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里根政府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支柱，实际也是沿袭凯恩斯主义增加政府支出的一项政策。美国军费支出在卡特政府任期的1977年-1980年，支出总额4563亿美元，年平均1140亿美元。而里根政府1981年-1984年的支出总额就多达7731亿美元，年平均1932．75亿美元，较前任的年均数增长了69．4％。到1986年、1987年更分别高达2755亿美元和3120亿美元。
里根上台不久，就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与他的“经济复兴计划”相协调的货币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从1980年起开始大力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1980年12月至1981年11月货币实际增长率为4．1％，远远低于原计划6％～8．5％的增长率。
二、供给学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政策调整的明显特征是，决策者认识到供给学派经济政策主张的重要性，其所关注的重点由经济的“需求边”转向“供给边”。
（1）“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税制改革风靡全球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当不例外。在印度，拉吉夫·甘地制定了全面系统地减税的1985年-1986年度财政预算，新加坡和拉美地区部分国家也曾通过减税来增加储蓄和促进私人投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调整，确实反映了税收制度和政策对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2）发展中国家政策调整也反映在减少国家的干预、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方面。在印度，拉吉夫·甘地提出了一套旨在“对内放开”、“对外放宽”的经济改革方案，其重点是，对内发展私人资本、整顿国营企业；对外放宽利用外资的种种约束，尤其是对技术进口的限制被放松。在印度、非洲和拉美地区还出现了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浪潮。私有化的效果比较明显，它成为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3）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也注重控制货币发行量，进行金融改革，稳定物价，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的印度、80年代中期的阿根廷以及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秘鲁，乃至墨西哥等诸多发展中国家，都注重发展中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4）发展中国家还主张削减政府支出，减缓政府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逐渐实现预算平衡。但是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决策中运用的局限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给学派的基础是新古典模式，即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依赖于私人的首创性与事业进取心。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特定环境决定了仅靠私人部门的市场行为不足以取得资源的有效配置，这需要政府干预具有较强的力度。然而，这种国家调节经济的行为又不能是凯恩斯主义的。
第二，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受到种种由于经济落后而导致的问题与弊端的困扰。在这些非常强烈的经济发展约束条件下，政府所关注和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如何把收入分配得合理、经济环境的稳定以及提供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等目标。因此，经济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由于西方经济理论（包括供给学派的理论），是建立在业已完善的市场体系基础上的，因此，也只有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西方经济理论的政策效应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出来，无论其政策效应表现为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与发展。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够发达或受抑制的状态，这就使政府不能不关注市场的发展，以帮助健全储蓄-投资-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消除外部限制（如外汇可供量）和内部限制（如促使市场统一、扩大市场规模、推进技术转换和确立适度的金融中介机制，等等），同时，储蓄和投资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还不能说就是经济发展。因而，不完善市场条件下的政府还要涉及人力资本形成、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农业改革和人口控制等。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积极干预，再美妙的现代经济理论及相应的政策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难以发挥作用；相反，一些新型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就证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第三，供给学派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也并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包治百病的良方。在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应注意的是低收入国家极少依靠所得税影响经济，所得税政策的改革难以对经济增长构成显着影响。因此，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的规模在减税之外，更重要的也许是改革税基、税收规章及条款和税收结构，而这些内容并非供给学派所主要关注的。
第四，税制改革的效率在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顺利实现。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主张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它不太关注经济平等（收入分配均等化）目标，因而被人们指责为“劫贫济富”的经济理论。问题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已有的税收制度不得不将收入再分配作为其最重要的目标，以此为中心，税收目标又是多重的，它会对经济产生某种扭曲效应。税制改革效率目标的实现，在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不仅仅是由于其税收制度不得不建立多重目标（包括占据一定地位的政治目标），而且还在于其税收制度的非规范性和残缺性。
总的来说，供给学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它毕竟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于“滞胀”时代的末端，而且它的理论本身欠周密和完备，因此，发展中国家就不能照搬供给学派的某些具体政策主张和结论，而应该吸取其注重供给的思想观点，否则，不仅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还会弄巧成拙，造成经济混乱和政府的无所适从。
三、供给学派与中国经济发展
在中国，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目的，固然包括探索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揭露西方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本质，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洋为中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因此，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供给学派的思想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供给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我们并不接受早已被马克思批判的“萨伊定律”，但供给学派关于生产的真实扩展来源于生产率提高的观点，从总体上来看是正确的。供给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科学性认识还包括：缩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减少社会的纳税负担，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热情；供给对需求的导向和诱发作用；经济垄断的非永久性；大企业的弊端及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创新”作用和解决就业压力的独特机能；对劳动供给行为的传统“规律”-劳动供给的“后弯曲线”的批评，指出支配劳动供给行为的非工资率因素，如所谓“向上流动”的社会意识和财富约束；就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生产的增长；对货币供给量的适度控制；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率水平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影响程度，等等。
通常所说的“拉弗曲线”并不是供给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也不应该成为供给学派的代名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核心问题应该是供给问题，我们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来看待，不仅是对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之后的高度概括，而且也符合发展经济学说所业已揭示出的客观规律。
可以肯定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正确的方向并不能确保战略的成功。“战术”即在复杂的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相关配套的改革措施也同样重要。我们现在的改革缺乏现成的政策工具库，这就要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疑，供给学派及其对供给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我所用。
然而，为我所用又不是“拿来主义”，供给学派经济理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所运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并不具备。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而且也由于我国受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运用供给学派理论时所存在的相同或类似的约束和局限。面对更为复杂的经济运行问题，我们需要超越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和其他西方经济理论，在综合考虑需求因素的同时，建立适合中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的供给理论。这一超越离不开借鉴，离不开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有实践的成就与问题的总结；这一超越的根本特征在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来构建使中国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一超越也是对现代发展经济理论乃至现代经济理论的极大丰富。我们相信，在正确借鉴人类文明史已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现和提出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理论，这种超越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成功而逐步得到实现。
（第五节）供给学派评说
供给学派的产生，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来说，它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否定。从经济实践需要看，它是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也即资本主义经济从经济过剩到经济衰退、停滞膨胀这一经济背景巨大变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应该肯定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是适应了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供给学派作为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有它一定的合理成分。
首先，供给学派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主要结症的看法和对凯恩斯主义恶果作出的揭露，比较符合当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与凯恩斯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经济衰退、停滞膨胀。凯恩斯主义在统治资产阶级经济学30余年后，在70年代以来的“滞胀”中陷入了深刻的危机，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被逐渐淘汰，供给学派等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必然的现象。其次，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生活中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供给学派强调增加供给或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把凯恩斯颠倒了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又颠倒过来，肯定了生产对消费的支配作用，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某些合理的成分。最后，供给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整政府干预的内容与作用方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鼓励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
但是，供给学派与其他所有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一样，具有许多实质性错误和局限性。第一，供给学派完全承袭了“萨伊定律”的衣钵，反对国家干预，信奉自由竞争，这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复古思潮。第二，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供给学派却没有也不可能倒退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去，而是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我们应该看到，供给学派在社会哲学基础和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是非常贫乏的，它本身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凯恩斯主义进行对抗。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侧重分析市场机制的作用，试图通过减税、精简规章制度等措施来恢复企业活力，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现象被里根政府所采纳而使该学派在80年代初的几年里辉煌过一阵，但由于该学派的观点既没有历史上有力的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的合理推断，而且在政策方面也没能取得显着成效，因而很快便衰弱下去。供给学派着名的拉弗曲线并不是掌握大量数据，通过历史统计验证而得出的。正如赫伯特·斯坦所指出：“它缺乏有说服力的理由和依据，使人相信本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税收总额变动与税率缩减程度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供给学派为了突出他们反凯恩斯主义的性质，他们就借“萨伊定律复旧”之名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形成直接对抗。实际上，在经济政策方面，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都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自动均衡，因此，他们都需要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歧在于这种干预的程度、内容以及作用的方向上。供给学派认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需求过旺，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干预，特别是通过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实行供给管理，刺激投资。同时，在他们看来，政府过多的限制企业的规章条例，削弱了企业之间竞争的动力机制，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他们反对这种“过多”、“过细”的国家干预。供给学派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这些看法，可以说比较接近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供给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一样，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增加供给，在一定范围内也许能够填补一些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新“陷阱”，但是，即使这个“陷阱”被填平，供给过剩也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会以比凯恩斯主义以前的更加剧烈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是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它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本身。
80年代初期，美国里根政府推行供给学派经济学，试图从增加供给上提高生产率和消除通货膨胀，为此大力推行减税政策。但是，80年代美国的现实是，低税率却带来了低储蓄率、高利率和低投资率，生产率从80年代末也开始明显的缓慢下来。更为糟糕的是，连续实行减税，政府的支出并没有相应减少，由此造成了美国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据统计，里根政府两届任期内赤字共达1．34万亿美元，从而使联邦政府债务高达2．7亿美元。庞大的财政赤字，一方面使得美国的利息率居高不下，从而极大地妨碍了资本投资，另一方面，高利率又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变成美元资产，迫使美元汇率上升，从而使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下降。所以，供给学派经济学在里根政府的第二任期内就开始失宠，并且，再也难以找回往昔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