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季羡林（1911-），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人。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国内外著名东方学家。曾在济南三合街小学、济南一中、山东大学就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贫农子弟——知识分子
季羡林自己说过：按照出生的环境，他本应该终生是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把他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一个贫农子弟变为一个学界泰斗，其间有什么必然性呢？季羡林说，这没有什么必然性，而完全是偶然性。偶然性，按照他的理解，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在贫困地区山东清平县（今临清市）官庄村的一个破落农户之家。祖父季老苔在他出生时已经去世，父亲季嗣廉一代兄弟三人，二弟季嗣诚，三弟因为父母双亡，被送人改姓了刁。父亲和叔父上无所恃，孤苦伶仃，只得寄人篱下，很难填饱肚子。为了找活路，兄弟俩到济南去闯荡。弟弟好歹在济南立住脚，留下来了，哥哥则回老家侍弄祖上留的几亩地。可是叔父后来在济南失了业，只得流落到关东。他用身上仅剩下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头奖，一下子得了几千两银子。
季家一下子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还要盖大房子耀武扬威。没有砖，便高价买别入拆房子的砖。房子盖成了，大门朝南，东、西、北房各五六间，极有气派，钱也折腾了不少。叔父又回到济南，在河务局找到了一个职员的位子。父亲在家里做起了阔佬，仗义施财，大出风头。他到外村去赶集，经常请全席棚的人喝酒吃饭，时间不长，60亩水田又被卖掉，新房的东房与北房也被拆掉，卖了砖瓦。可惜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一场春梦又成空，季家重又成了破落户。到季羡林记事时，家里己一贫如洗，一年里只能吃一两次白面，玉米面饼子也是珍品，常年只能吃高梁卤饼子。
季羡林漫长的人生旅途上的第一次“偶然”，是在6岁那一年。这一年，他离开了农村的出生地，寄养到济南的叔父家。季羡林是季家唯一的男孩于，在济南的叔父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兄弟俩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身上，这样，父亲就把他过继到叔叔名下，送他去了济南。事后。母亲经常含着泪对别人说：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拼了命也不放这孩子走！他自己则说：没有这一步，自己肯定不会成为知识分子，至于会成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当然，生活环境的改变，让他有了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偶然，但仅有这个偶然，还不一定会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原因很简单，到了济南，他仍然很贪玩，有所变化的只不过是济南多出了一个会玩耍的乡下孩子。他进了小学，也是胸无大志，不知道什么叫用功。叔父不让他看“闲书”，出于逆反心理，他偏偏去看这些闲书，《西游记》、《封神演义》、《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等等都看过。他很羡慕能飞檐走壁的侠义英雄，自己也颇想能有一个戳断树木的铁砂掌，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绿豆缸里猛戳、猛练，结果把指头戳破，鲜血直流，这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遂停止不练。小学毕业时，他不敢报考山东中学的拿摩温省立第一中学，报考了与“烂育英”齐名的“破正谊”。
斯时，正谊中学背靠大明湖，周围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人间乐园。他与小朋友们经常到校后大明湖畔去钓虾，钓蛤模，仍然不知用功为何物。叔父对他要求极严，亲自编选了一些理学文章成为一帖，题名为《课侄选文》，足见对季羡林寄予的厚望，但季羡林对枯燥的理学文章不感兴趣，看到叔父正襟危坐，威仪伊然地读《皇清径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他觉得滑稽可笑。但叔父并不因此放松对他的要求，课堂学习之外，还出钱让他在课后进一个古文学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饭后，又让他去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连轴转的日子，竟然过了好几年，而他既没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也不了解叔父这样安排到底有什么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仍是常事。
正谊中学的正式课程，有国文、英语、数、理、生、地，国文就念《古文观止》一类书，要求背诵，作文全用文言写作；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潭》、《沙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季羡林没怎么用功，也就对付过来了。其余时间，读了大量旧小说，《三国演义》、《说唐》、《红楼梦》、《西厢记》、《金瓶梅》之类的书，全都看了。
转瞬间，中学毕业后，季羡林又在那儿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他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由于山大校长王寿彭作为前清状元提倡读经，附中也开设《书经》和《易经》，两位经学老师，上课不用带书，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在内。国文老师干昆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他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季羡林的作文得到了“亦简劲，亦畅达”的批语，使他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吕黎集》、《柳宗元集》、欧阳修文集及三苏文集。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季羡林得了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超过95分，山大校长王寿彭亲自题写了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王是著名书法家，能屈尊为一个高一学生题字，足见季羡林的成绩足让他吃惊了。从此，季羡林的学习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抬，连续四年四学期，考了四个甲等第一。从此，他在山大附中威名大震。后来，季羡林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说：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山大附中开始的。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不久山大附中关了门，迁往青岛。1929年，由山大附中等校改建的济南高中成立，季羡林转入该校，成为一级学生。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胡也频、董秋芳，成为他的业师。他写的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受到胡也频的垂青，要不是国民党的通缉，致使胡也频仓促逃亡上海，很可能在胡主办的杂志上发表。接替胡的董秋芳，每次布置作文不出题目，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大字，让学生充分享有绝对的写作自由，季羡林就利用这种自由，改用白话写作文，得到董老师“全校之冠”的赞誉。他借机将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遍了。从此，季羡林开始了长达近七十年的写作生涯。该年，他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文明人的公理》等三篇文章，署名希逾。他改写白话文，也不再读经学课程，但却不放松学习古籍，又广泛涉猎了陶渊明、杜甫、李白等诗人、词人的作品，这为他以后的广积博发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这一年的两个学期，他又得了两个甲等第一名，加上在山大附中得的四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冠”，为他的升学考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大的考题难而奇特，国文作文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英文则更奇特，汉译英的内容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对这两个难啃的核桃，季羡林因为基础雄厚，都从容对付过来了。甚至突然决定的加试英文听写，他也应付自如。考取了两所名牌大学，季羡林最后因为出国机会多而选了清华，专业是西洋文学系的德文。4年的大学生活，获益最多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两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和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这些课对季羡林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他终身治学。
由清华毕业后，季羡林找工作并不顺利，最后回到济南高中教国文。他专修的是德文，教的是国文，学生中有不少比他要大，而且在家乡都念过私塾，对付这样的学生是很不容易的，这所学校有被学生“架”（赶下讲台）走的老师。这一年，季羡林是提心吊胆过的，如履薄冰地拿着教鞭，生怕自己的饭碗会丢掉。幸运的是一年以后，时来运转，他被录取为德国留学研究生。
此时，命运仍然没有决定季羡林会不会成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仍然面临着专业的多种选择。在办理出国手续时，他住在清华大学工字厅招待所，同屋住的一个清华校友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这位校友与他夜半联床，娓娓对谈，再三劝他到德国学保险，不仅饭碗不成问题，说不定还能抱住一只金饭碗。在多种选择面前，季羡林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做官、经商决无兴趣，对发财也无追求，同时，也看不起在国外选中国学的时尚，鄙薄那些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博士头衔让洋人大吃一惊，而回国后却讲康德、黑格尔的“洋博士”，所以他选的专业，无论主系和副系决不同中国学沾边。最后他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除了学习梵文、巴利文外；还学习了俄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
因为二战，季羡林滞留德国近11年，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他精通了英语、德语、梵文、巴利文、吠陀语，熟知了法语、俄语，并成为中国唯一、世界也不多见的通晓中亚古代语言学吐火罗语专家，在印度史、印度佛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学等多学科、领域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这期间他用德文写成并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的几篇学术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印度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至今这些论文仍是该领域的重要文献，引用频率很高。
1946年，季羡林回国，经陈寅恪先生推荐，被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先生聘任为北大教授兼新创办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时年35岁。从此，季羡林一直未离开北大的工作岗位，1956年，他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天道酬勤——终成大器
季羡林在北大执教50多年，获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泰斗，国际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之一。季羡林先生自谦地说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事实上，在他所涉及的领域内都有高深造诣，成就斐然，这就使他集众家于一身：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宗教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而且在众多涉及到的学科中无一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一个学者的成功，一方面得自于时代的哺育，一方面得自于个人的不懈努力。他写成的1000多万字各种著作，成为一座丰碑，追寻他成功的足迹，他最重要的经验有三条：
其一是方向明确。季羡林引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宋晏殊《鹊踏枝》中的几句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说明。望尽天涯路，仍要选择方向，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就确定了毕生努力的方向。50年代由于中外关系的原因，必要的研究资料缺乏，但他在方向上从未动摇过。他抱定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的决心，坚持沿自己选择的方向走下去。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管制的条件下，他也毫不动摇，利用看门的机会，花费多年时间，将250万字的印度伟大史诗《罗摩衍那》译为中文，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其二是持之以恒。季羡林引用王国维提到的宋欧阳修《蝶恋花》的几句话“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说明，认为这是成功的关键。他认为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就会遇到层出不穷和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定要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季先生遇到的困难比常人的要多，他担任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等多种职务，还担任过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各种虚实职务50多个，繁忙的行政工作和马不停蹄的社会活动，经常让他感到精疲力尽。但是，他对学术研究却从未有过丝毫的松懈，充分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甚至点滴的零碎时间，他自己戏称时间的“边角废料”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每天早晨4点，他准时起床，刮风，下雨，天冷，天热，从未间断过，等到7点吃早饭，他己伏案工作了3个小时了。有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在养生方面，他相信养生无术是有术，奉行所谓“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他的锻炼经常是用研究项目的切换来代替。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分成几段，早饭以前从事一项研究，在第一张写字台上工作，早饭时稍作休息，饭后从事第二项研究，在第二张写字台上工作。午饭后，他没有午睡的习惯，只是在睡椅上小憩一会，则或从事第三项研究，在第三张写字台上工作，或接待来访的客人。这样不断切换研究工作，时时保持脑筋的“锋利”状态。几十年来，他一直这样进行研究。其他可以利用的时间，如走路，等汽车，会议问间隙，甚至他都能利用常人不看在眼里的时间，进行构思、写作。有些无兴趣的会议，他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兜住会上的全部信息量，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用来构思、写文章，会议结束，鼓掌声起，他一篇短文即可片成，自己还耽误不了鼓掌。季羡林曾说自己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争分夺秒，念念不忘，勤奋出灵感。他又说：时间是个常数，它公平无私，对任何人都一样，就看你如何运用了。正如古人所云：“百年能几日，忍不惜光阴”。正是由于毕生勤奋，他才积稿盈室，著作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