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春明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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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促膝快谈灰心悲独活 临风品茗冷眼羡双修(3)

进了大门,走上那道石桥,只见桥底下,一片是绿,重重叠叠的荷叶,遮着不看见一点水,好像这一座桥,就架在荷叶上一般。李冬青道:“许久没来,荷叶就长得这样茂盛了。”史科莲道:“无论什么地方,总要偶然去一回,才觉得耳目一新,若是天天来,就不觉为奇了。你说对不对?”李冬青道:“极对,就是交朋友也要这样。所以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啦。”说着话,走到琼岛的山下,只见那满山的青草,长得格外蓬勃,而且因为都在大树底下,既青且润,正是昨天晚上被雨洗了,还没有干呢。李冬青道:“我们不要坐船过湖,漪澜堂那个码头上太乱。沿着海东岸,走到北岸去,你看如何?”史科莲笑道:“只要你走得动,我没有不赞成的。”两个议定了,沿着湖岸在槐树林下走。那偏西的太阳,晒着靠水的一排树枝,树的高处,前前后后,都是知了在那里喳喳地叫。从树底下看到满海的荷叶,中间露了一道白水,几只画艇在那里来往。有一只小船划到荷叶边去折莲花,惊起一只水鸟,在荷叶里飞了出去。李冬青笑着说道:“白水满时双鹭下,碧槐高处一蝉吟。”史科莲道:“你这好像又是做诗。”李冬青道:“不是做诗,是古人的诗,我看着现在的景致有些像那两句诗,所以念起来了。”史科莲道:“我们那姑丈,也会做诗。我看他做起诗来,皱着眉毛在廊檐底下,踱来踱去,口里不住地哼,比人家管家婆婆算柴米油盐账,还要难受,你为什么偏爱这个?”李冬青笑道:“你要懂得这个好处,恐怕还要读两三年书。不过你姑丈是做官的人,而且又有钱,他学这个,是学不好的,那倒真是找罪受。”史科莲道:“照你这样说,这诗是该穷人学的,阔人没有份。”李冬青道:“大概如此吧?”说时不觉走到濠濮涧的门口。史科莲道:“这里面很曲折,我们由这里绕了过去好不好?”李冬青口里没有答应出来,脚已经由大道上走去。翻过小小山坡,走到池子水榭边,卖茶的桌子上,有个人迎面站起来。李冬青一看,却是杨杏园,笑着点了一个头。史科莲和他见面多次了,自然认得,也点了一点头。李冬青看他坐的桌上,还有一个人,有些像官僚的样子,彼此并没有交言,就走过去了。杨杏园看着李冬青的背影,直过那道石桥。过了石桥,李冬青也回头望了一望。

杨杏园同桌的那一个问道:“杏园兄,你怎么认识这两个女学生?”这人是筹捐局里一个分局长,叫朱传庚,是杨杏园来自田间的一个同乡,脑筋十分顽固的,你要说是女朋友,那他就要生出许多议论,杨杏园因此扯了一个谎,随口答应道:“是朋友的家眷。”朱传庚道:“现在这些小姐们,都是行动自由,不要家里长辈领着,就可以出来的,我家里那些侄女,也是这个样子。我初次看见,是有些不以为然,后来一看其他亲戚朋友家里,都是这样,我也就不管了。”杨杏园道:“你有几位侄小姐侄少爷?都在读书吗?”朱传庚道:“各房都有几个,说起他们读书,太享福了,有的包车送,有的马车送,上起学来,路也不用走一步。”杨杏园道:“像你令兄在外交界上这多年,怎样汽车也没有一辆?”朱传庚道:“家用太大了,不敢再加开销了。况且他虽在外交界多年,不过是守着一个老缺,又没有大阔过,怎样能和别人打比呢?”杨杏园道:“听说庚子年,令兄在外交界上很出一点力。怎样这一场功劳,就这样埋没了?”朱传庚笑道:“这就难说。”杨杏园见他不愿说,心里想起一桩事,也就不问了,眼睛望着池子里的水,默然了一会。因问道:“朱先生要不要回会馆。”朱传庚看他这样子,是要走了,马上就要会茶账。便道:“我还要到大家兄那里去一趟呢,先走一步罢。”说着戴起草帽子,把桌上的烟卷拿了一支衔在嘴里,手上又抓了一把瓜子。便敲着茶壶盖,要叫伙计算账。杨杏园拦住道:“我还要坐一会儿呢,请便罢。”朱传庚倒真不客气,拱了一拱手就走了。

杨杏园在这里,又默然坐了一会,觉着一个人坐在这里无聊得很,不如出去走走罢,会了茶钱,走出濠濮涧,沿着北海东岸直向北走,信步所之,不觉已到五龙亭。只见亭子外面,靠东第一张茶桌上,便是李冬青和史科莲。李冬青看见,早站了起来,和他微笑点头。杨杏园走了过去,说道:“还没有走吗?”史科莲也站起来,微笑一笑,脸上似乎带着一点儿红晕。李冬青道:“这地方很好,靠着水草,有点意思呢。这里又有树荫,请坐一坐。”杨杏园和李冬青已经是文字之交了,坐着谈谈,自然不妨。不过和史科莲还不十分面熟,心里觉着还有点受拘束。史科莲自然也不能默然无声,便对杨杏园道:“请坐。”杨杏园身子站在桌子边,就在他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李冬青便斟了一杯茶送了过去,杨杏园伸手一扶,身子起了一起。史科莲想着:“据我所知,他两个人的友谊,大概很深,何以见面还是这样客气?这也叫着耳闻不如目见了。”李冬青搭讪着喝了一口茶,说道:“濠濮涧似乎没有这边好。”杨杏园道:“各有不同。那边是幽静,这边是旷爽。”李冬青道:“杨先生就只和一个朋友来的吗?”杨杏园笑道:“我是喜欢一个人出来玩的。今天到北海来,也是一个人,那个朋友,是在园里会到的。”李冬青笑道:“我刚才和密斯史说,那个人好像一个官。密斯史更说得妙,说他像文明戏里的老爷。”这句话,说得三个人都笑了。李冬青道:“我仔细想想,真有些像。”杨杏园笑道:“你二位说他像演戏的,不知道他就是优伶世家。”李冬青道:“他不是个官吗?我们看走了眼了。”杨杏园笑道:“没有看走眼,他本是个小老爷,不过祖宗是唱戏的罢了。”史科莲坐在一边,觉得一言不发,又显着小家子气了。也问一句道:“唱戏的后代,也有做官的吗?”杨杏园道:“怎么没有?不但后代做官,本人,就可以做官。二位大概知道唱小旦的常小霞,他就是一个参事上行走。还有那个唱老生的徐九胜,还兼着好几个挂名差事呢。”李冬青笑道:“这也未免羊头烂了。”杨杏园道:“其实呢,官本来就多,少几个戏子,也不见得减少政府的负担。”李冬青道:“我的意思,不是那样说,以为官场中何必要用戏子?”杨杏园道:“这也无非捧角。你想满清时代的阶级多严,我这位敝同乡的叔父,他是戏子朱白星的儿子,他在那个时候,就做了候补道了。”史科莲默念着道:“朱白星……呵!我想起来了,这不是很有名的人吗?我们在什么杂志上报上,常常看见提到他。”杨杏园抓了几粒瓜子,放在面前桌子上,然后一粒一粒的嗑着,笑道:“这话要说起来,是一段很有趣的逸事。这朱白星和我是个最近的同乡,因为他们的家庭,说他唱戏有辱祖先,把他驱逐出境。那个时候,北京有了皮簧班子了,他就一直跑到北京来唱戏,不到两年工夫,就出了名。后来自己做老板,升到内庭供奉,专和公子王爷来往,就发了财了。敝县那个地方是极注意家谱的,朱白星虽在京唱得像做了京官一样,他总是怕上不了谱,和家族还时常通信。有一年,他家里有一个举人到京里来会试,他花了整千的银子,款待那举人,想借此和家里人恢复感情。这位举人先是想走朱白星的路子,弄个翰林进士。偏是朱白星有几分憨直,没有和他运动。这举人受了他的钱,一点不见情,回得家去,写信将朱白星痛骂一顿,说他唱戏唱得做了宰相,也是一族人的羞耻。朱白星见同乡的人有这样不讲交情,以后就在北京娶妻生子,和家里人断绝关系。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依旧让他唱戏,一个替他捐了个候补道。据朱白星对他儿子说,唱戏不是正业,替国家办不了什么事,替祖宗增不了什么光。还是在读书上巴结一点功名的为是。但是本人是个穷汉,现在发了大财,也不可忘本,也把一个人去唱戏。”李冬青笑道:“这虽然是旧时人物的话,一个唱戏的人,有这样的见解,就也难得。”杨杏园道:“所以他死了这多年,人家还是念他。到了儿子手里,靠着王爷贝子贝勒的交情,他当真就做上一个道台了。后来不知道哪一个管闲事的人参了他一本,说他身家不清白。他早也知道这一着是不能免的,老早的就派人回乡去,和族下一个穷汉商量,在家谱上,彼此对调一下。把乡下人调着做朱白星的儿子,自己便去填他的缺。等到清室下旨查办,他把老早刻的家谱呈上,说是朱白星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回家务农,一个在京唱戏,哪里会钻出第三个人来?本人不错姓朱,和朱白星同乡,但是疏远极了。清室也明知道是一种把戏,念起朱白星在内庭供奉多年,是一代名伶,不忍难为他的后代,只要官样文章可以敷衍过去,也就不问了。所以朱白星的后代,就留下了一个做官的,一个唱戏的。”史科莲道:“杨先生怎样知道得有这样清楚?”杨杏园笑道:“敝处文风最坏,专出不通的秀才。可是戏好,许多有名的戏子,都出在那里。若是要像太史公一般,做起优伶列传来,那还要到我们那里去,找木本水源呢。刚才和我同座的,他的父亲,就是和朱白星儿子对调名分的那一位。朱白星儿孙做官,他实在有点功劳,所以他到北京来找朱白星的孙子。”李冬青道:“有一次去听戏,有一个四五十岁的生角出台,密斯余告诉我,那就是朱白星的孙子,大概那是唱戏的那一个了。但不知道做官的这一个,又是些什么官?”杨杏园道:“有文官,也有武官,说起来,还是二三班的西洋留学生呢。”史科莲见杨杏园坐在这里说得滔滔不绝,心想你在这里陪朋友谈话,那边的朋友,你就扔开不管了。心里好笑。李冬青未尝不知道杨杏园有个朋友在那边,但是他不说走,不能催他走。而杨杏园呢,他是送走了朱传庚,才到这边来的,心里更是不会想到走了。史科莲一想,要他走,先得止住他的谈锋。便对李冬青道:“在金鳌玉桥,望北海里边的景致,非常之好,到了这边来,又不过如此了。”李冬青道:“正是这样。将来你要上学,应该走这桥上过,你天天可以看一两趟了。”杨杏园道:“密斯史,要进哪个学校?”李冬青便代她答道:“打算进修德女子学校学图画呢。”杨杏园道:“很好,不过我听见说,学费恐怕不便宜。”史科莲听了这话,立时脸上加了一重忧色,不觉失神叹了一口气。李冬青对她笑道:“你不用着急,等我慢慢的筹划,这是什么大事,解决不下来?”史科莲道:“我倒不是为我自己打算,我是替一般没有钱的人着想,他们都应该做光眼瞎子的了。有钱的人,真是占便宜,吃好的,穿好的,读书也可以造高深的学问。这样一说,教育也是不平等的事了。”杨杏园道:“要说没有钱的人,赶快要先找个职业,倒不在乎求那个高深的学问,但是中学以下的教育,政府是应该尽义务的。现在许多穷人的孩子,没有书读,这倒是政府的责任。”李冬青听了,很是赞成,两人就由此谈到教育上去。这个说,应该实行强迫教育,那一个说,不妨试行道尔顿制。越说越有味,又把史科莲搁在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