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民间文学广泛地反映出一定社会中有普遍性的重要事象，并且真实地反映了它——没有歪曲，没有粉饰。因为口头文学的作者，是生息在广大的民间的，是熟悉各种社会现象，关心各种实际生活的。例如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中就有一地人民的世态人情。“我们如果要写一部比较具体的中国的社会史、生活史，舍弃了民间文学和一般民俗资料是不能够有更丰美的凭借的。”
乙．“口传文学的内容价值，……尤其在于忠实地表现出人民健康的进步的种种思想见解。”经过具体分析，钟敬文认为，从民间文学中，可以看到广大劳动人民尊重劳动的思想，可以看到对集体力量的肯定，可以看到对压迫阶级的抗议、仇恨和厌恶，可以看到人民对异族侵略和压迫的反抗和斗争，可以看到人民血管里沸腾着的保卫乡土、保护祖国的血液，可以看到人民的进步和对新事物的歌颂，等等。尽管50年代的话语中难免“阶级分析”为上，但在表述的深层里，钟先生的论述基本涵括了民间文学思想价值的方方面面。钟先生还多次指出，旧文人史上少见或不见的思想，民间口头文学所在多有，如民间情怀、劳动与生活、民众理想、历史遗响等，民间口头文学是生活的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是活的口头语言艺术，传播也是口口相传，因而联结着群众的生产生活，折射着他们的道德、思想、感情、信仰、观念和历史。
（2）民间口头文学的艺术价值。
钟敬文先生认为，“口头创作，单从表现技术的观点看，也正有它（指封建文人的艺术，引者按）不可企及的成就。”他进而指出民间文艺艺术成就的价值要素是：
甲．从现实深处取来的重要的题旨、人物、情节素材，用灵活的想象和有力的结构、语言表现出来，能够造成优越的典型人物和故事。
乙．民间文艺是幼稚的、原始的和成熟的、美好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具有“早熟儿童”的那种永不能够回返、永使人羡慕的“天真”；另一方面这种艺术上的完美程度，有的还是“身心都相当发达的青年或壮年”。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的魅力就是“早熟儿童”的产物，钟先生的此论述，据于此，但并泥于此。因为他论述的是包括神话在内的全部民间口头文学。例如笑话或寓言，他认为其在讽刺的简短尖锐上，往往能达到不能比拟的高度；民间韵文作品，很多是简练和谐，富于天然的风韵和情味。“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钟先生认为清人胡应麟对汉代乐府的这种推崇语，“就是一切优秀的民间歌谣承受起来也是不会脸红的。”
（3）民间文艺的艺术发生学价值。这里包括两个范畴或层面：一是“原始社会的文学，是全民的口头文学。”[11]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总源头。这是艺术史的价值。二是民间文学在古今中外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那些伟大作家的文学的奶娘或亲眷”[12]。以中国文学为例，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始终能看见一条受民间文学影响而发展的主旋律，从《诗经》国风，到楚辞神话，到乐府民歌，到元曲，到明清小说，“这些才是中国文学的真正的正统。”[13]早在1928年，钟敬文既写作了《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论证了．古代文学的经典形式绝句与词皆发源于民间歌谣，同时还提出了“中国诗歌体式，大都发源于民间的风谣”的观点，甚至“在中国，各时代民间作品的形式影响于文学的体式，尤为十分显然的事实”。[14]
（4）民间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有特在性价值。钟先生对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区别加以比较后，得出一个崭新的结论：“由于作者、传播者身份的不同（并由于它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想象的不同），由于文学艺术传统的差异，结果，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15]
基于对民间文学、文艺学价值的特别认定，钟敬文颇有见地地指出，民间文艺研究对文艺理论的丰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又以新时代学人的崭新历史观，号召新时代的文艺家：“在过去人民创作的库藏里，蕴藏着相当分量的有价值的创作思想和题材，它在等待着新时代的埃斯基拉斯、卜伽丘、莎士比亚、米尔顿、歌德、雪莱、拜伦、普希金……它等待在新艺术的形体中射出它不朽的光芒。”[16]
顺便指出，《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是钟敬文民间文艺文艺学价值论的代表性篇章，它那充满激情和真情的论说，那汪洋恣肆的文思和文采，那深澈见底的学术锋机，那别开生面的理论观点，无论对一般文艺学还是对民间文艺学，迄今仍有着不可逾越的学术贡献。
3．民俗学价值
钟敬文为倡导和建立民间文艺学，几十年来反反复复地言说着民间文艺的特异性，其中就包括民间文艺作为民俗的存在。作为民俗存在的民间文艺，自然又有一套别样的价值。
从理论上说，民间文艺是民俗事象中的一个部类。民俗学史的发端，无论是外国民俗学或是中国现代民俗学，都是自民间文艺的研究起始的；作为民俗发展史，不同历史时代的民间文艺，积淀着一部民俗历史。“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特别是人民生活和思想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谣谚。”[17]
既然民间文艺是一种民俗的存在，它的文化价值就不能不予以重视，同时，以民俗学的方法对民间文艺加以研究，也必将发掘出民间文艺里深藏的文化奥秘。钟敬文的许多具体研究都体现出对民间文艺民俗价值的发掘。如《中国民谣机能试论》（1936年）对歌谣民俗功能的全面识别；《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1934年）、《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1991年）对民间故事的世界性传播的文化比较；《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年）中施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要素的详尽分析；《刘三姐传说试论》（1986年）准确地揭示出“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年）最早全面揭示这则著名神话系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图腾神话，证明我国图腾崇拜确曾有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1973年）将帛画与神话进行比较研究，使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的民俗共性一目了然；等等。这些新颖独到的发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一般文艺学方法所不能获得的成果，故也极大地提高了民间文艺的价值。
此外，民间文艺的教育价值、历史价值、娱乐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等等，钟先生亦有广泛的涉及，此不赘述。
方法论
关于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特殊的科学方法观，这里谈几点个人学习心得。
1．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方法论，经历了由粗到细，由浅及深，由小而大的艰难摸索和艰辛实践。在方法论的获得和形成中，钟先生是付出了代价，走过弯路，经过汰选、比较和选择，最终才达于化境的。最后的境界是一个体系化的方法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18]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的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第三个层次是适用于某种学科的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既有哲学层次，也有一般科学思维原则和思维方法，还有民间文艺学独特研究方法，以及相邻、相关学科的方法。在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发展中，方法论的成熟和完善是与他的学术体系的成熟即民间文化三学科统一构想的完成相同步的。
2．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钟敬文学术生涯中，很早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他从不讳言并引以自豪的。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在80年代以后更趋成熟，也更加脱去过去或作为一般科学，或过多政治影响的痕迹，更见一个学者对科学和真理的崇信，是真正自主自觉地深层次地选择。因为接受、学习、借用、见识过世纪风云中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想、观点、学派，并且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运用和提倡运用多学科的手段，他得出的结论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用于人生和学术最为有力和有效的思想武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钟敬文也多次反思了解放以来他自己和我国学术界的简单化即阶级分析至上的倾向，反思了受苏联“人民口头创作”思想的影响而导致一个时期我国学界对民间文艺学唯文学论的偏向。这种纠偏，并没有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放弃，相反更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他所确信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而不是片言只句、断章取义式的；是对经典作家理论加以消化和运用的，而不是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采纳。
3．民间文艺学的中国气派。无论是文艺学还是民俗学，它们对民间文艺的关注、研究都有着国际性的学术话语。以什么样的学术态势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终造就什么样的学术品格以为学科安身立命的灵魂，是民间文艺学作为独特学科的精神大纛。钟敬文为此一旗帜书写的是“有中国特色”几个大字。早在1934年，他就大声地喊说道：“从丰富的科学资料看，在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宜于做这一群学问探究的园地的呢？……我们的研究不一定只是欧、美学者们研究的延长或扩大，结果也许是它们（他们的成绩）的更根本的改进也未可知。”[19]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觅着他于1935年提出“民间文艺学”构想的思想端倪。钟先生早期研究民间故事（包括编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就坚持着两个原则：对传播和传人性的民间故事，实事求是地考察其在中国的流变，以补充国际学界研究之不足；对发源于中国又流布海外的故事，则结合中国文化细节加以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论说。
民间文艺学的文艺功用，实践功能，社会功效是学科实践的大问题。以研究人民文化为己任的民间文艺学如果最终与人民大众毫不相干（如在书斋里做和为书斋而做），就必定要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早在40年代初，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就已升华到很高的境界：“前线抗战的实践，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学术观和整个人生观统一起来了。我深切地体会到，我的学术，再也不能是与当前社会和人民没有（或很少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从此，我不管在一般文艺理论上，还是在民俗学的理论上，都要求自己与社会、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把它作为自己脑海里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标准。”[19]中国民间文艺学在新中国由于钟老的垂范，更是全面彻底改写了旧的学科历史。80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工作展开，全面普查、搜集、编纂民间文艺资料。钟先生不仅参与其事，任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并且深感自豪：“这项工程具有世界意义。哪个国家也没干过，因此被称为‘文化长城’。……这次进行十套集成志书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在政府有关文化部门的领导下，由专家学者、基层文化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相结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是中国的路子，发挥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协作的优势。……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搜集、保护民间文化财产的活动，但他们的制度和我们不同，没有我们的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气势和挖掘资料的广泛性与丰富性。这连外国学者都承认。”[20]当然，钟先生也认真地反思过50年代大跃进民歌运动的不足，犀利地批判过“文革”时期小靳庄群众诗歌活动的虚伪和假造，还严肃认真地反复强调集成工作的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过此一工作中的实际上的不足。这些都是另外的话题了。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它的学科史的历史沿革。中国民间文艺学不仅研究资源丰博，而且历史上对民间文艺研究、评说、采用的时代也很久远连绵。中国民间文艺学史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支，也是学科建设丰富的思想资源。钟敬文对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就学术份量特重，几篇文字，长达12万余字，足成一本小史。这也是钟先生“自觉地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一次生动学术实践和示范。此外，对待外国的经验和理论，学习和拿来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的结果，应该是壮大我们的科学，而不是削弱它，或取消它。”[21]
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是当的起“博大精深”几个字的。在研读钟先生的著述中，笔者深感他那实事求是，力求精进，力求科学、准确和完善的追求是何等的执著。他逐渐成熟和逐步提出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俗文化学三学科，都是学术实践实事求是的产物，是从实践中提出，而不是凭空构想的。所以，对钟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还应有一个三学科综合与比较的深探。这是钟先生留给我们后学的一个巨大课题。
总之，一生钟情和献身于人民文化、艺术的钟敬文先生，今天终于看见了这样一个学术景象：民间文艺作为人民的创造，得到珍爱，在学术和艺术的殿堂里闪烁出夺目的光辉；民间文艺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正与民俗学、民俗文化学一起向着广博和厚重的学术深处迈进。
（本文刊于2002年1月《民间文化》）
注释：
①《民俗文化学发凡》，载《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1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世纪老人的话·钟敬文卷》，8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2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④《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120页。
⑤《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2页。
⑥《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48页。
⑦《新的驿程·自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⑧《新的驿程·自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⑨《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1981年），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4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⑩见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5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1《〈民间文学〉发刊词》，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4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2同上。
13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见《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6页。
14《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268页。
15《钟敬文学述》，20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
17《〈民间文学〉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