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就出卖革命，叛变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反党篡军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
五“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当时和后来曾多次谈及。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毛泽东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也多次谈到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97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
邓小平对张国焘的这一密电事件一直是肯定其存在。他的女儿毛毛记述这一事件时写道：“过草地后，张国焘一再迟滞，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同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来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这封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陈毅于1964年12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两句赞语，写在叶使用的笔记本里：“剑英道兄正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徐向前于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之际，赠叶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
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巴西会议的参加者，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到了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谈话的情形：“有一次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向刘英也曾讲过上述同样的内容。
巴西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和重要当事人王稼祥曾向朱仲丽说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对党很忠诚，很机智，积极维护党的团结，他将张国焘背着中央下令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及时报送毛主席，立了一大功。”
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他在1959年8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也谈了叶剑英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作用。
杨尚昆1986年9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回忆了当时密电来往，直属队“打粮”，与叶剑英星夜出走，李特“追兵”，以及毛泽东劝阻，当众散发传单等具体情景。他说：“当时中央和我们对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分裂党和红军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没有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当时在潘州镇与杨尚昆同住一室的陆定一也回忆了类似内容。1984年4月3日，杨尚昆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谈话，对这段史实作了更为具体的回忆。
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在与这位美国作家谈话时也谈到张国焘密电问题，他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聂荣臻在1977年5月14日为叶剑英祝贺八十寿辰，曾赠诗一首：“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其中“川西传讯”即指张国焘密电事件。1986年，他在《吕端大事不糊涂》一文中写道：“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竞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
1981年，邓颖超在接受爱泼斯坦、刘洪、曾淑芝采访时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
薄一波在谈到叶剑英一生中两件最大的贡献时说：“一件是长征途中获悉了张国焘要陈昌浩南下的电报，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记得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涂’，剑英足以当之！我想主要指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
当时曾受叶剑英之托保管甘肃地图的萧向荣和接到叶剑英电报立即从包座返回总指挥部的刘志坚，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叶子龙、陈昌奉、黄有风、范金标等回忆密电事件和中央脱险的经过，都证实了密电确实是迫使中央突然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徐海东将军当年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张国焘密电事件，但他听毛泽东亲自向他谈过这件事的经过和叶剑英的功绩。徐文伯回忆说：“父亲生前非常敬重叶剑英，常常告诫我们要好好向叶伯伯学习，毛主席多次夸他大事不糊涂，当年张国焘闹分裂时，多亏他把张要右路军南下的密电送给毛主席。主席说，好险啊，差一点脑袋就搬家了！”
此外，还有一些与张国焘密电事件有关的当事人、知情人，以及许多参加过长征，了解同张国焘斗争情况的老同志，如凯丰、成仿吾、萧劲光、何长工、黄克诚、伍修权、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宋任穷、许世友、宋时轮、李聚奎、王平、陈士榘、李伯钊、余秋里、欧阳毅、孔石泉、莫文骅、孙毅、方强、叶楚屏、吴烈、何廷一、曾希圣、童小鹏、钱益民、石敬平、贺俊桢、周涌、钱江、戴镜元、李质忠、颜太龙、范希贤、徐国珍等著文、谈话，回忆张国焘的密电事件，都有同样的记述。他们认为，叶剑英获取张国焘密电这一功劳已载入史册。当年，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是张国焘错误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党中央同张国焘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当年参加长征同志的个人命运问题，更主要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看过吕黎平回忆的电文抄件后说：“意思是这样。”其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胡乔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0月6日，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摘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关于密电的谈话材料，并整理一份《关于吕黎平回忆长征途中张国焘“密电”事件的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材料呈报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当即报给杨尚昆、胡乔木。
1984年9月7日，曾在长征途中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张国焘的电文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此后他又有专著论述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叶剑英逝世以后，经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胡耀邦于1986年10月29日代表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再一次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六北上到吴起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于10月上旬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彭德怀、叶剑英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彭德怀一把将他按倒，一颗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叶剑英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心头，曾多次对孩子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
陕甘支队继续向臭起镇前进。在吴起镇何连湾一带，彭德怀、叶剑英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敌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的敌骑兵2000余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的2．5万里长征。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男女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首史诗谱写的光辉的篇章，永放光华。