中国和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发展到了新的历史时刻。谁都无法想象一个离开了中国的世界，世界和中国在一起，因此世界须要了解中国。你说得很对，中国既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发达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她有这个能力可以同时面对面地与美国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对话，就仿佛一条腿踏在发展中国家阵营，另一条腿踏在发达国家阵营。你问我中国今天的地位是什么？那就是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须要制定策略来帮助世界其他国家跃进新时代、新的经济现实中去。
龙安志：展望未来，新的模式会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完成改革。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是发达国家，但在很多其他方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她和发展中世界还有许多联系、许多共同点，她现在要和八国集团一起领导我们向前。我们现在正在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国的作用是什么？发展中世界，拉美和非洲将会如何应对？
费尔南多：中国进入了21世纪，更关心社会、科技、环境、发展等一切事物。中国领导人最近表示，我们需要发展，但是要科学地发展，这正是今日的世界所需要的。中国要发展，但是中国也要帮助别人来关注环境、关注人类生产条件等，所以，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科学地发展。
龙安志：中国的经验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新模式？
费尔南多：坦白说，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是有目标的，但是还不明确目标到底在哪里。中国在经历了30年或40年的发展历程达到了某个点之后，也许我们会更清楚我们称之为“模式”的东西是什么。现在有一些问题很清楚，例如，中国在由一个农业大国变为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这是个大问题。明年，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都将集中居住在城市中，这完全改变了平衡。眼前的现实就是，人们都要在城市里生活，正因为如此，更好的城市生活将会变得非常重要。未来的问题将涉及城市和城市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现在仍然有很多问题不能清楚地回答。换句话说，现实和政治观念之间是非常辩证的关系。
龙安志：“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模式，提倡外汇迅速自由化，资本市场迅速自由化。前苏联遵循这一模式，最后解体了。后苏联国家遵循它，也都面临着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泰国，所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都崩溃了。可是，中国并没有。中国按自己的路子走，循序渐进，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正如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我们有中国的经验、印度的经验，二者非常的相似。有人称之为“北京共识”，我喜欢叫它“喜马拉雅共识”。这些共识是否正整合在一起？它们是否会替代“华盛顿共识”？
费尔南多：中国和智利有着良好国际关系的原因就是我们都不遵循“华盛顿共识”，所以，新共识的中心问题就是社会发展，这是我对新共识的理解。它将会给不同的国家，例如非洲国家或者拉美国家，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如果你无法得到棉花，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比如蔗糖或者香蕉，你就会发现障碍。当然，社会发展的问题是由于你的经济没有得到发展。所以，如果你想让非洲有所改变，你必须给非洲国家一定的机会，不单只是给他们造路、培训而收费，或者向他们出口来赚钱，他们也需要机会进入世界市场。
龙安志：文化的融合、文化的交流、民族的多样性，中国有强而有力的民族文化政策，智利也是如此。我们如何将其作为新对话应用于全球化？
费尔南多：我在这，你在这，你有你的现实情况，我也有我的现实情况。我们是邻居，但是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融合。我们有机遇，我们也面临着创新的挑战。比如说，你让一位会剪纸的中国女性剪一个智利风情的作品，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给你看点东西，我给你看点东西，你看，这是典型的智利形象。我邀请一位女性，一位中国女性创作一点与智利有关的形象，你看，这是奥运会，看这句话，北京，而这是学校教科书里我们国家的村落，这就是融合。中国千年的技术与智利的形象，这实在太妙了！这就是新的现实，这是在智利的一个当代艺术展。
龙安志：用传统工艺描绘现代艺术。
费尔南多：用中国乐器演奏智利音乐。这不仅是生活，跳跃的可能性。这仅是一方面，我还试图寻找体验我国文化的最好途径，我希望通过你们的乐器来再现我的文化。
龙安志：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秩序将建立在新对话以及民族多样性的全球化的原则上，并以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基础。
费尔南多：完全正确。
编导手记
智利地理环境很特别，是一个很狭长的国家，大约有4000公里长，而最窄的地方只有175公里。对于游客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环境的多样性。在智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北部的沙漠、南部的冰川还有原始森林、湖泊和高山都处在同一条直线上，非常壮观，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小木屋，屋后面就是高山，这是典型的智利人居住的环境。智利景色各具特点。由于各地风光、气候不同，任何时候去，都有观光的佳境。著名的旅游景点有北部港城阿里卡一带以及“世界旱极”阿塔卡马沙漠，还有美丽的首都圣地亚哥、神秘的复活节岛以及远离人类生活的火地岛等。在智利最南端的冰川地带，你从地上捡起一块冰块，放到一杯威士忌里，然后就可以饮用，完全没有任何污染。由于地处美洲大陆的最南端，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智利人常称自己的国家为“天涯之国”。
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先生，正是来自这样一个景色壮丽、气候宜人、风光自然、引人入胜的国度。而智利这样的一个“天涯之国”也造就了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先生的大度、热情、好客、随性的爽朗性格。
马塔先生，智利驻华大使。
在我们这次的采访全程中，马塔先生是唯一一位曾和周恩来总理见面、握手、合影的嘉宾。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看来已经成为马塔先生的最为珍贵美好的回忆，也使得我们整个的采访过程中自始至终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中国情愫。
马塔先生的好客，我们摄制组一行在采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强烈体会到了。由于采访安排的一再改变以及交通的堵塞，我们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智利大使馆。让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是，一下车，就看到马塔先生早早等候在门厅准备迎接我们。
使馆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为我们开门、引路，马塔先生一路把我们请进温暖的大客厅——这样中国化的礼节真的让人有回家的感觉。
马塔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这句套话用在他的身上却一点也不过分，早在35年前的1973年，马塔先生就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那时马塔先生的身份是智利外交部的新闻顾问，而那次访问，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智利外交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国。马塔先生一行所受到的礼遇令他终身难忘，他把那次一行人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摆在了客厅茶几的醒目位置，当我们问到这张照片的故事时，马塔先生兴奋地在照片上给我们指出他的位置：“看，这个年轻人就是我！”
在1973年8月的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峰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给马塔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到那段经历的时候，仿佛陶醉在了记忆中：“我还记得周恩来高大的身影，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挥着手，他讲话比较慢，但发音很好听，当然，他说的是中文，但在谈话结束的时候，他说了法文，当时大家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我们从马塔先生的客厅布置中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个安第斯山脉造就的顶天立地的民族的奔放的性格和对生活炽热的爱。
墙面上的大大小小几幅油画，泼洒着性情的色彩，癫狂而似乎有序的构图，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无限的审美遐想。茶几上和壁炉台上的几座抽象风格的雕塑作品，有达利的风格却完全独立于审美之上。
大胆的构图、奔放的用色、充满想象力的布置——我们在马塔先生的客厅里目不暇接，渐渐地，竟然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这样充满生命的力量的房间的主人，真的是已逾花甲之年的费尔南多·马塔先生么？
或许答案只有一个，正是对中国的这份挥之不去的情愫，让马塔先生永葆活力和年轻。
而同样年轻的还有中国和智利这两个同样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发展中国家。
在采访中，马塔先生的那种自豪感给我们一直传达着“朋友”二字的信息。马塔先生可以骄傲地说：“中国和智利有着良好国际关系的原因就是我们都不遵循‘华盛顿共识’，”“中国的和谐社会与我国的社会凝聚力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塔先生也会在谈及两国的文化融合、文化交流、民族多样性的时候，突然从卧室拿出一打剪纸手工艺作品，兴奋地指给我们看，“比如说，你让一位会剪纸的中国女性剪一个智利风情的作品，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给你看点东西，我给你看点东西，你看，这是典型的智利形象。”
整个采访过程中，马塔先生魔术般地不停地给我们展示一件又一件的宝贝，我们几乎看得目瞪口呆：如果要了解中国和智利两个国家的交往历史，根本不用建什么展览馆，直接来马塔先生的客厅就好了！
一个多小时精彩的对话不知不觉中走到了尾声，我来到马塔先生和龙安志的中间一起合影。在我们三个人手牵手对着镜头微笑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手心的温度。
“你们的手都好热啊！”我有点结尾寒暄的意味。
“因为我们都握着你的手。”马塔先生很严肃地说。
“那我是插座咯？”我自觉自己的这个比喻还蛮贴切幽默的。
没想到马塔先生更加严肃地答道：“不，你是桥梁。”
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的手还紧紧地握着。
尹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