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衣着与御寒、美饰。动物是没有衣物的，在人类最早脱离动物之初也是赤身裸体的。但是，人类很快就出于现实的需要，着手解决了穿衣戴帽的问题。最早的衣服，已无可考证了，但可以推测当是树叶和兽皮。兽皮制成衣服需要有应有的穿针引线功夫，于是我们从18000万年前的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骨针。山顶洞人的骨针，磨制精细，显示出高超的工艺和精湛的设计水平，可以想见，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发明和设计了，也可以想见这时的衣服缝制已经有了很可观的水平。山顶洞遗址还出土了许多小型的装饰品，如钻孔的兽牙120多枚，有虎、狐、獾、鹿、野狸和小食肉动物的犬牙，它们皆在牙根部位两面对钻孔，有的眼孔已磨光变形，当是长期佩戴所致。另有5颗钻孔牙出土时呈现半圆形排列，应是用如项饰，此外，人体饰物还有磨孔海蚶壳、钻孔石坠、石珠、骨坠、骨管等。这些饰物有直接佩戴的，如项饰；也应有用如衣饰，与衣裳相配的。这也说明这时的衣服和衣着已是有了鲜明的愉情审美的作用，衣裳的发展很早就进入了审美的行列。
与衣裳相类，从保护人体走向美化人体的还有纹身绘画。在较温暖炎热的地区，原始人通常喜欢纹身绘画。他们在身体上涂上涂抹油脂和粘土，以后，又在色彩和纹绘图样上增加内容。根据对当代原始部落的观察，这种纹身绘身表现为红、黑、白多色相间，图案逐渐定性为图腾崇拜的内容，色彩和内容最后在取悦异性，显示人体美上统一一致起来。
衣饰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人体扮演造型。即出于狩猎和巫术目的，原始人利用自己发明的衣饰能力，在狩猎时把自己打扮成猎物的形象，戴上兽角、兽头帽，穿上动物皮毛，伪装成动物。成者在巫术仪式上，以同样的穿戴，虚拟狩猎场景，祈求狩猎成功。这两种形象都曾多次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记录中，成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这种扮演摹仿本身，也正是艺术扮演和表演的先声。
2．民以食为天。在原始时代，这更是一条不可违逆的法则，饥饿本能是人类最强大的本能。为生存，为了延续生命，人类必须不余遗力地获取食物。在原始人那里，无论是制造和发明工具，还是举行巫仪祈求狩猎成功，都是为了解决吃的问题。狩猎和采集，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依次发展，都是围绕着吃什么怎么吃而发生的。石器工具为谋求人的基本之需上贡献多多，也为艺术发生奠定了身心基础和形式规则。火的发明及熟食的推行，使人类的饮食大进一步，也使人类有机会琢磨熟食的方法和器皿。于是，制陶业发展起来，陶塑、陶绘、彩陶到处都是艺术信息。陶器本身的形状，根据功能，有鬶、盉、斝、杯、盆等；根据造型，可见陶狗、陶猪、陶人等等；根据纹饰，可分为素陶、彩陶、黑陶、等等。人类善喜肉食，他们在饮食中，把玩各种猎获物；在饮食前的狩猎中，又仔细研究动物的特征，动物成了人类最熟悉的对象，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早期艺术，动物形象繁多，逼真，生动，成就巨大。在原始人那里，谁拥有的动物头骨多，谁就是狩猎英雄，动物骨胳收藏得多，谁就可以引以为荣和自豪。动物骨胳遂成为审美对象。骨器工具也日渐人类开发创造。兽骨、鱼骨、鸟骨等都被人类用为器物材料，制造出了骨刀、骨镞、骨刮、骨钻、骨针、骨矛头、骨鱼钩、骨制头饰耳饰等。我国峙峪遗址发现了有简单刻划条痕及打制痕迹的兽骨片，还有一件骨制的尖状器，其器形规则，是用动物的长骨片制成的。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了磨光的赤鹿角，角尖锋锐，似乎是残破的矛头。到了新石器时代，在丰富多样的原始文化艺术中，骨制品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河姆渡文化中出土的双鸟纹骨匕首就是早期线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骨匕两端刻有弦纹、点线纹，中心部位刻有两组双鸟纹图案，呈二方连续，其鸟有头冠，大而圆的眼睛，蹼足，尖勾嘴，应为水禽，刻划线条流畅，鸟形象生动准确，写实与装饰性变形夸张结合在一起，堪称精美的骨雕艺术品。江苏邳县刘林和大墩子遗址，出土了猪牙饰，是在猪獠牙的根部雕刻成猪头，其中细刻嘴、眼、鼻等部位，形象毕肖。此外，在河姆渡文化中，还有我国最早的象牙雕刻，透雕技术、阴线雕刻等技术纯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中国特色。河南长葛石固遗址二期墓葬出土有裴李岗文化骨哨，系用禽肢骨制成，呈管形，两端开口，中开一纵向椭圆形指孔，经烧烤，器表还有锯割的子沟，以及因长期抚摸而形成的凹陷。骨哨从民族学资料分析，既可用于狩猎，也是一种原始乐器。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多种骨哨或骨笛。此中最著名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出土的裴李岗文化中的骨笛。骨笛距今800年，是用截去两端关节的猛禽骨制成的，表面经磨光。管壁一侧钻有纵列7个直径1．58毫米的小指孔。陕西西乡何家湾仰韶文化出土的骨雕人头像、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镶嵌骨雕筒，都是别开生面的原始艺术。
3．人造世界的美与艺术。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漫长岁月里，数十万年间，中华人长期过着洞穴生活。由于我国南北方均有溶岩地貌，所以，后人从远古的洞穴中发现了多处人类祖先的遗址。根据一般的推测，在与洞穴文化的相同时代，人类应该还有巢居等居住形式，但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建筑或自造定居点的踪影，几十万年的穴居，虽然束缚了人类建筑艺术的萌芽，但它都培养了人类对居室的依赖、信赖和喜爱。洞穴的全封闭的带来安全、舒适、遮风避雨、群居等等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使人类有了对“家”和住所的房屋的基本要求和形式规则。在某种形式上也可以说，没有长期的洞穴生活，也就没有人类建筑的发明。
建筑艺术在原始时代，也是“高科技”的产物，它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能产生得太早。建筑的主体空间形式有待于人类对立方体、几何体的深刻理解；建筑的稳定、坚固、抵风御寒，抗击野兽攻击，则需要人类掌握高超榫接技术；建筑的或方或圆、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长或短，不仅仅是形式外观问题，也反映着社群关系，信仰关系，婚姻关系，风俗关系，爱好和趣味等。在这个人造的世界中，人类把仅仅属于人类所独有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情趣喜好、家庭和婚姻观念、劳动、创造和发明、制造装饰和艺术品，游戏、娱乐、模仿、歌唱、舞蹈、器乐等等给予了充分地强化和释放，为艺术的成熟发展创造了客观环境。
建筑艺术也有其由粗到精的发展过程。由于人类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定居于洞穴有明显的约束和制肘。洞穴一方面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又不能承受人类群体的发展和增长。为要适应狩猎、游牧的需要，结合洞穴的定居，较原始简单或临时的建筑应运而生。如一面坡式的风篱，进而到人字形式的窝棚，直至圆锥形简易建筑的发明。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的发明，定居的需要，永久性建筑终于出现。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出现了最早的半地穴式建筑，彭头山遗地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较小，呈不规则圆形，地穴仅剩15厘米深，底部较平整，北部残存一半圆形锅底状的灶坑。河南密县莪沟遗址发现的6座属于裴李岗文化的半地穴式建筑已有圆形、方形两种，面积最大的达十余平方米，穴底铺垫着二至六厘米厚的灰白色垫土成为平滑的硬土居住面，穴壁有柱洞供立柱撑顶，穴外有斜坡式或台阶式门道。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发现数十座新石器早期晚阶段的半地穴式建筑，呈长方形或正方式，最小的20平方米左右，最大达140余平方米，其修建整齐排列，有序安排，有合理的美学追求和社会规则。仰韶文化晚斯的房屋建筑还多分室，甚至有分为小房4间、大房子29间的房子。用白灰面、石灰涂抹的房屋也出现了，这样不仅防显、清洁，也给人以美观。河姆渡的干栏式木建筑则是南方建筑的代表。它们以木桩为底架，桩下的石础，桩上横木铺板，其上再立柱和梁，顶盖芦苇、篾席和茅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住房已有简单的建筑装饰，如半坡村落、姜寨遗址都发现有装饰图案。平滑的地面，光洁的墙面，或方或圆的屋体，穹隆形、圆球形、斜坡形、人字形的屋顶，这一切长期濡染了原始人，使此后的人类从小就受到原始建筑艺术的熏陶，培养了人类的形式感受能力和对方、圆、长、矩、梯、棱、三角、球等的认识、认同和喜爱，使他们在进一步发明和制造它种艺术器物时有了参照和比照。
4．舟船的艺术。人类行走生活中，对历史和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舟船的发明。舟船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傍水而居产生的。恩格斯说：“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①在世界各国神话中，洪水和舟船是一个重要的母题，西方的诺亚方舟，是人类再生之舟；我国许多民族都有葫芦在洪水来临之际拯救人类的神话，葫芦是一种民族特色的舟船而已。古代文献中对舟之发明也略有传说记入。《易·系辞》曰：“黄帝作舟楫”；《墨子·非儒》云：“巧倕作舟”；
①恩格斯：《家复、和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四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利用浮力以舟船渡水，是人类心智一大进步。人类不仅借舟船之便渡水淌河，更可以驾船捕鱼打捞，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能力。河姆渡遗址就出土有木桨实物。陕西宝鸡北首岭发现过一件彩陶壶，形如船，船上装有网状纹饰。河姆渡文化中也有陶塑舟。
三、科技萌芽与艺术规则的发生
从第一件人造工具的出现开始，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就开始萌发。无论石器从打制走向磨制，还是石斧、石球、石刀、石镞、石铲、石稆等多样石器的发明，或是火的发明、弓箭的发明、制陶的发明、鱼镖的发、骨针的发明、锯齿镰刀的发明、骨哨的发明、织机的发明、建筑的发明等等，莫不显示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人类创选思维的无穷替力。原始的科学发明，也遵循着相应的科学原则，这些科学原则某些形式与艺术原则是相通和相同的。科学萌生、技术发明也促进了艺术的发生发展。
1．狩猎与绘兽，在原始艺术中。最突出的艺术造型就是动物。彩陶中的动物纹饰生动别致，岩画中的动物栩栩如生，陶塑动物活灵活现，动物骨器可成多种艺术品。这些与人类长期的狩猎生活密切相关，或者说就是人类长期狩猎的副产品或必然产物。在北京人遗址中曾发现几十种哺乳动物化石，还有大量经火烧过的禽兽遗骸，其中有葛氏斑鹿、肿骨鹿及沙鸡、麻雀和野鸡等。仅肿骨鹿遗骸，就发现两千多个个体，说明这种动物是北京人主要的猎取对象。山顶洞人时期，除猎取兽、禽外，还学会了捕鱼，遗址中出土了草鱼、鲤鱼的骨化石。河姆渡时代出土的动物遗骸就更为丰富了。其中有梅花鹿、水鹿、赤鹿、小麂、四不像、獐、青羊、水獭、象和家畜水牛、猪、狗；有雁、鹤、野鸭、鹰等禽类；还有鲤鱼、鲫鱼、青鱼、鲶鱼、鳢鱼、鲻鱼等鱼类，以及杨子鳄、乌龟、中华鳖等。难怪河姆渡艺术中的动物形象魅力十足。半坡彩陶中的鱼形象丰富多样，大汉口等文化中的陶狗、陶猪或猪形鬶、狗形鬶也让人心旷神怡。
2．器形与艺术造型。旧石器时代开始的石器造型，经过长期实践，人类对各种几何图形和器形之功能有了深刻感知。河姆渡遗址有内口为椭圆形、外口为六角形或矩形的器物。四川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椭圆形陶盘。渭南史家村遗址有方杯。这些反映了人类在当时对这几种几何立体图形的概念。此外，在陶器的平面造型中也有许多三角形、菱形、方形、矩形、圆形和多角形等组成的几何图案。为了是花纹适应陶器器形弧度的变化，还利用图案特点，正倒相置，交错组成对称、连续、美丽、别致的图案。大汶口的三角纹和菱形纹彩陶壶，就是利用三角或棱形的特点，交错倒置，正反相间，使图案巧妙地适应陶壶腹部上宽下窄的变化，构成优美新颖的纹饰。又如屈家岭文化常见的陶球。球体中空，内装砂粒或小石子，摇晃有声，外表锥刺各种图案，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图案是用等腰三角形等分球体。整个球体被分为二十四个球面等腰三角形，于是在球体六个十字带的部位，各由等腰三角形组成有四菱形花瓣的图案。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对球体已有较好的认识，在实践中，人类得知了三角形可以不断等分为不同的三角形，并具有等分球体的几何学知识。这种陶球，音乐史家认为它们是音乐伴奏用的沙棰类东西。
仰韶文化中的尖底瓶既是一件艺术品，也是当时对重心原理的认识和运用水平的代表作。该尖底瓶，口小、短颈、粗腹、底尖，中部有一对系绳用的环耳，是一种汲水工具。汲水时手提绳子将瓶置于水中，这时因瓶是空的，重心在瓶的中上部，平就倒入水中。注满水后，重心移到瓶的中下部，恢复了平衡，瓶就直立起来。当代科学家就此指出：“远古居民在实践中很早就知道利用重心和定倾中心相对位置跟浮体稳定性的关系。”（戴念祖《中国古代力学知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141—14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出版）
3．数字与彩陶纹饰。数字的萌芽是从数字概念的确立开始的。我国彩陶丰富的装饰图案，其中一些既是美饰，也是数字概念的反映。半坡出土的彩陶中，对称、对等排列的三角纹、叙纹随处可见，有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组成的线纹，还有一个用锥刺点表示三角形，共有8个锥点，表明了1至8的数概念。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一件彩陶壶，肩部画有三组用10个小三角形叠砌而成的大三角形，既美观又识数。庙底沟一件陶器上网纹线条对称者有9条一组，12条一组；梅堰出土的鱼形骨匕，饰纹也多三组12条。这些图案具有规律性和数字化，是为了对称而有意安排的，它反映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数字概念，又造就了艺术装饰的美学原则。艺术与科学融为一体
四，血与火与自然四时变化的色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