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全大会在5月21日终于“圆满”结束。国民党的“民主”精神也算保留下了。可是一切事务均由总裁“总理”，而对其他政党的地位，则照旧坚持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章的规定；而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仍是抗战前一年的代表。这样，共产党、民盟等都休想再来“捣乱”。不仅如此，如果你中共不按蒋介石的话去取消根据地和军队，蒋介石就准备以“破坏抗战建国，危害国家”的罪名，予以武力解决。
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听到这些，并不心惊肉跳，相反，他们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更加不遗余力地向日本侵略者进攻，更加尽心尽力地去发动民众，扩大根据地，发展人民军队，准备以武力来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同时也看清了那早已笼罩在重庆上空越来越浓的内战的黑雾，似乎已经闻到了内战的硝烟气味，因而他们更加紧握手中枪。
8月11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开，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了14年的中国人民，顿时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全国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8月14日，在美国的宋美龄发表了《胜利播讲》。她说：
今天举世欢腾，庆祝着我们战胜了最后的一个轴心的国家，这个胜利，乃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祈求，而也是我们所努力造成的。我今天要向美国国民表示我同胞的感谢，因为在我们八年长期的全面战争中，你们对于中国所遭遇的许多障碍与困难，曾经给以深刻的同情与始终如一的了解，我并且还要代表中国同胞感谢你们，你们在能力所及，莫不迅速给我们物质方面的援助，因为你们的急公好义，给我们大宗的帮助，给我们能顺利推行救济工作，无数的难童难民以及流离失所的同胞，在他们悲惨的绝境，得到了资助与安慰。现在完全胜利降临了，我们先要感谢我们的创造者并且要积极缔造真正合乎基督精神的和平。科学家发明的原子弹，无疑加速了日本投降的决定，结束了野蛮而徒劳的挣扎。此次战争的结束，我想凡是有儿子或丈夫在军中服役的母亲或妻子，特别来得高兴，可足我同时也断定，我们一定万分地忧虑，知道如此猛烈的武器，如果落在残暴国家的手里，才真是了不得的事情。原子弹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着很多科学家所明白的原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呆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仍旧可以造成大部分人类的毁灭，我不相信人类在疯狂之中自相残杀，是上帝的计划与意旨，然而在现世界中，人类科学进步的机智，远胜于精神方面的成熟，倘使我们仍旧道德堕落，精神昏蒙，而不能深切了解那种等待着我们的全体绝灭祸害，则文明与人道将要自趋于灭亡，除非我们对于联合国参加此次战争所预见的崇高理想，能够积极实现，维护力行，否则我们子弟们的流血与牺牲，都将白费的。
最后，宋美龄说：“现在我们正在决策的十字路口，时间不允许我们再行蹉跎，错失机会，否则恐将悔之莫及的了。”
（宋美龄读到报上日寇投降的消息，欣喜地笑了）
中国的确是走在十字路口上。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以便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这样，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团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问题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当时，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吞并解放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2.整军：拿“云南王”开刀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的心情并未释然而安，相反，却愈觉烦闷。八年抗战，蒋介石殚精竭虑，以求削弱、打击中共武装。不料共产党不但未被整垮，反倒势力日趋强大。蒋介石一想到共产党，便咬牙切齿，日不能食，夜不成寐。9月2日，蒋介石“雪耻日记”，中恨恨地写道：“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是新耻也。特志之。”
“剿共！剿共！剿共！”蒋介石时刻在心里念叨着。然而一想到内部事务，蒋介石也忐忑不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虎视眈眈；阎锡山整天拨打着他的算盘，不让蒋介石向山西迈进一步；龙云、卢汉雄据云南，丝毫不把蒋介石放在眼中。千疮百孔啊！蒋介石几欲仰天长叹。要消灭共产党，整军肃政刻不容缓。
各路诸侯的面孔在蒋介石杀气腾腾的目光中一一出现：李、白势力雄厚，蒋介石的胃口还吞不下；阎老西根深蒂固，是块硬刺；冯玉祥一介莽夫，几经折腾已不足为虑……当龙云的面孔掠过时，立即定了格。“就是他！”蒋介石几乎勿庸思索地下了决心。龙云，时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从1927年开始，集云南军政大权于一身，坐镇十八年，时人以“云南王”称之。无论是挑刺剔骨，还是杀鸡吓猴，这云南王都是合适的入选。
蒋介石早就有心消除这个独立于自己统治的小王国，抗战以来也的确打开了缺口。抗战胜利，新的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他当然希望乘若打铁一举解决云南的问题。夜长梦多，他不能不担心日久生变啦！
最令蒋介石恼火的是，长期以来，龙云在中共与蒋介石之间脚踏两只船，暗中与共产党合作。早在红军长征时，龙云故意网开一面，对红军不竭力“堵剿”而独经营云南，致使贻“祸”无穷。在抗战期间，龙云与共产党更是打得火热，而对蒋介石却冷眼相待，龙云竟明令规定中央军和宪兵不得进驻昆明市区，官兵进城不准携带武器。对蒋介石的征兵征粮，龙云竟假借“为民请命”的名义，在省参议会上大肆抨击。云南简直是反蒋基地。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云南的抗日民主运动如火如荼。1944年10月，昆明各大中学校师生和各阶层人士六千多人集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昆明示威游行的口号是“反对独裁，拥护共和”，矛头直指蒋介石。此类活动一次又一次。当何应钦亲自带着名单到云南抓捕中共地下党时，龙云予以抵制，对学潮更是明确保护，禁止特务闹事。
（1945年5月，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民主，反对独裁）
蒋介石为解除后顾之忧，龙云早就成了眼中钉。从1941年开始，蒋介石就着手准备剥夺龙云的军政大权。首先借抗战为名，调滇军出境抗战，台儿庄之战，卢汉立下殊功，但滇军伤亡惨重。其后，借抗战需要，中央军有11个军进入滇缅边境，并设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心腹爱将杜幸明任司令。
1945年4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杜聿明，密令其控制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作为武力解决龙云的准备。到抗战结束，准备基本妥善，只有卢汉的精锐滇军仍是一颗钉子。蒋介石不愧是老奸巨猾，他扔给龙云一块带钩的肥肉：受降。他指令卢汉率滇军52军、60军及93军赴越南河内受降。以成调虎离山之计。
正当蒋介石磨刀霍霍时，龙云却为滇军赴河内受降沾沾自喜。异域受降，可大壮滇军声威，龙云大名可远扬四海，更何况这意味着大量的军火唾手可得？在有枪便为王的中国，军火可是宝贝呀，龙云为这意想不到的好事乐不可支，对蒋介石甚至生出许多感激和内疚。兴奋之下，他甚至派出得力的大公子龙绳武到异域风光风光，着上英式将官服参加受降去了。
就在龙云得意洋洋之时，他的二公子龙绳祖向他泼了一盆冷水。他指责父亲不该把大哥的部队派往越南，使得昆明成为一座空城，一旦发生意外，连护驾的亲兵都派不出。龙云对龙绳祖的少不更事很不满意，他教训了儿子“没有全局观念”，指出，“目前的大局是，日本投降，全国人民痛定思痛，越发渴望和平，连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死对头都在重庆握手言和，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大后方——时称民主堡垒的昆明挑起事端？而且我命令卢汉，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师。”
然而，蒋介石的大局观与龙云的大局观并不一样。
1945年10月3日晨2时，杜聿明的军队发起了攻击，北校场、大东门外的龙云部队被全歼，小股龙军均缴械投降。昆明城除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外，全部被蒋军占领。杜聿明发布了蒋介石的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云南军队交杜聿明接收改编；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未到任前由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
睡梦中龙云闻变惊起，他在愤怒中觉得迷惑：是谁发动了兵变？仓皇逃到五华山后，他才知道杜聿明在向他进攻。懊恼之中，他指挥两个警卫连与敌军对峙，同时发出“戡乱”电报，望全省专员和县长率保安团队来昆明救驾。可是所有的“戡乱”电文都落在杜聿明之手。
蒋介石来电敦促龙云赴重庆就职，龙云置之不理，困守五华山。他在等待他的表弟卢汉率部回来“勤王”。
然而，卢汉在河内静静地坐着。
他只能坐着：何应钦亲督十个师的中央军与其他驻越南中央军互为犄角，对八个师的滇军形成监视防堵，卢汉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