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志：外国朋友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你看得最多。你看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什么样的，你看了中国解放前是什么样的。
沙博理：50多年的情况嘛，史无前例的一个改革嘛。这30年，我觉得看得特别惊人。全世界经济的萧条，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中国有办法。不但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要解决，而且影响全世界，帮助全世界解决萧条。中国在外交方面，在别的国家是做好人，她不欺负人。亚洲也有过，非洲也有过，他们有很多困难，也没什么条件，中国是做好人，是帮助人。帮助他们的发展，卫生啊、教育啊，让人家搞得更好，支持别人。不但是从人道方面做好事，其实是经济方面，现在也看得出来，她怎么解决这个经济问题，首先是解决老百姓，是解决群众的问题，可是，同时也非常注意一个群众路线。这个是很简单，可是，只有中国是这样做的。他们来投资的也更多了，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市场经济啊，我觉得大有可为。
龙安志：我觉得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前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到底改善了多少？回头看看，告诉我你的印象。这是你感受最深刻、最重要的经历吗？
沙博理：物质生活确实是很大改进啊。可是同时也有一些叫我心里有点儿不安。我们不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吗？可是，精神文明好像抓得不够紧。很多很多贪污腐败啊，光是你物质方面稍微好一点儿，还是很危险。我希望这个一定要狠狠地抓，很快也抓得很紧。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代，刚解放，我还年轻了，我又很romantic，一切都很好。主要是人跟人的关系特别好，吃的也都没有多少。在北京到了冬天，就是萝卜白菜，肉很少有。可是我们都不在乎。你穷，我也穷，你是我的上级，我是那个下级，你不敢摆架子。那个时候，领导摆架子，大家都笑话他，很艰苦朴素的事儿，打苍蝇、打蚊子、打老鼠，都搞了。麻雀也打了，打错了，而且人跟人特别好。
龙安志：其实我们物质方面的发展好，就是那个精神就打碎了。
沙博理：要买就一定买高档的东西，你才觉得体面。你跟谁比？
龙安志：1979年，邓小平去了美国，见卡特总统。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大的变化？
沙博理：我到美国去探亲，参加卡特总统宴会。我也跟他和他的夫人谈了话。我原来想，我应该给中国作宣传，说中国怎么好。我还没开口，他开始给我作宣传。因为他刚从中国回美国去，他就说中国怎么好。
尹畅：沙老在中国60年，如果用30年作为一个节点的话，那么之前的那些风风雨雨啊、心潮澎湃啊、革命啊、运动啊，也都经历过，那后30年也是很激动人心的改革开放，最有代表性的，因为您是一个见证者。
沙博理：我要拿什么身份来说啊？30岁我就来，现在我90多岁了。所以就是三分之二的我的生活就在这儿。所以当然我，中国的身份比美国的身份，在我来说，影响最大了嘛。其实如果我不看镜子，我自己还觉得我是中国人。我自己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国际主义的人，我非常高兴。实际上，也是国际化了嘛。
尹畅：您在中国60年，您的生活变化大吗？
沙博理：我也跟大家一样享福了，物质生活，吃的好，我很满意了。做人，做好人。还是听毛主席的话，爱人民、爱国、拥护党、帮助别人、依靠群众，脱离群众是幼稚可笑。
尹畅：那您说一说，您未来的30年吧。
沙博理：我还有30年，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啊。当然我觉得最后30年，比我们现在刚过了的30年，要更好，要更快。因为原来有基础嘛，所以我觉得大有可为了。
尹畅：到时候再写《我的中国》。
沙博理：这个写不完，写不完。
编导手记
什刹海，北京。
2008年的初冬，毫无寒意，只是风有些大。
这里的道路有些曲折，车行途中，一不小心就会错过要驶进的胡同，也错过了很多景色。
历史上的京华烟云，让什刹海的砖瓦琉璃凝结了千年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明代吴惟英在《冬日北湖冰船》一诗中写道：“不是路从银汉转，也疑人自玉壶来。”
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年12月生于美国纽约，1937年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担任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此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中文。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充满创造精神的漫长历史吸引了他，他告别了母亲和祖国，用退伍费买了前往中国的船票，于1947年4月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上海。
在上海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一些进步的中外人士。他逐渐认识了中国社会，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了解，由同情转而投身于中国革命。他曾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革命青年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帮助进步学生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还曾把律师事务所用来做开会的地方，与解放区来的密使讨论如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曾用做律师所得到的钱，支持中国同志创办进步刊物《人世间》。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与凤子建立了友谊，并于1948年结为夫妇。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归宿。他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从1952年起，沙博利先生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从事翻译工作。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是他翻译的第一部作品。之后，他又相继翻译了著名作家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以及《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等著名小说。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先生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
十年动乱期间，沙博理先生像所有人一样无法正常工作，但他并没有停顿手中的笔，他耗费巨大精力完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翻译。近几年，他还翻译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1971年以后，沙博理先生十余次访美探亲。在美国期间，他不辞辛苦，应邀到许多地方作报告，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满腔热情地为外刊撰文，介绍中国的情况。
1972年，沙博理先生到《人民画报》社任英文改稿专家。
多年来，沙博理先生除了倾全力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外，还陆续写了自传体著作《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马海德传》等。
沙博理先生在第六届全国政协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直连任至今。由于他为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果的工作，为增进中外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多次受到江泽民、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两种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背景下，沙博理先生目睹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他动情地回忆了在中国的岁月，倾诉了对他所经历的重大变革的观察与思考，表达了对已然成为他的中国的这个伟大国家的热爱。他说：“中国是我的家，”“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
尹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