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不仅关于战争，我们的一生不就是一场战争吗？我们所处的这个人世不就是一个战场吗？在每天的战争中，这一切的事情不也就包含在里面了吗？我从前就怀着这样的思想，许多朋友替我取了些“社会主义者”或是“安那其”的混名，或者怕是罢？
而且在这样的喧嚣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悲哀的情绪，总不能和许多友人一样喧嚣。哥哥，你听到我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你怕也要惊异罢？但是我是这样的人，没有法子呢。哥哥，你假如受了我的传染，认真会成为倔强的人呢！你要当心呀！
好生珍重，今晚上只能写这一点，请睡了。
第三十五信十二月三日
昨晚想把信写完立刻投到邮筒里，但是重病患者出来了，突然又忙了起来。忙到今天早晨，早晨又有早晨的事，到现在手才空了，赶急地又写起信来。此地十分冷起来了。夜半不眠的时候真是辛苦，身体为寒气所侵，牙关戛戛地战栗的时候，我们对于现实的充分的努力真是骎地沁入我们的心脾。像这样有时候像有意义，有时候又像无意义的剧烈的生活的活动，对于我身心甚么教训也没有了。从前无论有甚么辛苦的事情自己都能在里面体验出神的意志的那个时代，真是可以追慕的呀。但是，现在呀……我是……
哥哥，我本是想把我短促的一生尽力地乐天地过渡的。我本是想乐着我所受的生涯而死去。我本是想柔顺地服从我受钉定固了的命运。但是，自己虽也知道向着自己已经给予了的命运或者是将要来的命运是无可奈何，虽也知道柔顺地服从自己的命运走去是更为幸福，但是自己的命运依然想要由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生命力这样东西去建设去开拓去创造，所以我便更感受着常人以上的苦痛，常人以上的挣扎了。命运是有一种伟大的力量，以我自己的生命力去抵抗时是无可如何的，但我也要彻底去抵抗它，去击破它，苦闷的挣扎着要自行造出我的位置和未来。我的悲壮的战斗不正在这儿，我的辛酸的眼泪不正在这儿吗？但是这样的苦闷和挣扎不久会马我的身子吃尽的时候终久是会到来的，到了那时候我也和寻常的女子一样无论对于甚么事情都会死心塌地忍受了（或者我现在已经成了这样也说不定）。
我想被拥抱在我哥哥的温暖的怀里。把甚么事情都丢掉，赶早到你那儿去；但是我不能够。
太使你担心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你感谢，但是哥哥，我的心你想来是知道的，你想来是洞察的。
学期末不知道你是怎样地多忙哟。请你珍重，专心，我朝夕在为你祈祷。在充分的努力之后又有种种的希望出来，愉快的休假不是在后面等着的吗？一个月的光阴完全会和梦一样过去的。请你千万不要懈怠，倾倒全身的力量去从事于钻修。
想写的很多，但反而会妨害你，就写这一点罢。珍重！
哥哥，你不是在为你自己用功的。哥哥，你的身上真是有许多的责任。第二的新兴的中国要全靠哥哥们创造呢。我想到哥哥的祖国和其他种种的事情，哥哥的心我觉得能够洞察，我真个在流眼泪。我的对于强者的猛烈的反抗心化为对于弱者的热烈的同情之泪横溢而出。我将来假如能够尽我的能力所及为我哥哥为我哥哥的祖国鞠躬尽瘁的时候，我真是幸福。但我想到怕只有作我哥哥的累赘便过送一生，我却真是悲郁呢。
哥哥，你不幸有我这样的一个愚蠢的妹子，你请不要灰心。无论到甚么时候，无论到甚么时候，只要你还生在世上，都请把我带去罢。
在这世间上除你而外没有可凭依处的，没有可缒系处的我的身子，不怕就是怎样的罪恶，我也还是离舍不了我的哥哥。我的心怎么成了这样地软弱的心哟。
好，不再写了。随时都是写的这样软弱的软弱的痴情话，真是对不住，我现在有不得不求我哥哥的一件事情：我哥哥既然成了信徒，我请你把我以前到现在写给你的信一切都焚毁了罢，一通都不要残留！
珍重罢，我最爱的主人。
五三叶集（节选）
郭沫若致田汉
奉昌兄！我那几首旧诗，你想来是过了目的了。待我把那些横着的暮霭撇开，罩着的面网去掉，我把我和我的爱赤裸裸地介绍给你罢。
我的爱她名叫“安娜”。她是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的Mission—School毕了业之后，她便立定志愿想牺牲了她一生，在慈善事业上去。她便弃了她的家庭，由仙台逃到东京，在京桥区的圣路加病院——现在是似乎已经改成国际病院了——里，充了一名看护妇。民国五年的六月，我有一个朋友陈龙骥，他进了一高之后，得了肺病，他从杏云堂转到圣路加，又从圣路加转到养生院，他是在当年八月初一便在养生院物故了的。我当时还在冈山的六高肄业，我在暑假期中，便往东京去看我友人的病。我看他在圣路加病院里医治了许久，病势只是一天革是一天的，总不见效，我才劝我的友人移往养生院里去就北里医治。我的友人他当时是已经不能起床的了。他听了我的话，我才同他同坐着一驾病人的寝台车，转了医院。我记得他睡在车中，被车轮震荡着，不断的只是干咳，他那大理石一样的惨白的面孔一阵阵地晕起桃红色的血潮来。他那两只琳珑的含着眼泪的眼睛，隐含着无限的希望，不断的只是望着我。咳！他那种可怜的样儿，我至今——我一生终不能忘怀，他那无穷的希望究竟那儿去了呢？我的友人死了之后，他还有张影片（x光线的摄影）放在圣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时无意之中，才与我的安娜相遇。她许我影片寻出之后，会与我由邮寄来。她听说我的友人死了，她便流了些眼泪，还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目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可是现在已经消灭了——令我肃然生敬。隔了一个礼拜的光景，我已经把我友人的后事渐渐办停当了，安娜她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来，她还媵了一封英文的长信来安慰我，说了许多宗教上的Resignation的教训。寿昌兄！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bitterish的sweetness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朋，便又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我们从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与认作兄妹。从八月一直到十二月，她住在东京，我住在冈山，我们相隔千里，只靠着纸上谈心，我们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了。我当时起了一个心想，我以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她的目的。我便劝她改进女医学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市谷的女子医学每年是三月招考，招考期间已迫，她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她可以从事准备的余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里，便又往东京一行，我便劝她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咳！寿昌兄！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
我的安娜自从被我破坏了之后，她后来也进了几个月的女医学校。只是我的罪恶，早已得了具体的表现了！她的学校生活，又不得不半途而废，而今我们的儿子早已上了三岁了。我的儿子，虽是我罪恶的表现，我看他确是个纯洁无垢的天使。他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满两岁的时候，我有首诗寿他是：
和儿！（我的儿子名叫和生）你已满了两岁了！
你这两年当中所受了的你父亲的狂怒，真是不少了
你爱啼，我用掌打你——用力地打你，
打了之后，我又自己打自己：
试试我打痛了你没有。
象这样苛待你的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和儿！你今天竞已满了两岁了！
你父亲的疯狂状态还是未改：
我昨晚诗兴来了的时候，
你也在我旁边讴吟：
我偏恼恨你那天使一样地纯洁无垢的歌声，
我骂了你不知道有好几次！
你后来沈沈地便往你母亲旁边去睡了。
和儿——我可怜的儿！
我忘记了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若是早晓得，我昨晚不该那样地苛待你。
和儿！你要恕你父亲的罪恶呀！
和儿！你受了一切的菩萨保佑，
你可也无灾无难地满了二岁了！
和儿！我望你象首诗一般自自然然地长成了去罢！
我这首东西是我随笔地和泪写成的。小孩儿比我神圣得恒河沙数倍，我配乎打他，骂他，发他的气吗？我的儿子毕竟葱俊可爱，我只望他将来的一生，不更像这一样，陷入泥淖罢了。
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时，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来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在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无可补真的余地的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以下的事情，我无容再说了。
六创造十年（节选）
寿昌由白华的介绍和我开始通信，后来在一九二○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过我。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当他来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冈附近的名胜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着他游玩了福冈市中的名胜，把产后仅仅五六天、应该保持绝对安静的安娜连带着两个孩子丢在了家里。后来弄得奶子断了，生出了种种的苦痛。
孩子因为奶断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养。哺养又不得法，因此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抱进大学病院里就医。先生说，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只有用最后的手段饥饿疗法来调治，要等到中毒现象的热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进病院的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守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时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园中有寂寞的鸡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阳。白天守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尤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热度退了，算好了起来。那首副产物的夜歌，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
寿昌来访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三叶集》，所搜集的是白华、寿昌和我的通信。寿昌对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东京时，路过京都，和郑伯奇见面，伯奇问他见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说了一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这是后来伯奇对我说的，但我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后来在《三叶集》出版之后，他写信给我，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不幸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学校开课之后太约有四五个礼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礼拜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同时也想利用礼拜和每日夜间的余暇来试作第二部的翻译，好使工作告一个结束。待把壁橱打开，放在壁橱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见了。那壁橱原来有一个窟窿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译稿拉去做窠去了。纸是改良半纸，异常柔软，但那高客先生们还嫌不如意，把纸头咬得来真是和粉一样碎。这个灾难使我失望不小，因为那是我费了两个月的劳力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清早四五点钟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却才成了这样一个下落。被咬坏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场。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难译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还保存着，都还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已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我听了仿吾的劝告，打消了转学向京大的念头，但我的烦闷并没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我读了佛罗贝尔的《波娃丽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斯华绥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当在这样烦闷而动摇着的时候，仿吾也和我一样在烦闷而动摇。他是学造兵科的人而要彻底地研究托尔斯泰，单是这一点已经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东京是和他的一位同乡李凤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处私立大学学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荐仿吾为文学主任。于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他决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户乘船动身，船在四月一号可以抵门司。我得到这个消息，便急转直下地也决定在四月一号到门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