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札记》不仅是裴多菲按照旅行路程记载途中见闻，而且他借题发挥，抨击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中，地主资产阶级政客们钻营禄位、搞投机、拉选票等卑劣手段；同时他对当时文艺界浪漫派作家的矫揉造作与虚弱无力，对封建复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规和陈词滥调，都作了有力的批判。本篇游记尚能帮助读者了解诗人青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和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描绘，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写作本篇游记时，裴多菲年仅二十二岁，他那时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经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战斗洗礼，缺少饱满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游记的某些段落或对个别事件和景物的描写，并无深刻的含义，有些地方显得油滑，甚至流露出自然主义的色彩。本篇的薄弱之处，反映出作为杰出的诗人裴多菲早期创作中的缺点。
裴多菲完成北部高地一带的旅行回到布达佩斯以后，他应剧作家艾格莱希·戈包尔（1808—1866年）的邀请，完成了剧本《卓尔特·马尔奇》的创作。由于这个剧本不适于舞台演出，民族剧院委员会没有通过这个剧本。裴多菲在一气之下，将手稿烧毁。匈牙利的进步作家和评论家们，总为诗人的这一“愤怒”和“激动”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时期的流浪生活，给他带来无穷的困苦；但是这也使他有机会从各方面接触穷苦大众。一方面他看到京城的辉煌、富丽和奢华，贵族地主的豪横野蛮，投机商人的牟取重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岸边的乞丐、穷人的黑面包和孤儿寡妇的泪痕，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人影。他在《佩斯》一诗中写道：
修鞋匠的粗暴的打骂行为，
车轮下结束了穷人的生命，
小偷、山盗，还有投机商贩，
佩斯街头成了乞丐的大海。
看哪！在天气晴朗的初秋，
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姐们出外郊游，
面颊涂着浓厚的胭脂，臀部凸起，
老爷们牵着狗儿游戏……
诗人在指出上层社会的腐败之后，他的笔锋又转向京城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光荣的纨袴子弟们在街头游荡！
我称佩斯是买卖牲口的市场。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裴多菲把布达佩斯看成是两个阶级的生活矛盾表现最为鲜明、最为尖锐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都市里。裴多菲以劳动人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就受着剥削的重压和穷困生活的煎熬。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乐的贵族地主们对立起来，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以平民歌手的姿态出现，无情地揭露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愚昧无知、不求进取的贵族老爷们。这一时期，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反抗旧世界的激进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来越感到作家责任的重大，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前进，同旧势力展开斗争。他一再强调：“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和人民在一起！”（《致十九世纪的诗人》）同时他又善于团结他周围的作家，引导他们为劳苦大众进行创作。例如被鲁迅引入《诗歌之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诗《题B·夫人照相诗》（即《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并将这首诗译成了散文：“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这首诗是裴多菲题给瓦豪特·山陀尔夫人乔包·马丽亚的。裴多菲批评了这位女诗人在婚后的生活中沉醉于个人的所谓幸福当中。鲁迅一再引用这首小诗，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沦于个人主义的狭隘圈子里。
一八四五年夏天，在爱德尔卡逝世半年以后，裴多菲又爱上了一个地主女儿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她有着惊人的美丽面容。只因为她的美，使裴多菲在爱德尔卡的爱情悲剧之后，摆脱了精神上的苦恼，使爱情的女神在诗人的心灵中苏醒。这位骄傲的庄园少女对裴多菲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诗人是羡慕的。她爱裴多菲的诗，但并不喜欢裴多菲这样一个瘦弱多病的穷苦人。裴多菲自己十分清楚，他与这位“乡下美女”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但是，裴多菲被她的美所迷恋，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一八四五年秋天，出版了《爱情的珍珠》，共收入爱情诗四十首。这些作品，有一些是诗人的失败之作；在今天看来，它们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社会价值。为了单纯追求女方，流露出自然主义的感伤情调，甚至有些诗纯属无病呻吟。但是在这四十首诗当中，也有些精品，例如《我愿是树，假如……》、《我的爱情在一百个形象中》、《假如上帝……》以及《我梦见战争来临》等等。
第二次出游，《云》组诗的创作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的思想正处于“淡淡的哀愁”的时期。这一阶段，他完成了激动人心的《云》组诗，共写了六十六首。这些短歌具有欧洲革命风暴来临前的时代的特征。裴多菲受到欧洲大陆上滚动着的革命浪潮的冲击，对于摧毁匈牙利封建制度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勇气越来越足，似乎一种不可遏止的愤怒即将爆发了。
这一时期，正处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前夜。在匈牙利，异族侵略和国内的阶级压迫日益尖锐化。诗人在思想上的苦闷、彷徨、探索，向往法国革命而无法实现，对民族的前途感到一片朦胧和晦暗。裴多菲的思想几乎濒于“绝望”的边缘。他的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云》组诗中，而且在创作《云》组诗的后期，他写下《希望》的小诗。一九二五年，这首小诗被鲁迅引用在他的散文诗《野草》第七篇《希望》中，说明当时鲁迅的思想与裴多菲的思想相近似，并且受到裴多菲的良好的影响：
希望是什么？……它是卖弄风情的娼妓。
不管谁，她都同样地拥抱，
当你失去了最美丽的珍宝，青春，
那时候，她就把你抛掉，抛掉！
——《希望》
《云》组诗充分表现了裴多菲的悲观、矛盾、愤慨和痛苦追求的心情。那时诗人向往法国革命而在匈牙利无法实现，农民骚动屡遭失败，民族衰落，前途暗淡，再加上他对爱德尔卡的爱情又遭受打击，使他的思想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的浮云。他在写作《云》组诗的后期，即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他从萨特马尔写给诗友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写下这样富有深刻哲理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鲁迅于一九二五年作《希望》篇时，曾有两处引用了裴多菲的这句话，意思是说，绝望的不真实、不存在，正如希望的不真实、不存在是一样的。按照匈牙利文直译，可译成，“不管是希望还是绝望，都是骗人的。”
一八四五年或者稍后一段时期，尽管裴多菲的思想发展濒于“绝望”的边缘，但是他仍然没有停止同封建势力的斗争。感伤的诗他写过，锋芒毕露的政治诗更是他创作的主流。他写下《匈牙利的贵人》讽刺诗，同时也写下了《祖国颂》赞美先人丰功伟绩的颂诗。他指出“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有祖国！”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裴多菲在同旧制度斗争中感到势单力薄，对胜利感到渺茫，这说明诗人前期富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当他接触到匈牙利的现实社会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失望与感伤。这是一般革命者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一八四七年裴多菲在攻读欧洲哲学，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黑格尔左派的辩证法之后，开始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绝望”与“希望”的关系。裴多菲并不否定“绝望”，也正如他不能全盘肯定“希望”一样，在“绝望”中闪耀着希望的火花，在“希望”中同样潜伏着绝望的恶运。这是裴多菲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八四六年春夏之交开始，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确定以政治诗为主的新方向，号召奴隶奋起砸断铁锁链；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它将世界全部毁灭，
在旧世界的废墟上，
建设起崭新的世界。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结束了他的短暂的
“淡谈的哀愁”，并以实际行动向革命迈进。他在布达佩斯组织起“十人协会”和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并且出版了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生活景象》。“十人协会”和作家协会的建立，增强了裴多菲从事革命活动的力量。他的“孤独”与“绝望”情绪逐渐减轻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裴多菲从布达佩斯启程，开始他第二次长途旅行。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返回布达佩斯，历时六个多月。这次旅行他完成了第二部重要散文作品《旅行书简》。全篇由二十封信组成。诗人此次出游的原因有四：第一，应他的朋友盖雷尼·符利捷什的邀请，讨论关于民族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第二，时处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他借机出游，以了解下层革命的力量；第三，他同森德莱·尤丽亚定于九月八日在托尔顿结婚，那种急切的心情，促使他早日启程；第四，他的战友阿兰尼·雅诺什邀请他到索伦塔作客，并讨论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问题。裴多菲此次旅行的路线，有些是他在一八四五年出游时所经过的地方。他以书简体写下《旅行书简》的游记，每到一处歇脚，便发出一封。除了记载途中见闻之外，他借题发挥，抨击匈牙利文坛上的反动作家，并对欧洲著名大作家横发议论。例如他对歌德、狄更斯、大仲马等，曾经说了一些精辟的言论。他一再声明他不喜欢歌德，不喜欢《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他称赞狄更斯小说揭露社会的深刻性，称许大仲马描写人物的真实。他的这些言论，虽然出于自己的爱好，却有他独特的见解。
裴多菲与阿兰尼的友谊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裴多菲接到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年）的长诗《多尔第》的手稿，读后大为赞赏。裴多菲认为这首长诗是匈牙利文坛上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裴多菲读完《多尔第》手稿，立即给阿兰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致阿兰尼·雅诺什》一诗。这首诗和附上的信件，不仅是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友谊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匈牙利文坛上讨论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良好开端。从他们通信讨论人民诗歌开始，到裴多菲于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一带反沙皇战役中阵亡为止，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来往书信共六十二封。信中谈到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问题，商讨共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关于裴多菲在战争年代出征、结婚、生子等等，说明两大诗人的友谊的深厚。
《多尔第》的创作成功，不仅给阿兰尼带来了声望，而更重要的是给他带来了裴多菲的友谊。裴多菲最早发现阿兰尼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他们的政治信仰相同，有着一致的文学创作原则，两大诗人互相起着有益的影响。他们那种积极向上、拯救祖国于危难的心情十分相近。他们来往的书信，除了讨论文艺问题之外，特别是在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奔赴战场的赠诗和通信，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更可见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深厚。
裴多菲对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论述，是他给阿兰尼书信中的精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裴多菲的那种锐利的眼光。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裴多菲在写给阿兰尼的信中，阐明了他的诗歌理论：
……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成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本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一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儿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而千百万人民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最初的几封通信中，裴多菲提出了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理论；从创作方法、诗歌内容，直到诗的形式，都得到了阿兰尼的赞同。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歌颂劳动人民，绝不要歌颂国王，即使起过进步作用的国王也不要歌颂。他说，“要晓得，无论是黑狗还是白狗，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狗。”
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发扬罗马奴隶主长期统治下的斯巴达克思的反抗精神。所以在裴多菲后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反抗旧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这同他的创作理论是分不开的。他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激励人民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裴多菲陆续写下了《为了人民》（1847年）、《拉科治》（1848年）、《刑扬》（1848年）以及长诗《使徒》（1848年），他高度颂扬主人公锡尔维斯特的反抗精神。
从一八四七年起，裴多菲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在诗歌创作上更趋于定型。关于“诗的美”的问题，裴多菲也有他精辟的见解。他于一八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了‘真’连‘美’也可以牺牲的人。……只要是‘真实’的，也就一定是‘自然’的，是好的，而且我也认为必然是‘美’的！这就是我的美学观……”裴多菲不仅把他的美学观点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而且从理论上证明文学的人民性的重要。他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他又继续阐述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指出：“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可见裴多菲的先进思想。
裴多菲和阿兰尼开始只是通信，很长时间未能见面。一八四七年六月七日，裴多菲来到阿兰尼的故乡索伦塔，两大诗人初次会晤。他们的相会，成为匈牙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裴多菲在给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急忙来到索伦塔，而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呢？因为在索伦塔住着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尔第》的作者阿兰尼·雅诺什。如果你读过了这首诗，我也就连一句话也不必说了。这首诗是一位很平常的乡村公证人写的。他住的房屋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两步。这房屋是他的全部家产。我的朋友，缪斯女神并非是保守的女人，她们在一百年以前，飞出了天国，翅膀连接着翅膀来到人间，并且高呼‘人民万岁！’。缪斯女神从壮丽的赫利孔高山上下来，飞进简陋的茅舍，并在那里定居。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我就是诞生在草棚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