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忧国忧民，想通过文学唤醒国民的灵魂，改造国民性。他的这种思想也曾受到《圣经》的影响和启迪。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有一段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我们查考《圣经》，耶稣并没有讲过车翻要扶的话，但耶稣一生的言行是体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42：3）］鲁迅是针对耶稣的这种精神而说的。
鲁迅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表现出他对《圣经》有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他欣赏《耶利米哀歌》，认为是希伯来文学的绝唱，其中传达了弥赛亚将要来临的希望。有的学者认为鲁迅当时也是想寻找一位强有力能拯救中华民族的弥赛亚，以寄托他的革命先觉者的理想。就鲁迅作品的精神看，鲁迅可称为中华民族的耶利米。
四、《圣经》对教育的影响
随着公元5世纪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灭亡，地中海地区已经繁荣了一千年的文化濒于毀灭。一个世纪以前在整个帝国中起过强有力的作用的市立修辞学校和文法学校都几乎消失了。从此，西方进入了中世纪这个文化和教育的“黑暗时代”。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惟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基督教神学家们根据《圣经》阐发基督教教义，使之更“神圣化”和“合理化”，宣扬“创世说”，认为一切为上帝所创，上帝为造物主；宣扬“三位一体说”，认为上帝是具有人格的神，人人应信仰上帝；宣扬“君权神授说”，将教权置于世俗权力之上，并且为世俗封建统治辩护；宣扬“原罪说”，要求人生于世实行禁欲主义，磨难赎罪，以求死后灵魂得救，升入天国；宣扬“神启说”，认为一切真理均载于《圣经》，人的认识来源于神的启示，科学和哲学只能作为神学的分支、神学的婢女。在整个西方的封建时代，不论是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阐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圣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教育上就更是如此，它不仅决定着教育的目的，还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1）《圣经》对教育目的的影响
封建时代的西方，教育目的是宗教的，是为了修来世。希腊罗马学校的目的是纯世俗的，随着教育的权力从国家转给教会，教育的目的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教育的任务就是赎罪以拯救灵魂，从而得到来世的幸福。这种宗教的目的并不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终止，文艺复兴时代和宗教改革时代的教育目的也都是宗教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反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反对当时那种腐败堕落的教会制度，很多思想家恰恰是用《圣经》中原始的基督教义宣扬虔诚和道德的。比如北欧最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宗教的虔诚和道德，马丁·路德的教育目的也是如此，甚至夸美纽斯以至后来的福禄贝尔也都以宗教为教育的目的。夸美纽斯认为，“现世的人生只是永生的一种预备”，教育的任务是要形成“永生所需的理性的灵魂”，造就“灵魂纯洁清白的人”，以迎接天堂中的“千倍的幸福”，人生的这个“超乎现世的”、“终极的目标”应由教育来完成。福禄贝尔则认为：一切教育，学习和教学的惟一最终目的，是培养人的原有的神性，使他能在自己的生活中，……从人性中体现出神性。尽管这些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但都体现了《圣经》和基督教的影响。
（2）《圣经》对教育内容的影响
《圣经》代表一种宗教文化，它与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希伯来教育中，犹太宗教文化与古希腊世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已初露端倪。基督教建立后，基督教《圣经》与异教文化的关系问题愈益重要，当时对异教文化有三种态度：A.接受；B.拒绝；C.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奥古斯丁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他认为古典文化的某些特征虽与基督教互不相容，但为了促进信仰，还可吸取许多东西。奥古斯丁认为文法、修辞学等知识的训练对于一个教士是必需的。他试图从《圣经》和其他基督教著作及古典著作中抽出文法和修辞学教学的内容，他还提倡编写对学习《圣经》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知识的纲要，如对《圣经》中出现的问题、名词等予以解释。奥古斯丁的这种教育思想对中世纪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中世纪，“七艺”进入教会学校的课程中去，但都根据《圣经》和基督教精神进行了改造。学习文法，掌握拉丁语，是因为它能指导“正确地阅读、写作和了解圣书”；修辞学的学习是为了分析经书的文体，训练宣教的口才；所谓辩证法是指一种进行论战的方法，学习目的是为教会的宗教信条进行辩护，并打击异端；学习算术和天文，是为了计算宗教节日和祭典的日期，以及占卜星象；学习几何可获一些测量知识，益于绘制教会建筑；学习音乐则是为了礼拜和举行宗教仪式。在“七艺”的教学中，往往附加许多牵强附会的神秘主义解释，如算术中的数字学习，把“1”解释为惟一的神；“2”指耶稣基督具有神性和人性两重人格；“3”意味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4”指四个福音传道者等，结果遂使算术课也成了神学课。可见，《圣经》处于全部教学科目的“王冠”地位，七艺教学也始终贯穿着神学思想，渗透着宗教教育的目的和要求。这已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七艺教育大相径庭了。
世俗文化被基督教文化所改造，世俗文化服从于基督教文化而不是对世俗文化一概排斥，这在最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二人身上均有体现。奥古斯丁吸取了柏拉图的哲学将教父学系统化，初步奠定了经院哲学的基础，而阿奎那则吸取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论证了《圣经》及宗教教义，使经院哲学系统化，达到了经院哲学的全盛期。
文艺复兴时代和宗教改革时代，古典世俗文化受到青睐，进入学校教学内容中，但《圣经》依然是学校里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如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弗吉里（Vergerio，1349-1420年）试图把罗马教育与基督教的人生观结合起来；维多里诺（1378-1446年）则要求学校所有的工作都应渗透基督教精神。北欧对宗教教育的强调就更加突出，伊拉斯谟希图基督教人文主义化、人文主义基督教化，将宗教虔诚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路德1522年将《新约》译成德文，作为新教信仰的基础，也作为教育的最根本的内容。卡尔文教派的首领卡尔文（JohnCalvin，1509-1569年）曾编写过一份初级学校计划书，认为应“把《圣经》置于首位”，“《圣经》确实是一切学识的基础”，尽管他同时也认为人文学科有助于充分理解《圣经》，不可轻视。
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诸国确立后，在教育上实行世俗性原则，“将教育权收归国家，剥夺教会过去对教育的垄断权，但宗教教育在学校中依然占有相当的地位。1901年德国各类中学诸学科授课时数计划表明，宗教教育被列于诸科首位，教学时数超过历史课，也超过自然科学课。时至今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中依然开设宗教课。
（3）《圣经》对于教育方法的影响
《圣经》主张原罪说，要求禁欲，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为了拯救灵魂，就应使肉体受磨难。《旧约》还将教诲与惩罚视为一物，主张严酷的纪律。这在中世纪教会学校中皆有反映。教会学校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和神学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强迫学生盲目信仰《圣经》，绝对服从教师，不准提问，不准怀疑，强调信仰而泯灭理性。教会学校纪律十分严酷，体罚盛行，棍棒成为学校必备之物，学生身心备受摧残。此外，还有各种侮辱性的惩罚，如罚跪、监禁等，有时甚至断食。这种教育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有所改观，后来随着民主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了公众的反对和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