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郭沫若的女性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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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两全家国殊难事(4)

安娜是坚强的,她的儿女们也是坚强的,如稚嫩的小草,虽在大石的重压下,却冲破阻力茁壮地成长起来。郭沫若离开家人回国的时候,长子和夫二十岁,次子博孙十八岁,三子佛生十五岁,长女淑子十三岁,幼子志鸿近六岁。随着年轮的转换,和夫从东京大学毕业以后,又进人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博孙从京都大学工业系的建筑学科毕业开始工作,他把第一次领来的工资袋连口都未打开就交给了母亲;佛生考进了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进入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最小的志鸿也上中学了。他们兄弟姊妹都是按母亲设计的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在生活的道路上。

东京女子大学的宿舍里,几个同学正围在一起聊天。有一个日本女学生问刚入学的淑子:

“你是中国的国籍?”

“嗯嗯,”淑子点了点头。

“听说你的爸爸是中国的一个大人物?”

“一个诗人,社会活动家。叫郭沫若。”

“你母亲不是日本人吗?”

“是的,我妈妈叫佐藤富子。”

淑子十分动感情地向同学们讲述了母亲的一切,然后又倾吐了自己由于中日两国交战而带来的种种内心痛苦:

“我来到这个学校以前,被人家骂作‘支那畜生’,所受到的侮辱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小弟弟被人家用石头击中脑袋,满头鲜血地跑回家里来,母亲见了焦急万分。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很亲切,平等,我真感谢在日本能过着这样的生活。”

人心都是肉长的。淑子的痛苦经历,震动了日本同学们的心弦。她们都陪着淑子哭了起来,同时对淑子的母亲——那个叫作佐藤富子的日本女性产生了莫大的爱戴与敬仰之情。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另谋他途。

每天天亮前,安娜绝早地起来了,擦洗了一把手脸,无意之中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头发问已杂有不少银丝。她因为忙于生计,整天奔波劳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理发店了。看到了自己憔悴的面容,她轻轻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

“岁月真是不饶人哪!”

这一年她已经五十岁了。但她顾不得自怨自叹,顾不上自悲命薄。胡乱把头发扎在脑后,打了一个结,又吃了一点昨晚的剩饭,就推开房门出去了。此时启明星刚刚隐去,天空露出了鱼肚色。

她要往山里去。跑单帮。

真问山上郁郁葱葱。山路高低不平,蜿蜒曲折,恰如她走过的而且还必须继续走的人生之路。这条路不知要走到几时才算到了一个尽头?她一边走着一边感慨地想。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迈着艰难的步子,赶到离家四五十里远的山中村落去采购农副产品。去晚了也许就一无所获了。许多人都在做这种黑市生意,因为单靠那一点点政府发放的配给品是根本喂不饱肚子的。

走到一个拐弯处,安娜忽然看见了岩头的山茶树上吊着和鲜柿一般色泽的红瓜。那年郭沫若在山中小道上用伞柄钩摘红瓜给孩子们吃的情景,便又鲜明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了。她感到了一阵温馨,同时又觉着有一股浓浓的辛酸从心底深处冒了出来,化成了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

然而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她得赶路才行。去晚了就买不到什么东西了。这样想着,安娜就加快了步伐。几十里山路走下来,她累得气喘吁吁的。这还只是一天辛劳的开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山里有金黄的柿子、鲜红的石蒜、樱桃般的茨子、红得惊人的山楂,农家还种有粮食、蔬菜、花生、瓜果、薯类和做酱汤用的大豆。靠海的村子里还有鱼、虾、蛤蜊。

在一处农家的屋前,安娜和主人讨价还价:

“多少钱啊?”

“你要多少?”

“我天天来,每次背一些。”

“看你一个女人也可怜,就便宜点卖给你吧!”

安娜和山里的农民混得熟了,加上她态度和蔼,农民卖给她的价钱就便宜些。这天,她买了两大筐又一大包农副产品。背上背着,两手提着,上身稍微向前弯曲着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她把这些东西拿到镇上,走街串巷的喊叫兜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

“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北风呼啸着,冬天又来临了。

普通的人家整整一个冬季都没有新鲜的蔬菜吃,全靠腌萝卜干。于是安娜又承包了腌萝卜干的差事。这是一种又苦又累的活计。

她跪伏在水井边上。先要把萝卜用冰冷的井水冲洗干净,然后把叶子打成结,再挂在绳子上。她家的院子里挂满了绳子。

下一道工序是:把萝卜切成一条一条的,再浸到盐水里泡。隔一段时间又捞出来晾干。

这些工序全要靠一双手。安娜的手天天浸在冷水里和盐水中,一个冬天做下来,她的手背又肿又裂,十个手指头都血迹斑斑的了……

“人生终是这样,不过总要活得有点意义的才好。”当她为儿女们辛苦奔波的时候,她总要想起当年她对郭沫若说过的这句话。这句话是安娜一生的座右铭。

这一天,安娜在路上遇到了在学校任教的妹妹阿操。她见妹妹的神情十分沮丧,就关心地问道:

“你怎么啦?”

阿操低垂着头,一句话也不讲。

安娜摇晃着妹妹的肩胛追问:“告诉姐姐,发生了什么事?姐姐帮你做主!”

阿操哽咽着,说:“因为姐夫……”阿操流着眼泪告诉她。“我在学校得的奖章被收回了,书包也被人扔了……”

啊,姐夫竟连累了她。安娜一下子把妹妹抱在怀里,姐妹俩一起哭了起来。

带着一颗屈辱的、痛楚的心,安娜告别了妹妹,又匆匆赶到附近的一家糨糊工场做工。

这家工场设备简陋,采用的还是近乎原始的方法。屋子里闷热不堪,用大锅熬制糨糊,工人们必须站在锅旁不停地用力搅拌。不一会儿工夫,安娜就累得汗流满面了。偶一扭头,只见最小的鸿儿正站在门口向她张望。见到妈妈这么劳苦,鸿儿眼睛里“叭哒叭哒”地掉下了眼泪……

然而安娜却不能停下来喘口气,她甚至连和儿子说句话的工夫都没有。主人把糨糊装上了三轮车,要骑着去批发站送货了,她便又弯着腰身,伸直双臂在后面使劲推三轮车,一直推到东京。这样可以挣几个钱用。

“战争期间,我是没有吃过好东西的呀!养几个孩子,还得下苦力啊!”安娜经常对人这么诉说当时生活的苦况。

幸好,郭沫若过去经常给岩波书店撰稿,他们存有不少郭沫若的手稿。安娜就找书店老板帮助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还有一些日本朋友也接济一些。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六“淑子”胜利了!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淑子在学校教室里,和日本同学们一起收听天皇发布的“御音广播”。裕仁天皇用无可奈何的、颤抖的声音,向全体日本国民宣读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教室里鸦雀无声,似乎呼吸都暂时停止了。淑子聚精会神地听着,当听到“日本投降”这句话时,她全身仿佛僵木了。全班的日本学生一个个沮丧着脸,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暗自抽泣。他们第一次尝到了作为战败国无条件投降的滋味了,而等待着他们国家的命运,是被盟军长期占领和管制……

淑子犹自木然地呆坐着。从她的脸上一时看不出是喜悦还是沮丧。旁边一位日本学生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指着淑子对大家说:

“现在淑子胜利了!”

淑子顿时身子抽搐,激动得放声大哭起来。作为一个中国籍的学生,几年来她受尽了欺侮与蔑视。如今她“胜利”了,她的祖国胜利了,她的爸爸胜利了,她的妈妈和哥哥弟弟们也胜利了,这位爱国的少女怎能不激动得热泪盈眶呢?

她赶忙跑回家去,要和母亲与哥哥弟弟分享胜利的巨大的喜悦。安娜也从广播中知道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她是日本人,但她却为自己国家的战败而激动不已。这是她盼望已久的:日本的战败就是中国的战胜,日本的投降就是中国的胜利、正义的胜利,而中国的胜利就是郭沫若的胜利,就是她朝夕思念的丈夫的胜利。作为一个日本人,她是一个战败者;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她是胜利者!

当天晚上,安娜去理发店,梳剪了多年没有好好理过的头发。她用一种兴奋喜悦的声调对理发师说:

“我还不太老吧?请好好给我梳理一下。”

理发师奇怪地问她:“这种时候,人人都沮丧得很,富子太太,你怎么这样高兴呀?”

安娜笑而不答,只是说了一句惯常的客套话:“请多多关照!”

回到家里,她又打开壁橱,从里面找出了过去和郭沫若共同生活时穿用的一件和服。这还是她二十多岁时穿的,如今深灰色的和服已经旧了,在不显眼的地方有几处她精心缝就过的痕迹犹存。这些年来她忙于一家大小的生计,根本无钱也无暇顾及自己的衣着。和服穿起来又费事又不便于劳作,而她是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要干也必须要干的,所以这件和服藏之壁橱,她许久没有穿了。但和服毕竟是日本的民族服装,作为一个日本的女儿,安娜是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的。今天她又特地穿上了和服,和五个孩子一起照了一张合影,作为胜利的纪念。

“妈妈,你穿着和服真好看。”淑子羡慕地说。

安娜笑了,说:“日本人嘛……”

“和服端庄,严谨,妈妈穿上和服就更像圣母玛利亚了。”

“你爹爹过去也这么说过我。”

穿着日本的和服庆祝日本的战败,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到安娜那一颗既爱日本更爱中国的拳拳之心。

日本战败以后,安娜和孩子们才摆脱了警察和宪兵的监视,成了自由的人。安娜的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她一面设法同郭沫若取得联系,一面向日本政府申请去中国,回到丈夫的身边。她说:“我一直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故乡。”

安娜是在一九一六年的年底在冈山和郭沫若同居的,他们没有正式履行过结婚手续。所以,安娜一直是日本的国籍。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从而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失去了日本国籍。

遗憾的是战后不久,中国大陆又燃起了内战的烽烟。安娜没有能够立刻回到中国,而郭沫若仍旧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