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亡命日本
这是一艘从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开饭的时间到了，船上的佣人把饮食送到一间舱房里去，那是单独住在这间舱房的先生指定要送的，他说他身体不适，不愿意到共用的食堂里进餐。一上船就这么交代过了。
佣人把饭菜放在桌子上，笑嘻嘻地和乘客闲聊了起来：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吴诚。”那人推了推眼镜，回答说。
“在贵国做什么呢？”
“我是南昌大学的教授。”
“现在正是樱花开的时候，先生是去日本游玩么？”
“不，是到东京考察教育。”
吴诚——其实就是郭沫若。作为受到通缉的政治犯，他在国内是不能住下去了，事实上，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已经探听到他潜伏的所在。窦乐安路属于越界筑路的范围，上船的头一天晚上，郑伯奇神色慌张地跑来告诉郭沫若说：
“民治送来了消息，当局明天要来拿人了！”
大祸临头，郭沫若未免吃了一惊。和安娜商量了以后，他同成仿吾匆匆忙忙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由内山老板亲自陪同，把他送上了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买船票的时候就用了“吴诚”的假名。因为事先考虑到了一家人同船走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注意，弄得不好非但上不了船，说不定在码头上便会被侦探扣留，所以安娜带着四个孩子乘另一条由上海开往长崎的船，她们母子在长崎上岸后再改乘火车赴神户。这样安排，安娜也是为了想把当局的注意力引到她身上来，好掩护郭沫若安然出海。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邮船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上海，郭沫若望着渐行渐远的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出了眼泪。他是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祖国也不是不需要他，然而他却被逼逃亡国外了。唯一使他宽慰的是：流亡，流亡，安娜始终和他相依为命。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三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二十七日，郭沫若在神户和先期到达那里的安娜母子会合。安娜到码头上来迎接他，夫妻紧紧拥抱，共庆死里逃生。一家人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赴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夫人的娘家。以后又托友人村松梢风帮助，以安娜的姓氏——佐滕的名义，在千叶县市川市住了下来。这个地方和东京仅一水之隔：以江户川为界线，河西是东京，河东是千叶，有一条铁路横架在河面上。
郭沫若是在国内受到通缉的政治犯，所以在日本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政治性的文章是不能写了，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现实，文学作品也写不出来，于是他就转入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认清楚过往的过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然而即使研究历史，他也不得安宁。在他周围始终布有一道严密的罗网。
盛夏的一天，吃了午饭后不一会儿，郭沫若因为连日来撰写《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感觉着有些头痛。他正想打起地铺来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几个人的脚步像马蹄一样气势汹汹地窜进了“玄关”，嘴里还大声嚷叫道：
“找郭沫若！找郭沫若！”
“这是我的家，我叫佐藤富子。你们要干什么呀？”
“找的就是你家！赶快闪开！——”
安娜在门口没有拦住，有两三个人直接闯进了屋里。郭沫若撑起身子来，从他们都穿着一色的黑羽纱的西装，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这种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称作“刑士”。着“便衣”而又服饰一律，这本身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里“嗤嗤”冷笑了两声。
其中一个警察看见郭沫若睡在地铺上，就粗暴地问道：“哦，生了病吗？”
另一个警察则做出一副办公事的样儿，板着面孔说：“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你到东京去谈话。”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觉得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从上海来到日本，犹如从狼群掉进了虎口，他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于是便起了床，没有多说话，只答应道：
“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们去！”安娜抢过来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争辩，抗议他们无理逮捕：
“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呀？他犯了什么法？”
“哼哼！哼哼！”
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来的，有恃无恐，蛮横至极。有几个留下来搜查住宅，有两三个人便把郭沫若强行押到东京警视厅：
“走！——”
安娜顿时急红了脸。拦又拦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们一起走！”她说，回头便叫和儿关照好弟弟妹妹。四个孩子见此情景，“哇哇”哭开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绞。
郭沫若劝止了妻子，他对安娜说：“即使有问题，也断不会枪毙我的。安娜，你还是和孩子留在家里的好。”
安娜勉强忍住了眼泪，目怔怔地看着丈夫被警察强行带走了。对亲人的爱和对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织在她心里，像着了一把火。嘴里禁不住脱口骂道：
“Japaneseisfox，fox！”
二“我是中国人！”
到了东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警察局。一位绅士模样的外事课长，详细询问了他的履历和来日本的经过，还问到安娜的履历，郭沫若都一一告诉了。外事课长最后又问道：
“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不是证明你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察吗？”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察，并不是对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甲骨文……”
虽然审问不出一点名堂来，但警察局仍不释放郭沫若。他们把他关进了第三号监房，为了防止自杀，还解下了郭沫若腰间的皮带。
监房里面黑洞洞的。郭沫若怎么也不能入睡。脑子就像饮了过量的浓茶一样愈来愈清醒。许多问题执拗地来纠缠着他，他首先担心的是：
“安娜和儿女们不晓得怎样了？日本人到底要把我怎样呢？把我移交给中国政府吗，或者把我驱逐出境？一面先通知中国当局，等我一上岸便被捕吗？再不，把我正式丢监？把我不明不白地暗害？”
夜特别的长。郭沫若睁着一双眼睛，整夜都没有睡。思前想后，他的意识渐渐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那就是：
“不要忘记，我是中国人！”
郭沫若被警察带走以后，安娜多方奔走营救。她先去市川的边区找到了击剑名人横田兵左卫门。这位横田兵左卫门是仙台藩的士族，和安娜的娘家佐藤同属于一藩，而且同是土族。因为有这一层关系，郭沫若和安娜刚来时曾经求横田帮过忙，在市川定居下来。郭沫若还借横田家的西式客厅会见过市川访问他的一些日本的左翼朋友。安娜这次是一个人单独来的，她向横田先生讲述了发生的一切。横田兵左卫门还是那样豁落着一双眼睛，把右手掩罩在嘴唇面前说：
“我的翅膀太小了，怕是掩护不了‘鸵鸟蛋’罢！”
“鸵鸟蛋”云云自然是他用来比喻郭沫若的话，也许是出于恭维，安娜却感觉受了侮辱。然而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这些了，她求横田先生赶快设法营救：
“警察把他带走以后，我以为当天晚上便可以回来的，没想到竟没有回来。救人如救火哪，先生！”
“也好。”横田点了点头，答应了。
横田兵左卫门的交游很广，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便是检查所谓“思想犯”的头子——平田薰是横田的同学。安娜和横田一起又跑到东京请平田薰检事帮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一般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奔走说项，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因此郭沫若在东京桥区的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后，终于释放了出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郭沫若见到安娜由于连日奔波劳顿，丰腴的容颜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儿，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把妻子紧紧搂在了怀里，这一对患难夫妻久久偎依着，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小的女儿淑子照样欢呼着跑来拥抱爸爸，稚气地问道：
“爹爹，你带回土产来了吗？”
“土产？”
“我没有告诉她。”安娜笑着解释道：“她以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稣，宁肯自己担惊受怕，奔走辛劳，承受一切的苦难，也绝不让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受到一点的压抑，蒙上一点点的阴影。
郭沫若这次被东京警视厅无理拘留，给安娜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日本人本来就瞧不起中国人，郭沫若又是一个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邻居们便都闪着戒备而又轻视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说安娜的坏话：
“你太不自爱，以一个日本女人，而嫁给支那人做老婆，而且是一个坏蛋！”
每当受到这样的侮辱，安娜便会要掩面而泣道：“啊啊，这太叫人受不了啦！”
郭沫若的行动是受到双重的监视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经在日本的报纸上登载过。郭沫若被视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来没几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猎狗一样跟踪而至。他们每隔一两天便要来打扰一次，还美其名“保护”。
郭沫若在北伐时期曾被授予过中将的军衔。有一天，一位刑士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这位刑士是把他视同如中国的一般军阀了：自己虽然亡命在外，国内却还有残留的部队存在。“真可笑！”他想。身旁站着安娜生的四个儿女，他本意是想说他只有四个儿女，这就是他的“部下”，所以就开玩笑似地伸出了四个手指头。
那位刑士一点也不懂得幽默，反而吃惊地伸出了舌头，说：
“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
“哈哈哈……”郭沫若禁不住哑然失笑了，安娜鄙夷地摇了摇头。
市川驻有一个宪兵营。宪兵同样把郭沫若作为监视的对象，经常来纠缠不休。这些家伙穿着马裤，脚穿黑皮的长统马靴，一个个凶神恶煞，孩子们见到他们就赶紧躲到父母身后去。
其中有一个中士特别横暴，常常不打招呼便从后门闯进来，有时径直从甬道跨过栅栏窜到正屋里。郭沫若忍无可忍，就当面斥责他“犯了家屋侵入罪”，这在日本的国法上是不允许的。那中士非但不听，竟咆哮起来了，粗声说道：
“我是奉命看管你的！”
“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郭沫若怒不可遏。“你犯了你们的国法！”
宪兵中士愈说愈放肆：“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设的。你有胆量你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在你们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
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虽是小规模，但却十分形象化地在这位宪兵中士的身上表演了出来。郭沫若的脑袋快要炸裂了，然而转念一想，觉得这个中士说的倒也是实情。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皇军）的确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自己作为中国人却在中国呆不下去，不得不跑到日本来亡命。弱国子民啊！亡命之徒啊！寄人篱下又怎能不受欺凌，不受侮辱呢？这么想着，一种深沉的悲哀便又压迫着他了，于是他又下意识地看了看宪兵脚上套着的那一双长统马靴，不看犹可，这一看神经大受刺激，就仿佛这双黑皮马靴在他头上作践着一样……
“鬼子，你侮辱了我！我爱了我的祖国，我爱了我祖国的人民，这就是罪吗？你不单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看到两个人吵得很僵，安娜丢下了手里的活计，赶紧过来解围。她端着茶，并且把预备给孩子们吃的糖果也拿出来款待宪兵。她很委婉地对那位中士说道：
“我的先生近来神经受了刺激，容易兴奋，请你不要介意。你来看我们是很欢迎的，刑士先生们也时常来。但请以后不要客气，从正门进来好了。”
安娜的话是很委婉的，甚至有些低首下气，但里面有好些硬的骨头——“从正门进来”也者，言外之意不就是在指责说“谁叫你从后门闯入”吗？
“啊啦，啊啦。”中士吃了一个软钉子，有火也发不出了，嘴里不免吞吞吐吐起来。
安娜的周旋果然有些作用，那位中士以后不再来了，另外换了一个，每逢来时，也从正门进来，打打招呼。
为了丈夫的安全，安娜巧妙地和宪兵、刑士周旋应付着。
三相濡以沫
郭沫若来日本后，创造社的朋友们每月给他一百元的生活费。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创造社被封闭，这每月百元的生活费便断绝了。幸亏安娜处家俭约，她一个人操持家政，炊食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等等，几乎一切全都靠她。一九二八年成仿吾去欧洲时路过东京，曾经给郭沫若留下了一千元作为生活费。这笔钱安娜一直舍不得用，一直到一九三○年九月，郭沫若和安娜才用成仿吾送的一千元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了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共有五六间，有书斋、客厅、茶室、厨房以及儿女们做功课用的房间。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上面爬着朱藤，再前面是菜园花圃。从此他们就定居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