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族风俗史(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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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秦汉汉族生产风俗(1)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确立的时期,农副业生产达到很高水平,精耕细作的生产传统已形成。除中原传统农业区域外,边区的农业开发也有长足进展。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铁制农具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使用地区更为普及,牛耕技术不仅在中原地区普遍采用,而且推广和传播到了边远地区。一些新的耕作方法,已开始出现或逐步推行。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也初具规模,经贸也变得繁荣起来。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下,此期的生产风俗也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出现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独特的生产风俗事象。

一、农业风俗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除中原传统农业区域外,边远地区的农业开发也长足进展。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铁制农具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使用地区更为普及;牛耕技术不仅在中原地区普遍采用,而且推广和传播到了边远地区;精耕细作的生产传统已形成,一些新的耕作方法,已开始出现或逐步推行;新的种植作物的引进和作物新品种的培养,丰富了种植内容;地主田庄规模的扩大,刺激了园圃业的发展。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秦汉的农业风俗。

1.牛耕风俗普遍

我国的牛耕起源于殷商、发展于战国,普及于东汉。在秦汉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木耕手耨”的人力耕作仍然普遍存在,牛耕并没有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汉时期,封建中央政府大规模地推广了牛耕。“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汉书·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假与(贫民)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之类的记载史不乏书。一些地方长吏也“劝民务农桑……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汉书·龚遂传》。,积极推广牛耕。

考古发掘也证明汉代普遍施行牛耕。甘肃武威磨咀子西汉末年的木牛和木犁模型,《武威磨咀子之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山西平陆枣园村新莽时期的壁画《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考古》1959年9期。、江苏睢宁双沟的东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石》,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山东滕县宏道院的东汉画像石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陕西米脂的东汉画像石《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3期。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壁画中的牛耕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都直观地反映了汉代牛耕的情景。

汉代有一种独特的牛耕习俗,即所谓“耦犁”。《汉书·食货志》载曰: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二牛三人”指二人各牵一牛,二牛合拉一犁,一人扶犁。近年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壁画中的牛耕图,大多数是所谓“二牛抬杠”。两头牛抬着犁衡,牵引着一张长辕的犁,一人扶犁并驱牛,这是汉代牛耕的最通常的形式(图3)。

“二牛三人”的耕作形式,提高了劳动效率。在武帝末年实行代田法,用耦犁之后,“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邓展注曰:“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畮,于古者十二顷。古百步为畮,汉时二百四十步为畮,古千二百畮,则得今五顷。”三人种五顷,较之“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畮”《淮南子·主术训》。,其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秦汉时期还出现了耧犁,又称耧车,是一种可将犁地、开沟、下种、覆土等工作一次完成的农具。当时在北方可能已广泛应用,如山西平陆枣园村的汉墓画中有三足耧;《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考古》1959年9期。陕西富平《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土》,《文物》1966年1期。、河南郑州古荥镇《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2期。、北京清河朱房村《略谈北京出土的辽代以前的文物》,《文物》1959年9期。都出土有汉代的铁耧脚。与耕犁用二牛牵引不同,壁画中的耧车只用一牛牵引,这显然是由于牵引耧车所需的力远比牵引耕犁所需的力为小之故。

汉代普遍施用了铁犁牛耕,其耕作范围主要在北方旱地区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以水田为主,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耕作方式与北方迥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采用铁犁牛耕,而是“火耕水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汉书·地理志》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盐铁论·通有》亦有类似记载,曰:“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今安徽石台县东北)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史籍记载表明,汉代的火耕水耨之俗,在南方流行较为普遍。

关于火耕水耨的具体内容,古人有不同的解释: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言风草下种,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则草死而苗无损也。耨,除草也。”《史记·平准书》裴鮣《集解》引。东汉应劭则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⑧清人沈钦韩引用《周礼·地官·稻人》和《齐民要术》曰:“火耕者,刈稻了,烧其槁以肥土,然后耜之。《稻人》职:‘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齐民要术》:‘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持木斫平之。纳种。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侵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须薅。’”三说当以后说为是。

南方温暖的气候,丰富的降水量,陂泽遍野的自然条件为火耕水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可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西汉武帝时,“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史记·平准书》。火耕水耨给南方农业生产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2.“百谷”到“五谷”

西周之前,人们种植的谷物种类甚多,时有“百谷”之称,如《诗经·小雅·大田》曰:“播厥百谷”;《尚书·舜典》曰:“汝后稷,播时百谷。”春秋之后,作为谷物泛称的“百谷”已为“五谷”所代替。如《论语·微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五谷”究竟具体指哪五种谷物,郑玄注《周礼·天宫·疾医》曰:“五谷,麻、黍、稷、麦、豆也。”但郑玄在注《周礼·夏官·职方氏》时,又将五谷释之为“黍、稷、菽、麦、稻。”稻是南方作物,以稻替代麻而作为五谷之一,说明南方农业生产在全国的地位增强。秦汉时期黍、稷、菽、麦、稻就成了最主要的作物种类。

秦汉时期的主要作物种类,虽未超出前代的范围,但各类作物之间的比重,发生了一些变化:麦和稻的种植更为普遍,其在各类作物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先秦时代的史籍中,往往“黍稷”、“菽麦”连称,说明当时习俗以种植黍、稷、菽为主,麦、稻的地位似不及黍、菽。秦汉时,由于麦的种植逐渐普遍,麦在五谷中的地位得以提高。西汉董仲舒曰:“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稷)也。”《汉书·食货志》。两汉朝廷曾下令推广种麦。如西汉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纪》。;东汉永初三年(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纪》。

江南地区自古“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种稻是传统习俗。秦汉时期,随着江南人中的增加和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南方种稻业的发展十分突出,有关“大造稻田”的记载水胜枚举。而且已在北方部分地区推广种稻。如:西汉哀帝时,贾让曾经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汉书·沟洫志》。秦彭在山阳(今山东省西南部)任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东汉时张堪在渔阳任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刘靖都督河北诸军事,“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三国志·魏书·刘馥传》。,等等。这就为秦汉以后北麦南稻我国种植格局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经过长期选择和培育,秦汉时期各类主要粮食作物已出现许多栽培品种。据西汉《氾胜之书》载,麦已有大麦与小麦、“旋麦”(春麦)与“宿麦”(冬麦)的区分。江南的稻作农业也渐趋良种化,比较著名的水稻品种有“华乡黑秬”、“滍皋香粳”,张衡:《南都赋》。“新城粳稻”《艺文类聚》卷八五,引曹丕《与朝臣书》。等。1976年在湖北江陵风凰山西汉墓葬中,曾发现随葬的稻穗四束,经鉴定,属于品种纯正、能耐水肥的粳稻。《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3.渠灌流行

秦汉时期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其中规模最大者当属黄河的治理。如汉文帝时“河决酸枣”,“于是东郡大兴卒以塞之”。汉武帝时,“河决于瓠子”,“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汉书·沟洫志》。东汉时,汉明帝“发卒数十万”治理黄河,“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后汉书·王景传》。,工程浩大,都由朝廷统一组织。至于各地的渠堰陂井的修建,则多由官府牵头,依靠民间力量完成。

秦汉时期,社会重视沟渠的开凿和修建,修渠引水灌溉农田成一代之风俗。据《汉书·沟洫志》说:自黄河瓠子决口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秦汉时期开凿的新渠数量甚多,分布极广。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武帝时开凿的漕渠和白渠。漕渠自长安东至黄河,长三百余里,历时三年开通,“以漕,大便利”,“渠下之民颇得以溉”,在漕运和灌溉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益。白渠引泾水入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史记·河渠书》。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原有渠堰的维修和完善。如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华阳国志·蜀志》。,使都江堰水利工程更趋完善。汉武帝时,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增开了六道支渠,以辅助灌溉,号称“六辅渠”《汉书·倪宽传》颜师古注。,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东汉时期,有关修渠的记载甚多,如:“修理鮦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后汉书·何敞传》。;“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后汉书·安帝纪》。修复和扩建汝南郡“鸿隙大陂”,“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后汉书·许杨传》修复下邳蒲阳陂,“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后岁至垦千余顷”《后汉书·张禹传》)李贤注引《东观记》。等。并注意筑塘造陂,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组织百姓“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堤塘周回五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太平御览》卷六六引《会稽记》。;益州郡“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后汉书·西南夷传》。;南阳郡“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后汉书·杜诗传》。;广陵郡“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后汉书·马棱传》。利用渠堰塘陂灌溉是秦汉农田用水的主要风俗。

在广大地区,则是利用地形,因地制宜地修建各种小型陂池塘潴,灌溉农田。近年来,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地曾多次出土过汉代陶水田、陶池塘模型。模型的水田与池塘毗邻相连。中间有各种水道贯通。这些模型表明,南方稻作地区广泛流行修挖小型陂、池、塘、潴的风俗,在稻作生产中起重要作用。

另有凿井灌溉之俗。提取井水以灌农田,古已有之。随着秦汉提灌工具的改良,凿井灌溉之俗更加流行。并创造出特殊的“井渠”技术。《史记·河渠书》载曰:汉武帝时,为了“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发卒数万人引洛水至商颜下,因岸时常塌,“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

在农田灌溉方面,许多地区都订有相应的“乡规民约”,以规范用水管理。如西汉倪宽为关中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汉书·倪宽传》。;召信臣在南阳修建陂塘,“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汉书·召信臣传》。

秦汉时期的提水用具已有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翻车、渴乌等。《后汉书·张让传》曰:掖庭令毕岚,“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章怀太子注曰:“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如筒,以气引水上也。”今人刘仙洲先生认为,翻车即后世的龙骨水车;渴乌即虹吸管。《中华文明史》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翻车和渴乌的使用,使提水灌溉的效率有了提高。

4.铁农具普及

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已被普遍使用,尤其是耕犁比之先前有了很大的改进。已出土的汉代实物中既有轻巧灵便、适于耕垦熟地的小型犁铧;又有锐利厚重、适于开辟荒地的大型犁铧;还有用以开沟做渠的巨型大犁。巨型大犁汉代文献中称作“钤”,《说文》:“钤,钤,大犁也”,它“数牛挽行”,“濬犁”。小铧,为“耩”之类的农具,是一种小型无壁的犁铧,用以中耕除草壅苗、开浅沟的。舌形大铧,主要用于耕翻田地。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犁铧,还往往伴有V字形犁冠,其形状与战国铁口铧相似。铧冠的作用在于保护犁铧,延长其使用寿命。由于铧冠器形小、用料省、便于2制造和更换。从出土实物看,它的铁质常优于犁铧部分,体现了“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这也是铁犁铧在汉代有新发展的又一表现。汉代耕犁上已开始广泛使用犁壁,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陕西省的咸阳、西安、礼泉,河南省的中牟,山东省的安丘等地都有出土。汉代的犁壁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菱形壁、板瓦形壁、方形缺角壁和马鞍形壁。前三种壁是向一侧翻土的,后一种壁可向两侧翻土。从汉代壁画和画像石刻来看,犁的结构,已具备框形犁的雏形。木质部件有犁底、犁箭、犁辕、犁梢、犁衡等部分;铁质部分有犁铧、犁壁。汉代耕犁犁底(床)较长,多为直辕犁,犁架装置还较简单,但其结构已基本定型,后世的耕犁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和发展的。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载《文物》1977年第8期。

除犁以外,汉代其他农具也有很大发展。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脱粒到农产品加工的农具有30多种,其中有些是新出现的,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重大意义。如耧车,《政论》曰:“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这种耧车或叫耧犁,实为一种畜力播种器。“三犁”指耧车的三个耧脚。用耧车播种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覆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播种效率较高,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耧车传到敦煌,其效益是“所省佣力过半,得谷加五”。

5.二年三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