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汪精卫在外敌面前表现的战战兢兢一心妥协退让的时候，蒋介石更是暗笑他的幼稚。对于生活的这片土地，蒋介石的理解要深刻得多，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众需要的领袖是有魄力有能力引导他们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像汪这样一味妥协，只会尽失人心，江山易主。他是不怕汪精卫夺权的，蒋介石担心的是汪迎合日本的诱降策略，再次掀起和谈风潮，那样的话，不仅会使抗战斗志大受打击，还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内部分裂。
汪精卫一伙的鬼祟活动，蒋介石并非一无所闻。当他发现高宗武私自潜往东京一事后，果断地宣布停发活动经费，断绝与高的所有关系。不过，当时忙于组织武汉会战的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件事与汪精卫联系起来。作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是显赫的，他的资历使得他在某些方面比蒋介石更得党内同志的人心。以汪精卫的聪明才智不会不知道当汉奸卖国贼的下场，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的呼声中，蒋介石不相信汪精卫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但是不久，蒋介石就意识到自己的估计可能有误。戴笠方面不断有消息说，重庆有人在同日本人秘密谈判。12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透露口风：“中日冲突有解决之望，只需蒋介石将军向国民政府辞职，参加行将成立之新中央政府。”这个消息很快就从戴笠的谍报网传递给正在桂林的蒋介石。前方战线未稳，千万不要后院失火，蒋介石感到不可掉以轻心，决定应该立即去重庆看看。他先派亲信陈布雷于12月7日回渝，探测动向，次日自己也飞抵重庆，寓居南岸的黄山官邸。与日本方面约好8日离开重庆的汪精卫，还以为自己的叛逃计划已败露，一下子乱了方寸，惶惶不可终日。
12月9日，蒋介石邀汪精卫及孔祥熙、王宠惠等至黄山官邸，讨论今后抗战大计。针对日本的诱降策略，蒋表示：“勿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汪精卫却不以为然，大放“和平”的厥词，说现在“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既然两者皆有困难，而且相互知情，所以和平并不是没有希望。汪精卫悲观乞和论调使蒋介石更加不放心，他在三天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演讲中着重指出：“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故作镇静的汪精卫出席了纪念会，还分别接见和听取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人的汇报，以掩人耳目。
蒋介石的突然到来和显然针对自己的言论，使得汪精卫如陷虎穴、成日胆战心惊，他意识到如不即使脱身，不仅“和平行动”将彻底破产，而且自己身家性命保全都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2月18日，孤注一掷的汪精卫冒险飞往昆明。次日，汪偕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曾仲鸣等人，由昆明潜往河内。
当日，正在西安向西北将领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的蒋介石收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密电：“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2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祥呈。”
（1938年，汪精卫叛逃前夕在重庆与陈璧君、曾仲鸣和长女汪文惺在一起）
这一惊可非同小可！汪精卫自从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并深得赏识，是党国元老，现在也身居要职，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在党内的分量。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出走，如果处理不当，还真有可能闹得党国分化瓦解，抗日民族阵线精神崩溃。蒋介石一面急电龙云，询问详情，并让龙云劝汪回国；另一方面急电正在河内访问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面会汪精卫，促其醒悟回国，不要中日本人的离间计。国民党系统各报发表消息时，都称汪精卫旅行昆明时，旧疾复发，一时不能回渝云云。蒋介石在其21日的日记中这样定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觉国于不顾，这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蒋介石的感召在汪看来更像是抓捕自己的诱饵，汪精卫拒绝回国，从出走的那一刻起，汪精卫就意识到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在1939年7月，汪精卫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文中对其思想彻底进行了披露。他说：“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唱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来，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路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团结同志并团强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在蒋介石焦急寻觅对策之时，日本方面却大喜过望，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公开讲话，尊汪为中国有卓见之士，并提出了与“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日、满、华三国应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日本人的欢迎态度，使汪精卫悬着的心变踏实了，幻想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的蒋介石却因此陷入麻烦中。
不数天，各地传言纷起。有的说汪精卫业已叛国投敌；也有人说汪精卫悄然出走，乃是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与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作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每一传言都有板有眼，后者尤其盛行。
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正在重庆，认为这种传言实属不利，尤其是友邦人士莫辨真伪，将影响到中国抗战以及在国际间的地位，于是立即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依然对汪精卫存有幻想：“只要他不公开投敌，我还是要为他留下悛悔余地。”
“这是你的良好愿望。汪精卫既已走出第一步，断不会悬崖勒马。委员长，你没有必要替他背这个黑锅，不如将事实公之于天下。”
“嗯，嗯。外间确有谣传，说是汪精卫受了我的指派，与日本人接触，真是岂有此理？今日英美大使也来访我，探询事情的真相，叫我很是为难。”
在端纳的劝说下，蒋介石同意立即公布事实真相，并委托端纳向英美大使通报了汪精卫出逃的经过，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正式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会与日本谈判求和，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12月24日，端纳拜会了英美大使馆，转达了蒋介石的“谈话精神”，同时强调：“只要中国的土地上还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还有汪精卫，那就没有什么和平可言。”
12月26日，蒋介石借中央党部纪念周之际，发表《揭露敌国阴谋，阐明抗战政策》的演讲，全面驳斥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揭露了其侵华本质和欺骗伎俩，向党、政、军要员表示了继续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他声明，汪精卫的出走与政治无关，纯属个人行动。
12月2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国内，认为自己的行动同原来蒋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属，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次日，汪精卫发出著名的《艳电》，建议在日本政府的“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日本进行谈判。两天后该电发表在香港的《南华日报》上，汪精卫终于与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决裂了。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委紧急会议，商讨对汪精卫的处置办法。决议认为汪精卫“隐匿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质就是通敌卖国，因此决定对汪“永远开除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严肃纲纪，以正视听”。
鉴于汪精卫尚在河内，为了不使他除了投敌别无出路，蒋介石没有立即公布对汪的通缉令。1939年2月中旬，他又秘密派遣了与汪精卫颇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专程去河内，给汪精卫等人带去出国护照和旅费，力劝他们去欧洲。汪精卫却一心要继续他的和平运动，将谷正鼎大骂而归。见事态已不可逆转，为了减小对国民党的冲击，蒋介石终于同意了军统的暗杀计划。3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数名杀手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墙进入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的住所，不曾想到这个罪魁祸首命不该绝，让住在他房间的曾仲鸣夫妇做了替死鬼。已成惊弓之鸟的汪精卫急忙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在他们的保护下，秘密逃往上海。
汪精卫原来希望《艳电》的发表能够得到国内那些悲观人士，以及那些与蒋介石有嫌隙的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响应，他寄予莫大希望的还是后者。没有想到，《艳电》一经发表便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蒋介石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拥护。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支持蒋介石抗战、声讨汪精卫叛国的口号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也纷纷举行讨汪集会，发表讨汪通电，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将其缉拿归案，以正国法和定人心。连汪精卫寄予厚望的龙云、张发奎、刘文辉、余汉谋等地方实力派也通电斥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要求他“明正刑典以肃纲纪”，表示抗战到底。反汪讨逆声浪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各地华侨也集会通电，怒斥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这样的反应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也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
没有实权的汪精卫在这一场风波中成为人们所诟骂的卖国贼，日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直到一年多以后，1940年3月30日，万般无奈的日本人才拉出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台。又过了整整八个月，日本才予以正式承认。至此，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告一段落。
值得补充一下的是龙云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蒋介石一直想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云南，抗战给他提供了名正言顺的机会。作为云南的最高统治者，龙云虽然积极支持中央的抗战决策，但也担心蒋介石乘机削弱自己的地位，这样，他同蒋介石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汪精卫集团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极力拉拢龙云。
（蒋介石和龙云合影）
1938年，陈璧君在回渝途中，停留昆明，与龙云“促膝长谈”。陈璧君一面表示同情龙云处境，一面挑拨说，抗战持久，蒋介石总是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以此鼓动龙云反蒋。陈璧君还以汪精卫的名义提出帮助解决云南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器械，并说要开发锡矿，以资拉拢。龙云与汪精卫素无交往，对其一向十分推崇，并且龙云也想用汪的地位，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陈璧君的工作下，龙对汪就更有好感了。
陈璧君见火候已到，便诉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很想换换环境。龙云听后为之动容，向陈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于是汪精卫集团在后来便确定了从云南出走这一线路。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以“赴滇讲学”为名飞往昆明，当晚曾与龙云秘密交谈，据说已将全部“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了龙云，还得到龙的赞同。19日下午汪精卫一行十余人乘坐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开始了他的“曲线救国”之旅。
不管此前龙云在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势力方面对汪精卫寄予了多大期望，流露出多少拥汪的倾向，龙云在得知汪精卫“道出真语”以后，并不是赞同，而是震惊和忧虑。所以当汪精卫等人一走，他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的倾向和行踪。
在12月22龙云给卢汉的密电中，表露了自己的心态。他说：“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
这样，龙云最终未按汪精卫的愿望行事，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西南的统治也免于分崩离析。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蒋介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典礼上致词）
1.利用抗日的民族情绪
自武汉撤退之后，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落后的西部地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要完成立国西南进行持久抗战的既定战略，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妥善安排：使中央政权能在西部立定脚跟，组织好社会生活，安排好工业生产，调整好主要靠公路的交通运输与通讯系统，安置好内迁的高等学校与新设置的十余所大型全公费的国立中学和科学研究机关与文化团体，整顿西部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安顿好由东部转移至西部的大量难民。
做好这一切工作，不但要充分调动全国的力量，而且要充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已经激起了各方面的热情。组织协调好这些力量，既在抵抗日寇侵略中发挥最大效用，又不至于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可能的话还要改造国民党的队伍，借抗日输入新鲜血液，注入生机，久经政治风波的蒋介石面临着比军事失败国土沦陷更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深知，政治上得势必定会推动军事的转机，而这些又将他成为重定乾坤举国拥护的领袖。在加紧同最具威胁性的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的同时，蒋介石开始从国民党组织的改革上下功夫，为将来作打算。
日本在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以前所承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1938年11月3日发表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实际上是要推翻九国公约所确立的远东秩序，必然增加与英美等国的矛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东亚新秩序”的外交反击。美英为阻止国民政府崩溃投降和“东亚新秩序”的出现，12月15日主动向中国提出贷款援助，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1000万英镑。
就在处境艰难的蒋介石认为终于有了转机的时候，在日本的威逼诱降下，国民党内对日妥协投降分子又活跃起来，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时局进一步严峻起来。党国副裁叛逃降日，一时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国民党内开始笼罩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挫败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澄清因汪精卫集团投降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坚定民心稳定军心提高士气，蒋介石加紧了建立自己绝对权威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