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专心于路，别专心于困难
烈日暴晒，百合花偃旗息鼓，美人蕉慵倦无力，富贵的牡丹也失去了神采。只有向日葵对炎炎赤日毫不在意，阳光越是强烈，它开得越是灿烂，越是热情，越是旺盛。而选择枯萎还是盛放，完全取决于向日葵自己。苦难也是如此，它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低人格。这完全取决于每个青少年自己的选择，专心于路，别专心于困难，希望之神就会为你打开成功的大门。
第一节无论何时，总有所为
——梁衡在清华的演讲
人是有精神的，这是他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动物的追求就是吃，就是为了生存，你看，不管是飞鸟还是狼、老虎只要吃饱了，只要没有危险，动都懒得动。它永在重复着一个生长死亡的物质规律，所以动物间除了形体大小外其他的差异并不大。但人除了物质追求外还有精神追求，人和人的形体差异也不大，最大差异是在精神领域拉开的。可能是一个伟人，也可以是一个小人，差别实在是大。精神追求，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起码的信念。人的成就之别就是他们的精神之别。
同学们到了社会上以后，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可能找到好的工作，也可能找不到好的工作；周围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人事环境，也可能会碰到一个很难相处的上司或同事。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信念不能变：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所作为。居里夫人上小学的时候，就跟她哥哥讲：“我们家，一定要有一个人有所作为!”结果，她做到了，成了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果一个人，到这世上来一趟，父母给你吃饭，供你上学。然后毕业，工作，挣的钱光够你吃喝，结婚，繁殖后代，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这有什么价值。
社会是靠不停地创造、发现而前进的。人生因创造而有意义。人一定要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没有大的创造也要有小创造。也许，在座的各位将来会出个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清华出大人物、出国家领导人是有传统的。起码，我们不能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有了这个理念以后，就要随时把握机会。法国生物学家法布尔说过：“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你只有时刻准备着，才会有机会。
1968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我被从北京分配到内蒙古黄河边的一个小县里，在农村劳动。我们四个大学生睡在一条土炕上。四个人中我是学档案的，其他三个人分别是学生物、化学和建筑的。所学专业一个也用不上。白天挖渠、挑土、锄地，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看着窗外数星星。我们想，这辈子完了。但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对环境稍微适应一些，要有所作为的心思又萌动了。就像一颗种子，被风刮到野地上，开始无可奈何，慢慢它捕捉到一点潮湿之气，便又做发芽的准备了。
在农村劳动一年多的时间，最可干的事情就是看书。当时城里的书都烧掉了，村里却有几个北京知青带来不少书，我们又靠各人的关系请人从外地寄书。城里在破“四旧”，这里却很安静，下雨天不出工躺在热炕上看书；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映着炉火看书。这些情景，至今回忆起来就像昨天一样。
后来我在山西当记者。说实话，当一个地方记者不是太难，一个月的任务，一周就可以完。但是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应干得更好，应该有更多一点的作为。我在山西任记者９年，各方面都已很熟，工作基本上得心应手。因为光明日报是搞科学报道的，和当地的科技教育部门的关系非常好。科委的党组会，基本上都请我参加。后来，我在新闻出版署主管发放记者证，很多单位都在那里争，想多要十个、八个。我不理解，我说，你们就把这个证看得这么重?如果一个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必须掏出证来，证明我是哪个报社的张三、李四，这说明你还不够格。作品、名声就是你的记者证、你的名片。要到这种程度，你人还没到，名就先到了。这个记者才算当出点味道。
实际上，一个记者在地方上当得好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记者证。但你一定要干活，要做出点事情来。那些年我在记者任上干的一件分外的事就是开发人才。当时正是“文革”结束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上暴露出来的冤假错案特别多。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到记者站来申诉。一个青年搞“轧钢”研究，他设计的辊轴，能够使我们国家的轧钢的效率提高很多倍，但就是得不到承认。我就帮他申诉，后来又到国家的科委帮他跑鉴定。后来这个人成了人大常委，当了省科委主任。
所以，我就提了一个口号，“像开发矿藏一样开发人才”，组织了一个人才开发公司。当时干得很好，后来成为全国的典型。当时也还没有“下海”这个词，如果知道“下海”有这么多的好处的话，那时候早下海了。(笑声)当时，还是把它当做政治，当做一种责任。但是这件事情在我的记者生涯里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段逆境生活的开始。公司搞大了，名声在外，再加上原来记者业务也可以，当时不是重视知识分子干部嘛，省里就调我去做后备干部，报社也要调我回去做接班人。当时中央党校正在办第一批省部级接班人培训班，按研究生的学历。这样我就进入这个名单了。当时，报社谈话说，怕省里要你，你先回来再说。回来以后，有两个选择，是先上任呢，还是先去上学。
当时我书生气很足，就说，先上学。为什么先上学呢，当时我刚开始写那本《数理化通俗演义》。正好有两年时间，可以写完。但是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一批都是两年以后准备当官的，社会上的嫉妒风很重，不断有人受到攻击，什么匿名信都来了。结果一些没有进后备班的倒是都当官了。我也遭了这个厄运。如果是现在啊，说老实话，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当时还很年轻，一下子把你扶这么高，一下又把你打下去。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时是真的掉泪了。原准备的大干一番的计划全部落空。我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成语里面的一个词“报国无门”。这是我到社会上栽的第一个比较重的跟头。当然还有别人，当时绝不只我一个。
后来我冷静下来了，我就想，人生就相当于一个算盘。在这个算盘上，自己是一颗珠子，社会是无形的手，把你拨到什么地方，这个不由你。现在大家在这个教室里，三年毕业后，各奔东西。再过三年，高低就分出来了。但是在自己的小算盘上，你就不是珠子，而是一只手，可以由你来拨，拨你的时间，拨你的空间。这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别的。还是这个信念：无论何时，总有作为。
人物剪影
梁衡,1946年出生于山西霍州;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梁衡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梁衡性格坚毅，致力于新闻事业的发展，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读·品·悟
有人说，人生是一张单程车票，不会回到生命的原点。在等同的几十年中，有的人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有的人却一辈子默默无闻、一事无成。究其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前一种人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始终能够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这个习惯便是他们实现成功人生的重要保障。而成功人士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也许就是：前者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和最辉煌的经验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一般人都在不利的环境下怨天尤人、唉声叹气，但他们，却用自己积极向上的心为明天开辟出一条辉煌的道路。
也许有的青少年会想：“积极的态度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积极的心态可以让你获得成功的人生。心理学家认为，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不仅仅是他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看他是否能够始终乐观地看待周围的事物，看他在身处逆境时是否依然能够积极地寻找改变逆境的方法。
事实上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就像梁衡老师一样，当他被从首都分配到内蒙古黄河边的一个农村劳动，和四个大学生睡在一条土炕上时，如果没有积极的心态和对人生的渴望，最终怎么能够走出那个小山村成为一位名记者呢。由此可见，积极的心态让我们收获美丽的人生景致，而消极的心态则让人陷入冰点的低谷。事实上，许多不良的情绪就如一道道冰河在青少年心中横亘，阻隔着他们追逐卓越的脚步。只要蹚过心里的冰河，我们就可以成为杰出的青少年。
我们每位青少年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为自己那个世界的存在而奋斗。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的主宰，也是自己人生的主宰。面对人生的磨难和挫折，让我们把积极的心态幻化成那朵追随阳光的向日葵，永远抬头向上，永远保持进取的精神，在乐观中汲取继续走向成功的力量。请记住：无论何时，总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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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时身体要有一定的动作。当说到某个重点时，身体要前倾，以更加靠近听众，从心理上减少演讲者与听众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