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痛别南京
（蒋介石宋美龄在前线视察）
1.短期固守的决策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乘势分三路从东西南三面合围南京，企图占领我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迅速解决战争。南京危在旦夕！
事实上，七七事变后，首都南京就将星云集，共谋救国大计，南京的安全问题就在议论之列，不过最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化解华北的紧张局势。8月上海开战，南京受到轰炸，华东的局势也紧张起来。10月下旬上海战事迅速恶化，首都南京的防卫问题，就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首都南京不仅是国家的象征，而且是孙中山陵寝所在地，对这里的安全问题蒋介石当然不敢大意。他多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并个别征求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研究守还是不守南京的问题。
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在高级官员中，主张不守的呼声甚众，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群等都持这种主张。部队残破，无力防守，这是主张不守的主要理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认为：“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虽主张应作象征性防守，但也认为初败之军，已无力再战。他说：“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
再说南京地形不利，易攻难守。李宗仁深谙兵法，他分析道：“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刘斐也向蒋介石力陈南京不易防守的见解。他说：“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既然我军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为了使都城免遭破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不如不守。李宗仁建议：与其在无胜算可能的情况下硬撞，“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
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也表示赞同：“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出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还持有一种新的见解，即：“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挟。”张群一直以亲日著称，是比较活跃的主和分子。
蒋介石也觉得部将们的分析有理，不住得点头，但是他的意思还是要防守的，所以对于呼声很高的“弃守”主张不置可否。这时，唐生智力排众议慷慨激昂地提出：“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平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一直沉默不语的蒋介石精神为之振震，深表嘉许。
经过多次商讨，蒋介石在弃守和死守之间作了折中，最终下定了“短期固守”的决心，他说：“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在敌军火力优势，长江得自由航行之情势下，欲期保持，颇属难能，故只可希望较短时间之防守。”
本来在全面抗战开始时，中日间在综合国力及军力方面，就存在着敌强我弱、强弱悬殊的形势，加之3个月的淞沪会战，使东战场的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短时间内，无法在南京组织大规模的决战。南京非战之地，古往今来，未曾有背靠大江，面向苏南平原，以守势作战而能成功之战例。何况现代战争，南京必然处于立体包围之中。兵法称之为“绝地”、“死地”。蒋介石并非不知道这些，但是作为一国领袖的他也确实有苦衷，他需要从包括军事在内的更多方面去抉择。
（蒋介石指示加紧从事南京附近阵地工事）
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大军压境之时，对于一国之都，是不战而退，还是进行一定规模的抵抗？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全国的民心、士气。蒋介石对此特别的关注，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对南京作“短期固守”的决策既定，蒋介石便于11月19日亲书手令，特派一级上将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南京周围二十公里地带增加坚固工事，加强防守。同时，加紧从西南调集地方军增援。当时在外围还有两道国防线，只可惜从上海撤退的军队混乱不堪，不仅没有加强当地的防卫，反而冲乱了自己的阵脚。淞沪激战三个月之久，国军的英勇表现的确使得全国人民以至国际突然觉得观感一新，但是军队的整体纪律和素质确实有待改善。
唐生智在一·二八事变以后曾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在抗日战备实施过程中，军委会秘密设置了总揽国防工事的执行部。唐生智将京沪杭由东往西分成四道防线。这个方案唐先与蒋百里详细研究后，呈蒋介石核定。唐记述为：
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战线部队应预先有准备，假如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即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当时执行部是按照我的意见构成各线工事的。
此乃蒋百里“退却机动”的具体运用。蒋百里的对日作战战术主张归纳为一个“拖”字。1937年夏，蒋百里会晤其老友钱均甫时说：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场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已。
中日之间力量悬殊，有识之士都知道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方法，便是在长期作战中，逐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强变弱，直至彻底失败。蒋介石在一份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事致军内各级长官的密电中称：“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南京的守城战如果真的能有效利用已经构筑的多层防线，的确能够予敌以重大的打击的。而且，与此同时，第三战区的主力部队已奉命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该战区的主要指挥官顾祝同、陈诚等人，也已去皖南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南京一战，若能阻滞日军于南京城外，对于东战场中国后方部队的整补，当有重要意义。
指挥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是具体贯彻了蒋百里的“事事与之相反”、“持久战”、“拖的哲学”等方针、策略，策划将日军由东往西拖的主要人物。
（蒋介石视察笕桥空军学校）
组织南京战役既是为了贯彻“持久消耗战”的总战略方针，又是由淞沪会战战情变动而直接促成。将日军往西拖的大方向不能变，从凇沪战场撤退的部队溃不成军，也需要时间休整。这样，明知南京非战之地，也只得“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虽然对外宣传是“死守南京”，摆开决战架势，其实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11月28日蒋介石在对军政高层的讲话中表示，“南京战略，盼能固守两周以上”。作为军人的唐生智却没有那样的轻松大度，他对蒋承诺：“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揭露日军进逼南京的阴谋。并向中外宣告：“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和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从本必死之决心，从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宣言还宣布国民政府本日起移往重庆。而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各机关多已迁往重庆、武汉、长沙等地，有100多万人口的南京进入战时状态时，仅余30多万人。
蒋介石亲自坐镇南京，帮助唐生智调集守卫南京的军队。经过数日的筹划和调集，先后集得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王敬久第七十一军，孙元良七十二军，俞济时七十四军，宋希濂七十八军，叶肇六十六军，邓龙光八十三军和装备精良的教导总队，并从湖北调来徐源泉部两个师，实际共15个师约10万余人，统归唐生智指挥。
在蒋介石的督饬之下，唐生智将防守南京的部队，分两层布防在外围阵地和腹部阵地，但是没有在可以作为南京屏障的金坛、溧水等地部署兵力牵制敌人前进。
“死守南京”的宣传和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当时，德国大使陶德曼正以中立国代表的身份对中日这场没有宣战的战争进行斡旋。蒋介石很不满意日本人开出的和平条件，也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想以坚决抗战的姿态使日本人知难而退降低要求。
11月27日起，蒋介石亲自指挥外围阵地的战斗。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在汤山击退敌人进犯，七十四军王耀武五十一师在淳化抵抗，冯圣法第五十八师在牛首山守备。经过淞沪会战疲惫不堪的各军，都尽力苦守外围阵地，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持续达10天。
2.中国人不会投降
日本大本营于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日军即加强向南京的攻势，战局日趋紧张。日机不断轰炸南京，众人纷纷劝蒋介石离开。12月4日，蒋介石召集师以上将领训话，勉励大家要齐心协力，在唐生智的指挥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恪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7日清晨，蒋到中山陵谒陵辞行后，即乘飞机离开南京，行前蒋介石指示唐生智说适当时机退守腹部阵地。
守卫在外围阵地的各军，对于来犯之敌奋勇抗击，苦战不止。但由于敌军火力很猛，加上飞机轮番轰炸，我军牺牲很大，外围各阵地难以支持，先后失守。日军于9日向南京守军发出《投降劝告书》。守城诸将领表示决不做阶下囚，以猛烈的炮火反击来回答敌人。日军即对南京城发动疯狂攻击。10万哀兵苦守石头城，决心以死相拼，为保卫民族尊严和正义而战，在雨花石，道济门，紫金山，中华门，光华门都有紧张激烈的战斗。日本侵略军凭借重炮猛轰和飞机轰炸，摧毁南京城垣多处，又以坦克掩护步兵冲锋。守军虽英勇无畏，终因寡不敌众，火力太弱，形势日益险恶。
（日军坦克攻入南京中华门）
已到江西的蒋介石，日夜关注南京战局，他发觉劣势已难以挽回，于11日夜发电报给唐生智：“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击。”
12日，日军分兵突破石头城，抗日官兵仍然进行了悲壮的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各自为战，与侵略者刺刀拼刺，杀声震天，不惜以身殉国。守军奉命撤退了，但是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的他们，已经无法统一行动。于是，外围的部队撤走了，城里的部队则永远被围在了城里。最后，守卫南京的十余万大军中，约有9万在不构成对敌人威胁的情况下被屠杀了。
日本侵略军付出沉重的代价。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在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的授意下，谷寿夫执行了对南京军民两个月的血腥大屠杀。古老的石头城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残暴的侵略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把风景无限的江南古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据后来日军自己供认：“占领南京之后的日军，一次就把3万多中国人——而且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赶到墙根下，然后从城墙上猛掷手榴弹和猛射机关枪，统统予以杀死。当时的南京城内，真正是积尸成山，血流成海。”皇军用军刀比赛杀人的报道也出现在日本的报纸上，被他们杀害的却是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
在《铁证如山》一书中，一个日本兵这样总结当年恶行：“没有一个士兵不曾强奸过女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杀死。”“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尸积如山。”有的女性被轮奸达37次之多，凡被强奸的妇女，均予杀死，多用竹尖子插入阴部，此等兽行就是日本官兵干的。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约6周的时间里，被日军屠杀的我国的同胞，约为30余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并说：“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190000人。”105000人加190000人，则为295000人，但是这个数字只是占领南京后前6周的屠杀高峰期。
而事实上，6个星期后，屠杀仍然在进行，只不过不是高峰期而已。据参加这次国际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书中估计：“在日本兽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300000至400000万之间，即350000左右。这个估计决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的。”
（日军将放下了武器的中国战俘成批予以杀戮。因此举有违国际公约，所以图上盖有“不许可”发表的印戳）
而被日本兵奸污的妇女更是没有人能够估计的。当时侨居南京的外国人，曾组织“国际委员会”，向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举出放火，杀人，掠夺，强暴等事件百余件，并向其提出抗议12次之多。但是谷寿夫却置之不理，甚至将其血腥屠杀拍成电影和照片，以显示其“战果”。1945年东京军事法庭判决时，合计至少屠杀南京军民20万以上。
这就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天皇的军队吗，这就是大和民族引以为豪的武士道精神吗？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劫难，也是大和民族的悲哀，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不幸！天网恢恢，1946年3月，战犯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郊外雨花台，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判甲级战犯于1948年11月12日被处以绞刑。不过，真正的罪魁祸首则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日本天皇裕仁。
在南京陷落前夕，1937年12月7日上午5时45分，蒋介石悄然离开南京赴赣。8时达到江西慨然而叹日：“风景依然，归势大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