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竞争的基本要素
对于取得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的客观知识来说，科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其他类型的劳动者，也都可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也应像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而不应该被看成是不可雕塑的，甚至看成是两个世界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家若有几分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气质，在他的狭隘的同事当中几乎当然是佼佼者。
在这一心理学的多元论的前提下，我们假设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才能，是动机和兴趣的一种和谐安排，那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对科学概念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的科学哲学家肯定更接近于纯理论的科学家；而且，后者和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距离更远了。提出有条理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接近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接近工程师。科学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一个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细致研究和实验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师，可能会从小说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绝对地区分开，我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以科学家的名义领工资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做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初级大学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读过化学杂志，依照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位化学家。这个人还不如一个对化学反应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也许他们距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具有科学精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离任，然而，他也一本正经地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会称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指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区分过于简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那样，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与一般化的残疾人相比，前者能够做更多事情。
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修养的科学家，比起一点艺术修养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研究一番个人历史档案，这点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兴趣，并不是狭隘的“纯”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概括地说，依照科学的多元论可知，迈向知识和真理的途径有很多条，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精神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在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这个事实至少有三种涵义，科学家，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真理的追求者，为了做好他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再者，当一种文化改进了，社会的全体人民的健康也随着改进，对真理的追求也改进了；另外，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通常有助于知识的探索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追求学术的自由，有较好的工作条件，有较丰裕的薪金待遇，等等。研讨科学知识从科学的范畴来看，这不是论述传统科学，而是批判传统科学——批判它所依据的基础，它的未经证明的信念，它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公理和概念。事实上，科学必须作为哲学中的一种哲学知识来审查的，它应拒绝那种传统的但未经审查的信条——传统科学是达到知识的途径，或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无论是从哲学、史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种惯常的看法十分幼稚。
传统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原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是西方的而不是全球的。“常规”科学家没有意识到，科学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不是一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必然不断前进的真理。它不仅在时间、空间和局部文化上是相对的，而且从特性学的角度上看也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相信，与一种更成熟的、普通人性的、全面广阔的生活观相比，传统科学不过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强迫执著的世界观的一种远更狭隘的反映。在心理学领域中，这样的弱点变得突出了，因为心理学的目标是认识人和人的行为与工作。
尽管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曾经避免了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写过许多论著印证他们更广阔的科学观，把科学看作几乎与一切知识同义而不仅仅是以受到尊崇的方式达到的知识，但遗憾的是，这些论著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正如库恩所说，“正规科学”的时尚并不是科学的巨匠——范式制定者，发明家，改革家——所建立的，而恰恰相反，是由“正规科学家”的大多数所建立，他们很像那些微小的潜水动物在建造一座共同的珊瑚礁。在这种前提下，科学开始被理解为主要代表耐心、谨慎、细致、慢功夫、不出错的艺术，而不是勇敢、大胆地争取巨大的可能性，孤注一掷和全力以赴的精神。
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认为科学是机械论的和非人性的传统看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广大、更概括一切的、机械论的和贬低人性的世界观的局部声明或表现，如对这一发展过程有兴趣，可以阅读弗劳德·马森的《残破的形象》中的精彩论述。
但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对抗的哲学一直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兴起一般反叛机械论的和贬低人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的浪潮。或许这可以称为一种对于人和人的能力、需要和抱负的再发现。这些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正被重新纳入政治、工业、宗教领域中，而且也纳入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
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虽然使星体、岩石和动物拟人化是没必要的，但我们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完全没有必要贬低人类或否认人的目的。
科学中正逐渐融入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原则，甚至在非人类的和非人格的科学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新人性化。这一改变是一种更广大、更“人本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
在当前，这两大哲学趋向——机械论和人本主义的趋向——是同时存在的，就像遍及全人类的两党制一样。但需要指出一点，“再人性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必须是终局之谈，甚至在“再人性化”确立之前，超越它的一种世界观雏形已经可以辨认出来了。
马斯洛认为，他自己使科学和知识重新人性化（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努力，正是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理性发展的一部分。很显然，它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贝塔朗菲1949年指出：
“科学的演化如果说是一种在理智真空中的运动，例如，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表现，又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论的观点如何投射到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的基本概念——严密的因果关系、自然事件的相加性和偶然性、现实的终极因素的超然性等等——不仅支配着物理学理论，而且也统治着生物学的分析观、相加观和机器理论观、传统心理学的原子论和社会学的?一与全的对立。承认生物是机器，现代世界的统治靠技术和人类的机械化，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延伸和实际应用而已。科学中近期的演化标志着理智结构中的一大改变，它足以和人类思想中的历次伟大革命并列而毫无逊色之处。”
马斯洛于1934年以另一种方式对此做了说明：
“在心理学中，对根本论据的寻求本身就是一整套世界观的反映，即一种科学的哲学，它假设有一个原子论的世界——其中，复杂的东西是由简单的元素构成。这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所谓的复杂还原为所谓的简单。还可以用分析法完成，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分割达到不能再简化的元素。这项工作在科学中的其他领域曾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个时期是如此。在心理学中并非如此。这一结局突出全部还原尝试的根本理论性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尝试并不涉及全部科学的基本性质。它只是科学中一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蕴涵的活动，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种世界观的价值。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尝试，并非抨击科学总体，而是抨击对待科学的一种可能的态度。”
在同一篇论文中他继续写道：“这一人为的抽象预想或用还原的元素进行操作，曾经很起作用并已成为一种习惯，使抽象者和还原者很容易对任何否认这些习惯的经验效度或现象效度的人深感惊讶。他们经过平稳的阶段已使自己信服，这就是世界真正构成的方式，而他们会很容易地忘记，尽管抽象是有用的，它仍然是人为的、惯例化的、假设的”。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造的系统，然后强加给一个流动中的、有内在结构的世界。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这些关于世界的特殊假设有权在常识面前炫耀。但当它们不再能提供这种便利时，或当它们变成障碍时，我们必须抛弃它们。如果只看到我们强加于世界的东西而看不到真实的世界，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让我们说得更明白些——在一定意义上讲，原子论的数学或逻辑是一种关于人为世界的理论，心理学家可以拒绝接受依据这种理论对世界的任何说明，因为这并不适合他的目的。很显然，方法论的思想家有必要继续前进并创造新的逻辑与数学系统，使之更适合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
在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领域中，传统科学的弱点表露得最明显。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人希望认识人或社会时，机械论的科学就完全破产了。总之，论述科学心理学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内做出的一项尝试，力求扩充科学的概念，使它更有能力研究人，尤其是研究充分发展和人性丰满的人。
这不是一种引起分裂的尝试，也不是用一种“正确”的观点反对一种“错误”的观点，更不是扔掉什么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样本提出的总体的科学和总体的心理学的概念，并且没有抛弃机械论科学，将其包容在里面，并且包容机械论科学。机械论科学（在心理学中呈现为行为主义）并非不正确，而是太狭隘并有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总体的或全面的哲学。用成熟的性格提升竞争力总体来看，科学可能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科学可能成为一种安全哲学，一种保险的体系，一种避免焦虑和烦忧的复杂方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便会成为一种回避生活的方法，一种退隐的方式。它可能变成一种被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社会机构，这种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和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不是发现和更新。
科学这一事业最终可能变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种官僚体制一样，忘记了它最初的意图和目标，变成一种反对革新、创造和革命的“万里长城”，甚至反对复杂的新的真理。
这种官僚可能真真地变成隐蔽天才的敌人，正如批评家往往是诗人之敌，牧师往往成为神秘论者和先知之敌。不过也恰恰正是因为后者，牧师的教堂才得以建立起来。
然而，这也正是这种极端观点的危险所在。
假设科学的功能不但是革命的，而且像所有社会机构一样，也有保守、稳定和组织的作用，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保守功能的病态化呢？我们又如何能使它保持“正常”、健康并富有成果呢？
解决方案是要更加注意每一个科学家的心理状态，要充分承认他们在性格方面的个体差异，要认识到科学的任何目标、方法、概念都有可能在个人中或在社会机构中变得病态化。如果这样的个人很多，那么他们可能“俘虏”科学机构并把他们的狭隘观点定义为“科学的哲学”。
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活动所产生的矛盾，与个人内部的冲突非常类似。在畏惧和勇气、防御和成长、病态和健康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心灵内部的斗争。我们从个人内部的这一冲突的病理和治疗中已经学到一个重大的教训。站在勇气、成长和健康一边，也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特别是因为健康的勇气和成长就包含着健康的清醒、审慎和坚韧。
这种持久的冲突，在后退与前进、保守与大胆等等之间进行日常抉择的必要性，是科学家生活中的一个必须分析和内在的部分。科学知识是“个人的”，它必然涉及判断、鉴赏、信念、冒险、行家资格、奉献、责任心。
应该强调的是，许多思想病态化是由二歧化引起的，与蕴含丰富的、整合统一的、协同一致的思维恰恰相反。二歧化是将融合成整体的东西分成几份，变成多种不同的东西，但这些被分开的东西似乎还是一个整体和自给自足的存在物，但它实际上是分隔开的和孤立的散片。然而，胆识和审慎却可使二歧化也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和审慎保持整合状态的胆识在同一个人的内部非常不同于未经锤炼的胆识（仅仅有胆量），后者会因此转变为鲁莽和缺乏判断力。
有健康胆识的人的明智审慎不同于和胆识分割开的审慎，后者往往是一个残疾人或一个瘫痪的人。优秀的科学家必须是既能多变又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在需要时能审慎和怀疑，而在另一种需要时又能敢想敢做。这听起来有点像对一位直觉的厨师的不十分有益的介绍，说他能“恰当地调味，口味不咸也不淡”。但科学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判断“恰当用量”的方法，也是发现真理的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