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和励：我叫马和励，我是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
龙安志：中国在世界上，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您是怎样看待每个阶段中，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马和励：我觉得应该是从四年前开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很有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很主动的，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了全世界，不仅与周边1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大陆的国家都有来往。我们应该从动态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改变，这个开放的、快速发展的国家。现在中国几乎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和贸易顺差，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让我们看看相关的数据：1999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大约是20亿美元，而去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00多亿，到2010年计划增长到1000亿美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中国和印度，也许在贸易机会、经济联系上，人们并没有对两国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两国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9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为10亿美元，去年增长到了20亿，将来计划增长到40亿，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和谐，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也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龙安志：如果让我总结这30年来中国变化的话，我觉得80年代主要是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兄弟国家发展援助；90年代主要是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现在胡锦涛主席赴美参加了20国集团会议，商议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也许可以挽救世界经济，防止全球经济崩溃的出现。您怎么看每个阶段？
马和励：你说得对，现实情况正是这样的。但是，20年前并不是这样。现在，像生在英国的人在欧洲学习、在亚洲工作这样的事情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因此，进一步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一个不同之处。当前，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但是这些国家所做的也只不过是行使了自己向世界开放的权利而已。各个国家应当站在全球的高度寻求一个更好的全球管理方式、合作的框架，明确自己的责任以制定出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或者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规则和章程。真正的国际合作需要这些日益完善的全球规则和理念。这也是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和努力方向之一，同时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龙安志：我记得在非洲国家领导人最大规模的合作聚会上，除了联合国给予他们的帮助外，中国也将非洲的债务一笔勾销，还贷款帮助他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这件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马和励：我觉得我们看看中国与非洲的相互合作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有关中非的合作关系，一直也有很大的争议。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成为了非洲最大的债主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商人也摒弃了实用的发展观点，如果要想让农民融入市场，就必须拥有基础设施，要想鼓励农民生产就必须让他们有钱可赚，要想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和全国经济情况，就必须让他们有额外的收入。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大约在三年前，联合国在中国设立了中非贸易委员会，设立该委员会的目标也很明显，就是为了保证中非双赢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保证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我们倡导社会责任、区域及全球模范标准的目的所在。
龙安志：对中国，一些外交官认为中国在用贸易做外交并且认为这是一件很积极的事，这是一种新的途径，就是说，这种由经济实力驱动的关系，而并非政治意识形态。
马和励：政治可以构建一定的形势，但带来变化并影响变化的还是长期的实力。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旧的南北和东西政治已经让道于国家间的和地区间的更强大的实用主义。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个好现象，因为无论在中国或是非洲，每个人都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如果能够以此为基础，在最大程度上改善它，让它变得更有用，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龙安志：现在，我们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这将影响中国和西方的未来，你认为中国是怎样应对这一挑战的？你认为中国会如何在世界中展现自己的领导权？
马和励：17世纪，中国和印度的输出达到世界总输出的60%。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中国下降到了4%到5%。所以2030年、2040年的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设想。中国将达到全世界总输出的25%到27%。很显然，如果这能实现，或者同印度、巴西以及其他国家一起达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政府就都能对这一事实有所反思。我们生活在巨大变革的时期，我认为全球化加快了这一改革进程，所以我们的变革能力、适应能力都要得到加强。我们要降低风险，谨慎应对，并且要全面衡量，维护和平。
龙安志：环境方面，您说印度和中国的增长是美国的60%，但印度、中国、美国也是污染、排放温室气体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增长使人民摆脱贫穷，但同时破坏了环境，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协调呢？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马和励：现在的情形是上世纪由于经济发展所逐步累积的恶果，所以我们将通过综合的行动来平衡。你怎么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呢？事实上，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权利。我们不能将世界停滞在这样一个阶段，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一个独立的生活标准，欧洲有另外一个，而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是因为地球的情况不允许。另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消费水平能维持下去并与西方持平，那么我们得需要九个地球来支撑这种消费。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平衡呢？《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全世界都必须履行的职责，但是各不相同。全世界都必须为之努力，但有的国家须要承担的责任多一些。因此，多种文件出台，形形色色的标准层出不穷。但现实要求我们都要做得更好，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发展良机，应用最好的、最环保的技术，发展低碳经济。
龙安志：中国的领导地位。从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由美国和欧洲操控。它奠定了全世界的基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默默地遵循。现在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什么角色？世界领袖？会有国家听从它的领导吗？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典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