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我国著名数学家。1944—1947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习。1947—1948年曾任小学教员、中学教员。1948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就读，毕业后留校担任数学系助教。1950年参加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入北京大学，在数学系担任助教、讲师。1979年提升为教授。先后担任数学系副主任、主任。198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1984—1989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曾在1985年获得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5月8日又在美国那不拉斯加大学接受了该大学授予的名誉理学博士学位。1988—1996年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1996年担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丁石孙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校长后仍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数学领域里，他发表了许多论文、著作，并翻译出版了苏、英、德国数学家史密尔诺夫、鲁金、希尔顿、范德外尔登等的专著。在代数、组合数学和数论方面有很深造诣。1958年发表论文《具有一巡回幂零微分的Lie代数》，1964年编写了《高等代数讲义》，1966年又编写了《高等代数简明教程》，这是他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的结果。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代数编码方面的教学与研究，1982年出版了《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一书。先后开设了解析几何、数理逻辑、Galois理论、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等13门课程。他编写的《高等代数》一书1987年获国家优秀教材奖。
丁石孙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校风和学风，在教学、科研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多项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主张大学生拥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大事，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脚踏实地的求学作风和自我牺牲精神。在深化教育改革方面，他也发表过许多颇有胆识的见解。
丁石孙还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蔡元培研究会会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北京数学会理事长等职。
历史乐观主义者
在人生历程中，丁石孙不仅在数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为卓越的数学家，而且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能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更多的才智。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丁石孙可谓“功成名就”，是成功人生的典范。人们很想知道，他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什么？现在又怎么看？
丁石孙却说自己少年时代并没有什么理想。他念数学是非常偶然的。他考大学时正在抗战，条件很差。为了生活，大家都是哪个专业毕业后能赚更多的钱就报考哪个专业。当时电机系的分数最高，因为上海的电力公司是外国人办的。他考取了电机系。但是，念工科要画图，教师不仅要求我们图画得准确，而且要求干净整洁，这样才给高分。他虽然每次都画得准确，原理也很清楚，但是就是做不到清楚整洁，所以每次只能得60分。一年下来，他想自己完了，还有三年可怎么过？于是要求转到数学系。虽然学了数学，但根本没有想过以后会成为一名数学家。
大学三年级时，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丁石孙牺牲了许多读书的时间，老师苦口婆心相劝也不起作用。他说并不是当时有很远大的革命理想，只是觉得在那样一个不安定、不公平的社会，自己不会有前途，必须参与推动社会的改革。后来他被特务抓起来，放出来时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于是他又重新开始报考大学，但当时所有南方的学校都有一个“黑名单”，还是经一位老师提醒，他才报考了北方的清华和燕京大学。当时北方是傅作义的天下，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1948年他来到了清华。
应该说，这是丁石孙人生的一次机遇。到了清华，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数学，才开始对数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一个人的成长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是不可分的，同时机遇也很重要。
他在北大教了40多年的书，50岁以前没有当过干部，也没有想过要当干部。“文革”结束后，丁石孙担任了系副主任、系主任。后来学校派人去国外进修，他想自己一辈子除了上大学，没有任何的学习机会，所以就申请去了哈佛大学，并辞去行政职务、准备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研究。但就在丁石孙回国前的一个月，校党委书记来美国访问时通知他，要他当北大校长。一方面，他在北大生活了30多年，对北大很有感情；另一方面，北大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破坏，丁石孙觉得应该为北大的重新崛起贡献一点力量，于是答应了。后来，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然很高兴。丁石孙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在丁石孙看来，数学对培养人是很关键的。数学注重抽象思维，它可以培养你的思想方法，调整你考虑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一个概念倘若被抽象出来，必须扔掉其具体属性，比如“人”，只有把每个人的特殊性扬弃掉，才能考虑“人”这个概念。因此，数学有助于你抓住最主要的矛盾，扬弃次要的琐碎的问题。另一方面，数学注重逻辑，通常考虑两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们在处理很多事情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也许，这种能力有的人可以从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但接受过数学训练的人，思路会更清楚。他说，“一个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对待数学，是重要的不是公式，不是定理，而是它的方法。”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教书是输出，做研究是输入，从个人角度看，做研究可以获得较好的社会回报。但丁石孙觉得这种说法只有一面的道理。在丁石孙看来，教书有两点乐趣。一点就是可以使自己与年轻人始终保持接触。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学习上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自己就必须想得更深一点，更清楚一点。这除了对自己本身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之外，还可以使自己保持一种年轻的朝气。另外，教书可以慢慢看到学生的成长。一个人最终目的是想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研究与教学这二者之间就很难说哪个贡献更大一点。你可以说，自己写出了多少篇论文，这当然是一种贡献。但如果你教出了几十个学生，学生写的论文总数要比你多得多，而且有些学生做得相当好。这也是一种贡献。当然，这种贡献，可能不会有人给你发奖金，也不会有人给你发奖金。
丁石孙经常出差，全国各地，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得到自己的学生。有的他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说，我什么时候听过你讲的课，什么时候你讲过的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回报。况且，丁石孙觉得自己当时选择了学校，就是决定既教书，又做研究，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写一本书，做出一个数学结果，自己很高兴，教出了很多学生，看到他们的进步和成长，自己也很满足，很高兴。在丁石孙学生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两院的院士。
有人说，“性格即命运”。从丁石孙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情况下，乐观、积极与平和，始终与他相伴。对此，他说：“虽然我没有这么高的哲学思维，但我相信，性格对一个人的行为的确有很大影响。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历史乐观主义者。从人类看，我们的后代总比我们强。从长期看，我们的日子也会更好，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丁石孙被派去劳动，他认为劳动本身是有益的，所以在劳动中非常认真，监督劳动的工人和他变成了朋友。后来他当了北大校长，他们仍是很好的朋友。丁石孙还在“五七干校”做过饭。那时他天天挑着担子去买菜，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或是好吃一点的东西，他会非常高兴。因为做饭本身与自己遭受的不公平是两回事。所以，只要让做一点事，丁石孙就要认真地把它做好，并且能够从事物本身当中寻找到乐趣。
丁石孙任教40多年，并且担任过北大校长，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什么？他说：“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喜欢钻研一些问题，不喜欢广泛地吸纳；有的人却喜欢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博采众长；学习过程中有的人领悟得快一点，有人的领悟得慢一点。但很难说，哪一种人将来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而不能规定。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学校也是大规模生产，但学校输出的是人，因此不要管得特别死，要有较大的活动余地。这是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非常重要的条件。”
关于理想，丁石孙坦率地说：“一个人只有年纪大了，才会发现，一生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年轻人往往会很狂妄。我年轻时也非常狂妄，总想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狂妄、简单并不是什么坏事。有了这种冲劲，人才会进取。一个人应该有理想，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很困难，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修改，这样才可以在生活、工作当中成长起来。但是，不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变成一个没有目的的人。”
丁石孙认为自己的教育思想部分地体现了北大的精神与风格，那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成长和自由发展。追求民主，追求科学，一百年来，这种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为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相信，这种精神必将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丁石孙担任北大校长时期，因为食堂伙食不好，经常有人打电话来把他骂一顿。有的人还寄来饭票，告诉他，你该到某某食堂去吃一顿饭。他意识到，如果吃饭问题不解决好，老师、同学的工作和学习就不可能安定。他说，“你想他们一天要去食堂三次，如果每顿饭都生气，那么迟早有一天要发泄到某一个地方去。”于是，他专门调了两个能干的人，主抓学校食堂工作。丁石孙几乎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与他们商量办法，和食堂管理员一起开会，他对他们说，我是有经验的，我是烧过饭的。半年以后，学校食堂体制变了，饭菜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老师同学都很满意，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所以，有时有的同学把个人问题、国家问题想得太简单，丁石孙就把这半年的体会说给他们听。在北大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要推动一点改革，都要花费那么多的力气，说服很多人，何况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同学们很喜欢和他谈话，他尽量把自己的个人体会，把自己的成长道路展现在学生面前，供学生参考。他说：“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机遇，但每个人在机遇面前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我们认为这些选择都来自于自己的主题愿望，但是当你对生活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你就会发现，外界的客观因素其实对你影响很大，有时甚至超过了个人的主观因素。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不要以为你现在学的是数学，就会干一辈子。很多时候，时间环境发生了变化，你就不得不随之变化。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个人努力与时代需要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只有在整个时代获得发展的大前提下，个人的充分发展才更具备条件与可能。”
在北大教书四十年
丁石孙是在1952年的8月就随数学系由清华到了北大。那年，全国为了准备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培养人才，进行了全国性的大学的重建和重组，即当时所说的院系调整。完全按当时的苏联模式，清华大学要成为一所工科大学，而北京大学要成为一所仅有文科与理科的综合大学。于是。当时招生人数突然大增，教员不够，刚毕业两年的丁石孙就不得不上讲台讲课。于是从1952年秋，他就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的教书生涯。
教书就要接触学生，也就是要接触年轻人，这有很大的好处。他说，“年轻人虽然不成熟，但他们好学，经常要提不少问题，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就促使我必须把一些问题想清楚，有时也就要把问题想得更深入些。与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我常常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这些往往不是自己学习时能得到的。以前有些老师对我说过，要念一本书，一个好办法就是对学生讲一遍，在工作中我进一步体会这一点。与学生相处我感到更大的好处是他们的朝气对自己的感染，使我也年轻起来，常常忘掉自己的年龄。”
丁石孙说教的数学系的学生，他们毕业后由于各种原因，改行做了别的工作。其中有些也做得有成绩，见面后他们常会对他说：“你讲的什么定理以及公式，我已经忘了，但是你讲课中教我们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的工作直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帮助。”从他多年教课以及学生的反映，他逐步发现学习数学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会思想方法。因此，他经常宣传数学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数学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有它特殊的重要性。
丁石孙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活中经历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有时又被称为教学革命。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第二次是在1958年，第三次就是1966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回过来看，每次教育改革都提出了一些的确应该解决的问题，由于方法不对，不但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反而造成损失。教学改革根本上是个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不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只能依靠教师和专家们大家进行讨论，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最后通过实践逐步达到统一的看法。总之，学术问题只能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虽然时间会拖得长些，解决问题慢些，但可以少犯错误，长远来看，前进得反而快些。这方面的教训给他的印象是太深了。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系主任，也当过校长，对于学术问题他坚持一定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解决，即使有时他的意见不能贯彻，也不用行政命令来硬性做决定。
回顾北大的岁月，丁石孙说：“我在北京大学工作、生活了四十年，更准确地说，我是成长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对北京大学自然有特殊的感情，在迎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的时候，我衷心地祝愿她在21世纪能继承和发展第一个百年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对中国和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0年10月24日，当丁石孙听说北京大学即将成立教育学院时，他特别写了一封贺信，全文如下：“
许智宏校长：
欣闻北京大学即将成立教育学院，我谨以一个老教师的名义表示热烈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