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泊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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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封伟伦:班尼路 牌子货

尹畅:你什么时候来中国大陆的?

封伟伦:我小时候常常来中国,我外公在广州。从我有记忆起,每一年我都会在过年的时候去看我外公。

尹畅:在你的记忆当中,最大的变化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封伟伦:八九十年代吧。

尹畅:八九十年代。

封伟伦:那时候开始,很多人的衣着服饰急速地变化。可以举一个例子说,刚刚开始她们女孩子化妆呢,面孔很红的。再后来我都没有看过那样化妆的了。

尹畅:这两三年对于你来说,变化是不是也是飓风般的?

封伟伦:真的,这两三年呢,我不光去首都北京,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去过,都感觉和去东南亚,或者其他外国大城市,没有差别。

尹畅:你穿的都是班尼路(Baleno)的衣服吗?

封伟伦:班尼路,牌子货。

尹畅:这句话听着很耳熟啊。

封伟伦:是我们曾经赞助的一部电影《疯狂的石头》里面的一句台词。

尹畅:这句台词之所以这么经典,或者说这么深入人心,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可以说,很多中国人对于品牌的记忆,就是从班尼路开始的。我本人就是。

封伟伦:其实我们是1996年把这个品牌买下来,然后在中国大展拳脚。

尹畅:我们都知道Baleno是一个港资的企业。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那么在1996年,可能很多的港资都处在一种徘徊的状态。我不知道在1996年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然后登陆中国大陆的市场,对你们来说,困难吗?

封伟伦:不困难,因为我1995年就开始到中国大陆来。我1995年来的时候就觉得中国充满机会,而且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尹畅:那你个人对于在中国大陆的服装文化的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封伟伦:人们已经开始对于款式跟颜色的要求越来越多。而且我来这儿之后,我发现每一次我们做些新颜色,他们都接受得很快。反过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很多品牌进步得比我们还快。可能他们没有包袱吧。

尹畅:那你们的包袱又是什么呢?

封伟伦:我们的包袱就是因为我们一路走来,有点优势,可是有些地方又可能不敢尝试。

尹畅:我刚刚在想,你们的包袱是不是你们3000多家店,太多了?

封伟伦:3000多家店,其实不多。现在有3000多家店的品牌应该也不少了。

尹畅:我听说,好像班尼路的这套经营理念,在业界可以当作教科书。

封伟伦:我不敢这么说,不过真的很多人模仿我们之前那一套去做。可是我品牌比他们多。

尹畅:是最多的吗?

封伟伦:应该是最多的。

尹畅:有多少个?

封伟伦:二十几个。曾经有段时间,1997、1998年的时候,我去一些步行街,看到一些店,以为都是我们的店。因为他们不管装修、风格,各方面都相似,不看招牌,就以为都是班尼路。……...开放之后给了我们很多机会,我们真的是跟着改革一起改革。

尹畅:也是跟着开放一起开放。

封伟伦:对,对,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百分之八十,应该这么说,都是香港人跟台湾人管理的,现在百分之九十是大陆的人。

尹畅:中国讲改革开放的政策,都是讲要“摸着石头过河”。

封伟伦:对,对,对。这句话很经典。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我们从小学的法律跟中国大陆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差异。香港是先讲法律,再说道理,最后才说人情,法理情。

尹畅:法律,道理,然后是人情。

封伟伦:在中国大陆,我们开始是讲人情,再讲道理,最后才说法律。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真的很复杂。

尹畅:那你们怎么去适应呢?

封伟伦:我们就入乡随俗。

尹畅:跟着一起“摸着石头过河”。

封伟伦:这句话很好。

尹畅:如果说从现在的2008年,对比看过去的1996年,你个人觉得最大的改变在哪儿?

封伟伦: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已经在法律部分做得比较简化了。他们会派人跟进,比如说本来是三个星期后来验收的,从前是不可以提前的,现在可以提前到五天,甚至三天都可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效率更高了。.

尹畅:我在西藏也看到班尼路的牌子。

封伟伦:对,西藏也有,乌鲁木齐都有。我们几乎最东、最北、最南、最西都有。国家要开发西部。

尹畅:那个时候是西部大开发。

封伟伦: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在兰州开了个分公司。

尹畅:那你们是第一个马上作出决定的。

封伟伦:现在兰州,我们平均一年都有1200万的营业,而且开始在宁夏一路开店开下去。

尹畅:但是大家现在都知道,今年好像不太好过,尤其到了年底,因为全球金融危机。那国内很多原来做出口加工的,尤其是服装行业,很多厂都关了。我不知道对于像咱们这种本土发展战略的企业来说情形如何,如果说危机是危险和机会并存的话,那对于你们,现在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

封伟伦:我觉得机会比危险多一点。

尹畅:那机会是什么?危险是什么?

封伟伦:危险嘛,危险就是担心未来金融风暴延续下去,未来的购买力,真的没有人想象得到会是怎样。机会是,比如说从前步行街很多店,可能你有钱也租不到,现在机会多了。从前公司的很多员工都被人家挖走,最近停下来了,这些都是我们的机会。

编导手记

1996年,中国广州。

改革开放的第18个年头,广州作为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在1996年已经有了清晰的现代化城市的轮廓。但另一方面,由于临近97历史节点,毗邻香港的广州地区还是清晰地感觉到了一些不安。

为数不少的港人港商,对97后的香港没有足够的信心,甚至其中的一些已经放弃了希望。这从很多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得出,很多港商在徘徊游移、举棋不定甚至准备撤资、移民。

另一方面,大陆民众对香港回归普遍抱有热切的期待和充足的信心,举国上下都热切地期待1997年7月1日那一刻的到来。

这两种截然迥异的心态、戏剧化的形象,鲜明地碰撞着,而广州,则成为这一进一退两种心态集中交汇的大舞台。

对比于香港的繁华,1996年的广州天河地区还只能用“空荡荡”、“孤零零”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投资期待的火热掩盖不住投资硬件和基础设施的薄弱。在一片草莽般低矮、破旧、落后的建筑群中,新开售的广州天河城是那时天河地区最为先进发达的时代地标了。

就在这样的一段日子里,两个穿着T恤、牛仔裤的香港男人,正在天河城里挨家挨户地敲门求租店面。他们其中一个人,名叫陈勉,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经历了在美国的一段颇为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回香港创业开公司,也准备在内地作投资;而另一个人,是陈勉的好兄弟,我们这次采访的主人公,现任班尼路公司执行董事的封伟伦先生。

新开盘的天河城,一店难求。封伟伦和陈勉一方面频吃闭门羹,一方面越来越搞不懂:如此火爆的商业环境,那些撤资的港商难道视而不见么?

封伟伦和陈勉,平日里就称兄道弟,此前一齐就职于佐丹奴高级管理层,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服装业经验和十分广泛的人脉网络。凭着四条腿不停的奔走,两张嘴四处的游说,靠着信心诚意和令人信服的规划,两个人居然从风险投资人那里拉来了多达8000万元的巨额资金。扛着大钱袋子,两兄弟打算在大陆大展拳脚。

频吃闭门羹,看不到一点点希望,不仅对封、陈两兄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信心的一次又一次的强烈摧残。“在大陆有钱居然做不了生意?”他们搞不懂了。

“Daniel(封伟伦的英文名),咱们还要继续么?这样一天一天下去也不是办法呀。”陈勉的焦虑有他的道理,他想知道兄弟的想法。

“Sam(陈勉的英文名),我们来大陆已经晚了,如果一点点困难就让我们犹豫,97以后我们就更来不及了,相信我。”封伟伦语气很坚定,“困难越多希望才越大,越是危险的时候才越是有机会。”

第二天,伴着朝阳,兄弟俩又开始了新一天的闭门羹之旅。

两个人的坚持最终为他们带来了幸运。一天,天河城里的一家港商突然因为移民英国撤资,店面转让。兄弟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飞一般地穿梭于店面、管理处、银行各处,不到半天时间就办妥了全部手续。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抢滩中国服装市场的中外品牌可谓不计其数。但在广州,有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服装王国,在它的总部里,有一群紧贴世界服饰潮流的服装设计师和营销人员,再就是每天繁忙进出的运送服装的大型运输车队。服装的生产基地不属于这个王国,但为这个王国服务,同样为其服务的3000多家服装店和专柜铺则分布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东南亚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接近400个城市;半数店铺属于王国拥有,叫直管店;半数属于盟友,叫加盟店。这个近几年来中国休闲服装销售规模最大的服装零售王国就是班尼路服装品牌。

“班尼路”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专卖店就这样开张了。

班尼路公司创立初期,也并非一帆风顺。1996年在中国大陆投资,外资在商业零售业受当时政策制约,不能独资,而只得与友谊公司合作。“友谊”上市后,退出合作,不得已再转与一家中小企业合作,外资占大股份,还要国务院特批,更要命的是没多久就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公司运作的头三年亏了1.3亿元,不但最初风险投资的8000万元老本全都赔了进去,还负债几千万元,公司处于生死边缘,封伟伦、陈勉两兄弟又一次面临抉择。

这一次,兄弟俩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坚持到底。

在海啸般的亚洲金融风暴面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次真正发挥了她对整个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外,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绝不贬值;对内,中国政府对外商支持很大,减税让利,稳定投资人信心。而封伟伦兄弟俩也毫不气馁,脱掉西服带着整个团队一齐出动跑市场,调整设计方案和市场定位,积极联络生产厂家降低成本。班尼路最终熬过危机,并开始走上了飞跃式发展的道路。

我们摄制组第一次对封伟伦先生的采访,安排在了北京西单地区的大悦城B2的班尼路专卖店。封先生为了这次采访专程从广州乘飞机赶来,结果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见到我们,封先生连声道歉。不过他接下来风趣地解释,迟到并不是因为北京地面的交通拥堵,奥运让北京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次主要是飞机晚点了。“国家越来越发达,地上不堵天上堵了”,封先生的话让采访自始至终都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身陷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封先生的日子肯定不轻松,不过他诙谐的应答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希望。我们一开始试图避免涉及一些令他忧心忡忡的危机性话题,没想到对于一些问题的作答,封先生显得比我们更为乐观。

“公司初期高级管理层都是香港人、台湾人,后来我们坚持培养大陆本土的设计人才和管理团队,现在公司管理层90%以上的人都是大陆人。不过这些宝贝人才以前一直被其他公司甚至竞争对手挖走,现在金融风暴了,到处都在裁员降低运营成本,这对我来说倒不是个坏消息,因为至少没人来挖我们的员工了。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以前想在步行街盘一个门面开一家店,有钱都租不到一个门脸,现在倒闭的门店很多,租金也直线下降。这对我们的发展来说都是好机会。”

“金融危机,在我看来是危险更是机遇。”

三天后,我们摄制组飞往西藏进行拍摄。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我们奇迹般地居然又遇到了封伟伦先生。

寒暄几句之后,我们了解到这次封先生来四川考察,为几家新店的开设做实际的调查评估。而他的衣着和在北京的几乎相同:宽松的牛仔裤和胸前印着醒目的“Baleno”字母的中国人人都穿得起的“牌子货”。

尹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